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蒋介石原配之死，与未送出的艾青团子

溪口镇的午后，向来是安静的。若是晴天，剡溪的水泛着粼粼的光，武岭山的树影斜斜地落在老街上。镇上的人节奏慢，午后常有些慵懒的静。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二日那个中午，这份静被生生撕碎了。

六架日本飞机，从萧山方向来，掠过慈溪、宁波，像是认准了地方，径直扑向这个浙东的偏僻小镇。它们的目标很明确：蒋介石的故居丰镐房，和他与宋美龄回乡时常住的别墅文昌阁。炸弹落下来，声音不是“轰”的一声就完的，是连串的、闷雷似的、把地皮都掀起来的震颤。文昌阁那栋洋楼，转眼就成了一堆碎砖烂瓦。丰镐房挨了好几弹，墙壁上留下乌黑的弹洞，瓦片簌簌地往下掉。

镇上乱了。人们呼喊着，奔跑着，往巷子深处钻，往自以为安全的地方躲。空袭警报凄厉地响着，混着爆炸声、房屋倒塌声，还有说不清是人是畜的哀嚎。谁也没留意到，丰镐房后门那条窄窄的弄堂里，一个中年妇人正艰难地挪着步。她是毛福梅，蒋介石的原配妻子，蒋经国的生母。警报响时，她正在屋里，先是出了后门，忽然想起房门没锁，又折返回去。就是这么一折返，耽搁了。第二回出门，刚走到弄堂对面，弹片就来了。她倚在墙根下，那墙经不住震，轰然塌了下来，乱砖碎瓦，把她深深埋在了下面。

敌机嗡嗡地远去了，警报解除，逃出去的人三三两两回来，清点人数，收拾残破的家园。丰镐房里的人渐渐发现，不见了“大师母”。起初以为她避到附近亲戚家去了，萧王庙的舅家？岩头的娘家？派人去寻，都没有。天色暗下来，一种不祥的预感越来越浓。有人注意到后门口那段倒塌的墙垣，泥土瓦砾堆得有些异样地高。奉化县长何扬烈赶到了，雇了二十个人，点起汽灯，就着昏黄的光，开始挖。

挖开瓦砾，人找到了。上身还算完好，下半身却惨不忍睹，肠子流了出来，一只脚后跟被炸飞了。人们默默地看着，心里堵得慌。她是蒋家的“大师母”，可也是看着他们许多人长大的乡邻。她吃斋念佛，性子平和，从不出丰镐房多走一步，招谁惹谁了呢？日本的炸弹，偏偏就落到了她的头上。请了镇上的医师来，整理遗体，包扎伤口，装上假脚跟，最后停灵在蒋氏家庵摩诃殿。电报，连夜发往江西赣州，那里有她唯一的儿子，蒋经国。

蒋经国接到电报时，正在专员任上。消息如五雷轰顶。他立刻叫司机备车，昼夜不停，闯过五个渡口，烧掉十一瓶汽油，一千多公里路，一天半就跑完了。车到溪口，还没停稳，他就跌撞下来，被人搀扶着，穿过熟悉的街巷，闯进摩诃殿。一见母亲遗体，他扑上去，嚎啕大哭，那哭声里的悲恸与绝望，让边上站着的人无不心酸落泪。哭了许久，他抬起头，眼睛是红的，咬着牙，让人拿来纸笔，写下四个大字：“以血洗血”。这石碑，后来就立在了他母亲罹难的地方。

这“以血洗血”里，有对日寇的刻骨仇恨，或许，也掺杂着一个儿子未能及时接走母亲的深深悔恨。他本已打算接母亲去赣州同住，只是迟了那么几日。就这几日，母子便阴阳永隔。葬礼是隆重的，远近乡邻都来了，队伍排出去老长。人们念着她的好，一个被丈夫“离了婚”却仍守着老宅的女人，一个吃素念经与世无争的女人，最后竟死得如此惨烈。蒋经国身体虚弱，悲痛过度，葬礼由浙东驻军司令王载扬主持。王司令与毛福梅相熟，常去丰镐房探望，老太太总留他吃素斋，看他吃得香，自己就高兴。

说起毛福梅与蒋介石，那是一笔从开头就有些错位的账。一九零一年结婚时，她十九，他十四。她是奉化岩头村传统的姑娘，没念过多少书，脚也是缠过的。他是满脑子新思潮、渴望冲出山村的少年。这桩母亲做主的婚事，于他是束缚，是“封建的象征”；于她，却是天经地义，是一生一世的托付。蒋介石走得越来越远，从武备学堂到保定军校，再到日本，眼界开了，心也野了。他对这位“姐姐”式的发妻，感情从无甚波澜，渐渐变成不耐、厌恶，甚至在日记里直白地写下“见毛氏而心惊”。

