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蒋介石的权力和威望达到顶峰时，为何恰恰是他没落的开始？

很多人觉得，一个人的垮台是从打败仗开始的。

但历史往往更讽刺：它经常是从这个人觉得自己终于登顶了、没人能管我了那一刻开始的。

1945年的蒋介石，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例子。

那一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蒋介石的权力和威望达到空前高度。

不仅享受着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而且还有美国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国民党军队规模膨胀至450万人。

此时蒋介石不仅风光，看起来确实站在了人生的最高峰。

美国《生活》杂志把他跟罗斯福、丘吉尔并排称为“世界四巨头”，他的画像挂满了全国各大城市。他在重庆发表广播讲话，宣布抗战胜利。

我党也非常大度的提到他是“抗战最高领导者”。

其实，正是在这光芒万丈的巅峰时刻，蒋介石和他领导的政权，已经开始悄悄滑向深渊。

而到了1947年，他做了一个看似抓权的决定，实则是在放血。

就是取消军队里的党组织控制。这不过是他在下坡路上的一次挣扎，但下坡路一旦开始，谁也拉不住。

1945年抗战胜利，蒋介石回到南京，接受的是万人空巷的欢呼。但这欢呼声里，已经混进了杂音。

最令民众失望的是国民党的“接收”工作。这本应是恢复秩序、重建国家的开始，却变成了有组织的掠夺，被称为“胜利大劫”。

沦陷区的老百姓盼了八年，盼来“中央军”，结果等来的是一群接收大员。这些人把日伪的工厂、仓库贴上封条，转手就揣进自己腰包；甚至把老百姓的房子贴上敌产标签，强行没收；连大汉奸周佛海，只要肯塞钱，也能逍遥法外。

当时有句顺口溜流传甚广：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著名作家张恨水得知这个情况后，写了一篇《五子登科》的小说。

书名化用典故，讽刺接收官员疯狂索取的金子、房子、车子、女子、票子。

其直接描写国民党政府派员到各地接收敌伪资产的过程，揭露了接收大员们贪污舞弊、疯狂敛财的丑行，大失民心。

但蒋介石没办法管。为什么？因为抢钱的都是他的亲信，是他各个派系的骨干。他的权力就是靠这些人撑着的，真要反腐，就是挖自己的墙脚。

这就是个人集权的死结——看起来权力无限大，实际上被小圈子绑得死死的，想动谁都不行。

紧接着，钱袋子也崩了。为了打内战，国民政府疯狂印钞票。

1945年8月，一美元能换700元法币；到了1948年，一美元要换11万元法币。上海市民买米得用麻袋装钱，工资发下来还没焐热就贬值一半。

士兵饿着肚子打仗，老百姓看着积蓄变废纸，谁还拥护你？

经济这么一崩，蒋介石的权力根基其实已经松了，只是表面上还看不出来。

表面上看，1946年的蒋介石拥有中国近代以来最强大的武装力量——450万大军，其中39个师是全美械装备，飞机大炮坦克齐全。

但实际上，这支军队是里面早就四分五裂。

国民党的军队从来不是“党军”，而是“私军”。虽然挂着国民党的招牌，但实际上分好多派系：黄埔嫡系、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晋系阎锡山、西北军、东北军……大家名义上听中央的，实际上各怀鬼胎。

蒋介石管军队有个毛病：任人唯亲。他任免将领不看能力，只看是不是自己人。

黄埔军校出来的，哪怕打了败仗也升官；非嫡系的，胜仗打再多也受排挤。

1947年，桂系白崇禧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听起来位高权重，实际上重要军事会议都不让他参加，完全被架空。

这种派系分裂在战场上直接要了命。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蒋介石的王牌部队整编74师被陈毅、粟裕包围在山东孟良崮，师长张灵甫拼命发电报求救。

周围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包括李天霞的83师等部队，硬是逡巡不前，坐看74师全军覆没。

为什么见死不救？有的是杂牌军，本来就担心消耗自己的实力；有的是黄埔系，但和张灵甫有私人恩怨；有的干脆是派系矛盾，巴不得看嫡系吃瘪。

蒋介石在南京气得暴跳如雷，但电报拍烂了也没用——这些将领心里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不是为“党国”打仗，是为自己的地盘和前途打仗。

这时候就看出党指挥枪”的重要性了。很多人以为国民党和我党一样有这套制度，其实完全不是。我党从三湾改编就确立“支部建在连上”，每个连队都有党支部，重大事项集体决策，指挥统一。

