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凌晨一点，老槐树的影子斜斜地切过门槛。他和父亲蹲在影子里，中间摆着半瓶酒。父亲忽然抬手，指向黑黢黢的树冠：“年轻时，总想砍了它。现在，倒离不开了。”
风穿过枝叶，声音很轻。他捏着酒杯，没说话。父亲的手在昏黄灯下摊着，厚茧像老树的疤，指节粗大变形——这双手握过画笔，后来握了三十年方向盘。
那只旧樟木箱，他小时候偷偷撬开过。一沓沓画稿，纸脆得不敢用力翻。铅笔画的山、水、人，都有股要冲出纸面的劲儿。可箱子锁上，那股劲儿似乎也就永远锁在了里面。父亲不提，只常说：“人得先站稳，才谈得上往哪儿走。”
多年后他在城市写字楼里，修改第十一版方案时，忽然懂了“站稳”的意思。那不是退缩，是把根先扎进现实的岩缝里，哪怕姿势难看。他想起父亲的手，曾经也能画出极飘逸的线条，后来稳稳地握着全家人的生计，一点没抖。
遗憾是什么？不是没走上某条路，是走过之后，回头望见另一条路上隐约的光，却再也转不回去了。时间单向行驶，每个岔路口的选择，都默默为往后岁月定调。我们总以为重要的决定需要锣鼓喧天，其实它们常发生在最普通的黄昏，静悄悄，无人知晓。
上个月回家，他发现樟木箱开着。父亲戴着老花镜，对一张白纸发愣。铅笔在纸上犹豫地走了几下，画出几根颤巍巍的线。老槐树在窗外，夕阳给它镶了金边。父亲画得很慢，每一笔都像在搬动什么沉重的东西。最终成型的，不过是一棵歪斜的、朴素的树，甚至有些笨拙。
但父亲放下笔，长久地看着，然后很轻地舒了口气。那一刻，他忽然明白：与其说父亲在画一棵树，不如说是在与四十年前的自己达成某种和解。那根线条是否优美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终于从心里走到了纸上。
人生大抵如此。我们无法回到故事的开头，重新勾勒线条。但或许可以在任何一页，添上一笔属于自己的印记。重要的不是画得多完美，而是那笔是否真诚，是否终于鼓起勇气落了下去。
夜深了，酒已见底。老槐树静立如初，见证过一代人的青春与迟暮。它什么也没说，只是继续生长，在无法回头的时光里，投下越来越沉静的荫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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