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点,老槐树的影子斜斜地切过门槛。他和父亲蹲在影子里,中间摆着半瓶酒。父亲忽然抬手,指向黑黢黢的树冠:“年轻时,总想砍了它。现在,倒离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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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穿过枝叶,声音很轻。他捏着酒杯,没说话。父亲的手在昏黄灯下摊着,厚茧像老树的疤,指节粗大变形——这双手握过画笔,后来握了三十年方向盘。
那只旧樟木箱,他小时候偷偷撬开过。一沓沓画稿,纸脆得不敢用力翻。铅笔画的山、水、人,都有股要冲出纸面的劲儿。可箱子锁上,那股劲儿似乎也就永远锁在了里面。父亲不提,只常说:“人得先站稳,才谈得上往哪儿走。”
多年后他在城市写字楼里,修改第十一版方案时,忽然懂了“站稳”的意思。那不是退缩,是把根先扎进现实的岩缝里,哪怕姿势难看。他想起父亲的手,曾经也能画出极飘逸的线条,后来稳稳地握着全家人的生计,一点没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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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是什么?不是没走上某条路,是走过之后,回头望见另一条路上隐约的光,却再也转不回去了。时间单向行驶,每个岔路口的选择,都默默为往后岁月定调。我们总以为重要的决定需要锣鼓喧天,其实它们常发生在最普通的黄昏,静悄悄,无人知晓。
上个月回家,他发现樟木箱开着。父亲戴着老花镜,对一张白纸发愣。铅笔在纸上犹豫地走了几下,画出几根颤巍巍的线。老槐树在窗外,夕阳给它镶了金边。父亲画得很慢,每一笔都像在搬动什么沉重的东西。最终成型的,不过是一棵歪斜的、朴素的树,甚至有些笨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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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父亲放下笔,长久地看着,然后很轻地舒了口气。那一刻,他忽然明白:与其说父亲在画一棵树,不如说是在与四十年前的自己达成某种和解。那根线条是否优美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终于从心里走到了纸上。
人生大抵如此。我们无法回到故事的开头,重新勾勒线条。但或许可以在任何一页,添上一笔属于自己的印记。重要的不是画得多完美,而是那笔是否真诚,是否终于鼓起勇气落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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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酒已见底。老槐树静立如初,见证过一代人的青春与迟暮。它什么也没说,只是继续生长,在无法回头的时光里,投下越来越沉静的荫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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