盘点唐宋八大家的人生最后时刻：落幕里的风骨与遗憾

韩愈：硬骨终耗于仕途，临终仍守文人心

长庆四年（824年）的长安春寒未消，57岁的韩愈卧病在靖安里府邸，足疾已让他难以起身，却仍强撑着处理文稿。这位因谏迎佛骨险些丢命的文人，晚年虽重回仕途巅峰，却始终被旧疾与官场内耗纠缠。离世前几日，他听闻同僚李翱蒙冤，不顾家人劝阻，亲笔写下书信为其辩白，字字铿锵如当年直谏宪宗时的气魄。

他深知时日无多，召来弟子皇甫湜，托付诗文集的编纂之事，反复强调“文必载道，勿为浮华之语”。最终在二月十二日溘然长逝，临终前手中仍紧攥着未改完的手稿。韩愈的落幕没有波澜，却把一生刚直刻进了最后时光——纵经贬谪磨折，从未向权贵与流俗低头，用最后一口气守住了文人的底线与文脉的根基。

柳宗元：瘴疠锁归程，遗言托挚友传文脉

元和十四年（819年）十一月，柳州的瘴气比往年更烈，47岁的柳宗元已卧床半月。永贞革新失败后，他贬谪十余年，从永州到柳州，早已把他乡当故乡，却在大赦令下达时，燃起了归乡的执念。他强撑着整理行装，甚至写下《别舍弟宗一》，字里行间满是对故土与亲人的眷恋。

可命运终究苛待，归乡行囊尚未备好，他便已病入膏肓。临终前，他召来仆从，将毕生著作手稿悉数打包，托付给挚友刘禹锡，含泪叮嘱“吾文幸有子厚（刘禹锡字）存，必传后世”，还特意交代要删去早年意气风发的政论，怕连累亲友。十一月初八，他在遗憾中离世，至死未能踏上归乡路，唯有文脉借着刘禹锡的手，流传至今。

欧阳修：归园田居藏通透，安然落幕留文坛

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颍州西湖的荷花正盛，66岁的欧阳修却已无力再泛舟。三年前，他看透新旧党争的浑浊，执意辞官归隐，在颍州筑屋而居，每日与友人饮酒赋诗、修订史书，日子过得闲适通透。离世前几日，他精神忽然好转，还召集家人翻看《新五代史》初稿，笑着说“此史可告慰先贤矣”。

他特意嘱咐家人，身后薄葬，不请朝廷追赠谥号，不立碑刻传，只求清净归土。闰七月二十三日，他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临终前无痛苦，无遗憾，唯有桌上摊开的《新唐书》残稿，见证着他对文坛的最后牵挂。欧阳修的落幕，是文人最圆满的结局——功成名就后急流勇退，用从容守住了一生清誉，也为北宋文坛留下了精神坐标。

苏洵：大器晚成空有志，临终托孤寄厚望

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开封城内的柳絮纷飞，58岁的苏洵却在病榻上气息奄奄。这位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的学者，凭文章名动京师，却始终未能跻身仕途核心，晚年仅以布衣身份修撰《太常因革礼》，毕生经世抱负终究落空。病重后，他最放心不下的，是苏轼、苏辙二子。

他特意派人请来欧阳修、韩琦两位挚友，拉着二人的手托付幼子：“轼、辙虽有才，然心性各异，望公等照拂，教其谨守本分，以文立身。”同时，他强撑病体整理诗文，把未完成的《六国论》续稿交给苏轼，叮嘱其补全。四月二十五日，苏洵溘然长逝，临终前仍望着二子的方向，满是牵挂与不甘。好在苏氏兄弟后来名满天下，终究没辜负他的嘱托。

苏轼：颠沛归程终落幕，豁达尽付寸心言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常州藤花旧馆内，65岁的苏轼已油尽灯枯。六年贬谪惠州、儋州的岁月，把这位“坡仙”磨得形容枯槁，元符三年大赦北归时，他辗转千里，每到一处都有百姓夹道相迎，却也因旅途劳顿多次病危。抵达常州后，他自知时日无多，拒绝了官府的医治，只求安静离世。

苏辙赶来探望时，他已神志昏沉，醒来后握着兄长的手，缓缓说道“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汝勿忧”，随后又写下“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的绝笔。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在亲友环绕中离世，临终前没有抱怨半生颠沛，唯有对生死的通透与对兄长的牵挂。他的落幕，是一场豁达的告别，把苦难活成诗的风骨，从此定格在千年时光里。

苏辙：隐忍半生归田园，寿终正寝守文脉

政和七年（1117年）十月，颍昌府的秋意正浓，74岁的苏辙闭门谢客，潜心整理与苏轼的诗文合集。与兄长的外放张扬不同，他一生隐忍沉稳，历经党争贬谪却始终保全自身，晚年辞官归隐后，自号“颍滨遗老”，不问政事，只与笔墨为伴。离世前一月，他已整理完《栾城后集》，逐字校对，生怕遗漏兄长的遗作。

他特意立下遗嘱，要求家人薄葬，不与兄长苏轼合葬，只因“吾兄一生颠沛，愿其安息，勿扰之”。十月三日，苏辙在睡梦中寿终正寝，临终前面色安详，桌上还摊着苏轼的诗稿，墨迹未干。他的落幕平淡无波，却用一生隐忍守住了苏氏文脉，也用高寿与从容，弥补了兄长早逝的遗憾。

王安石：变法梦碎忧愤终，孤傲落幕留争议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江宁半山园里，66岁的王安石卧病不起。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全盘废除新法，这位以“天变不足畏”推行改革的斗士，一夜之间成了朝野抨击的对象，被迫辞官归隐，在孤寂中度过晚年。当新法被尽数废除的消息传来时，他当场呕血，此后便一病不起。

临终前，他拒绝见任何朝廷官员，也拒绝接受追赠的官职与谥号，仅留下遗言“吾法虽败，然初心不改”。他让弟子烧毁了未完成的变法文稿，不愿让其成为后世攻击的把柄。四月初六，王安石在忧愤与孤傲中离世，一生都在为理想抗争，却终究没能熬过时代的洪流。他的落幕满是悲凉，却也为北宋历史留下了最具争议的改革印记。

曾巩：低调勤勉终其生，病榻校史守本心

元祐二年（1087年）四月，江宁的春雨连绵，65岁的曾巩滞留于此，重疾缠身。这位唐宋八大家中最低调的学者，一生清廉为官、潜心学问，晚年被召为中书舍人编修史书，却在赴京途中病倒。即便卧床不起，他仍让助手把史书初稿送到床前，逐字校对，生怕出现一处谬误。

他叮嘱助手“史书者，记国之兴衰，一字不可轻改”，哪怕气力不支，也坚持亲自修改存疑之处。四月十一日，曾巩在病榻上离世，临终前仍紧攥着史书稿，眼神坚定。他的落幕没有波澜壮阔的故事，却用一生勤勉与严谨，诠释了学者的本分。相较于其他大家，他虽低调，却以扎实的学问，在文坛留下了不可替代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