到了1947年，蒋介石明显感觉到不对劲了。军事上接连失利，孟良崮打完又是其他败仗；经济上通胀止不住；政治上民心在流失。他觉得问题出在“管得不紧”上，认为军队里的政工系统太无能，甚至可能藏有我党渗透人员。

这年9月，国民党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三青团并入国民党，军队里的党部系统改归国防部管。以前军队里还有国民党的特别党部，有政工人员盯着将领们，虽然效率不高，好歹是根维系中央权威的绳子。

现在绳子剪了，将领们直接听命于军事主官，蒋介石想靠个人关系一本万利地控制全军。

这一招看似在集权，实际上是在放血。

首先，国民党的军队本来就没有真正的“党指挥枪”制度，现在连那点形式都扔了，彻底变成了枪指挥党，或者就是各个将领自己指挥自己。

蒋介石高估了自己的精力。一个人再厉害，也不可能同时指挥几百万大军的每一次调动。但他偏偏喜欢这么干——这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微操”。

他坐在南京总统府，用无线电直接给前线的团长、营长打电话，一个团的调动都要他批准。

淮海战役时，杜聿明已经撤出徐州后在撤退途中，就因为蒋介石一封手谕，命令他回头去救黄维兵团，这也是他们几十万大军被围歼的原因之一。

杜聿明后来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蒋介石越级指挥、朝令夕改。

还有辽沈战役，在锦州失守后，蒋介石绕开前线总指挥直接给廖耀湘兵团下达西进、南下、东撤的矛盾命令，导致廖耀湘兵团在辽西进退失据，最终被东北野战军全歼，这也是辽沈战役中国民党军惨败的重要指挥层面原因。

这种个人集权的指挥方式，让国民党军队失去了灵活性和主动性。 将领们不敢做主，事事请示；蒋介石又不可能了解每个战场的具体情况，导致指挥混乱，屡失战机。

所以说在1947年取消军队党部后，这种指挥上、思想上、执行上混乱更严重了。因为没有了党务系统的约束，将领们更敢“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蒋介石又更不放心，于是抓得更紧，形成了恶性循环。

他以为这是在挽救颓势，实际上是在加速崩溃。下坡路一旦开始，单靠自己抓方向盘是刹不住车的。

蒋介石政权的迅速崩溃，其实最大的原因是民心流失。抗战时期积累的民族大义光环，在短短几年内被腐败无能的统治消磨殆尽。

真正的权力不是靠职位和军队数量堆出来的，而是靠人心。

1946年闻一多被暗杀，让知识分子彻底寒了心。这位曾在抗战中支持国民党的学者，最终死在特务枪下，费孝通、冯友兰等知名学者纷纷公开批评政府。民盟等民主党派也逐渐倒向我党。

农民的支持更是决定性的。国民党在农村不搞土地改革，地租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我党则通过"耕者有其田"赢得了广大农民的心。

教员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到了1948年，国统区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响彻各大城市。曾经拥护蒋介石的城市中产阶级，也因经济崩溃而改变立场。

这个政权已经失去了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支持。蒋介石的个人集权统治，最终导致了他与整个社会的脱节。他听到的都是身边人的阿谀奉承，看不到真实的民情。

他以为靠个人权威就能掌控一切，实际上连最基本的民心都守不住。

1949年12月，蒋介石从成都飞往台湾省，离开大陆时身边只剩下几个亲信。

距离他在重庆接受万人欢呼，仅仅过去了四年。那些曾经挂过他画像的城市，现在挂的是别人的像。

他带走了大量黄金和丝绸，但带不走已经咽气的民心。

在台湾，蒋介石晚年反思说：“我们此次失败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这句话道出了一半真相。

当他已站在权力的顶峰上，1947年砍掉了军队里的党组织，把缰绳紧紧攥在自己手里时，他以为自己能驾驭全局，却不知道那台机器早就散了架。

从“劫收”腐败失去民心，到恶性通胀掏空经济，从派系分裂瓦解军力，到微操指挥葬送战场优势——这些病根在1945年胜利时就已经种下，1947年的改制不过是他在下坡路上的一次徒劳挣扎。

历史再次证明：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终于理顺了、没人能制衡我了”的时候，往往就是他最危险的时候。 因为这时他会误以为之前的成功全靠个人能力，从而把支撑他的制度、规矩都当成累赘扔掉。蒋介石用1947年后的失败告诉我们：顶峰有时候不是高原，而是悬崖，虽然看起来最高，但是底下就是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