他后来有了姚冶诚，有了陈洁如，但毛福梅在蒋家的地位，因着婆婆王采玉的全力维护，竟一直稳稳的。婆婆喜欢这个孝顺、本分的媳妇，有婆婆在，蒋介石也无可奈何。直到一九二七年，他要与宋美龄结婚，必须解决“前妻”问题。离婚协议最终是签了，但条件之一是“离婚不离家”，毛福梅依然住在丰镐房，掌管着蒋氏老宅的一切。在法律上，她不再是蒋夫人；在溪口，在蒋家族人心里，她依然是“大师母”。

这就引出了三人之间那段极为微妙的关系。蒋介石偕宋美龄回乡，从来不住丰镐房，而住不远处的文昌阁或慈庵。几百米的距离，划开了两个世界，两个女人。毛福梅知道蒋介石爱吃家乡的艾青团子，每逢蒋回来，如果是清明，就派人采新鲜艾青做；如果是蒋介石生日前后回来，就用珍藏的艾青干做。蒋介石有个习惯，起得早；宋美龄则习惯晚起。蒋便常利用这个时间差，悄悄踱步到丰镐房，吃上一两个还温热的团子，再悄悄回去，宋美龄往往还未醒来。送家乡菜也是如此，毛福梅让帮工蒋周峰去送霉干菜、烤芋艿，总要叮嘱：“要先生亲自来接。”意思很明白，别让宋美龄看见。蒋周峰心领神会，每次都能不辱使命。蒋介石呢，一听说“周峰来了”，便亲自出来接，还很客气地说“辛苦了”。这些往来，充满了旧式人情世故的暖意与涩味，像一幅褪了色的风俗画。

宋美龄那边，对这位从未谋面、却因自己而失去正式名分的“大姐”，心里也有一份复杂的情绪。她到溪口，会把丰镐房的账房叫去，拿出从南京带来的人参、皮料等贵重物品，亲手交给他，低声嘱咐：“一定要亲手交给大师母。”这份礼，是补偿，是敬意，或许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歉意。她与毛福梅，终生未曾面对面说过一句话，但这份间接的“交道”，彼此心里都明镜似的。有趣的是，宋美龄送礼，蒋介石似乎也被蒙在鼓里。三个人的戏，各自演着各自的段落，彼此知晓，却又保持着一种奇异的默契与距离。

最让人感慨的，是毛福梅对儿子蒋经国那份全身心的依恋。蒋经国是她唯一的骨肉，是她在漫长孤寂岁月里最大的慰藉与寄托。儿子从苏联带着洋媳妇芬娜（后改名蒋方良）和孙子回来，是她人生最快乐的时刻。那场补办的婚礼上，按照乡俗，新娘要下厨炒“谷花胖”，被松毛柴火的浓烟呛得直流泪，亲友们却拍手欢笑，毛福梅看着，想必心里是满满的、简单的喜悦。她甚至担心儿子在蒋家处境不易，亲自授意蒋经国，回来后要叫宋美龄为“娘”。这个细节，打破了许多后世想当然的传闻。一个传统妇女的生存智慧与对儿子的深沉爱护，尽在其中。

她的一生，仿佛都被圈在“蒋家”这个范畴里。少女时嫁入蒋家，中年后被“离”出蒋家却仍住蒋家，最后，因是蒋家的“大师母”而死于日军的针对性轰炸。她的幸与不幸，皆系于此。她信佛，在丰镐房设了小佛堂，日日诵经。一九三六年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她心惊肉跳，天天跪在佛前祈祷，愿以身相代。三年后她罹难，蒋经国在悲痛中曾写信给父亲，隐约提及母亲当年的“毒誓”与今日的横死是否有关联。蒋介石在日记里对此未置一词，但这封信，他却一直留存着。人心深处那些幽微的、难以言说的褶皱，或许就藏在这沉默与留存之间。

毛福梅的墓，最后就安在了摩诃殿前侧。蒋经国说，母亲生前最爱来这里念经，葬在这里，她应该喜欢。一九四九年四月，蒋氏父子离开溪口，最后一次祭扫祖坟与毛氏墓。蒋介石先独自去毛墓察看，见墓碑上只刻“男经国敬立”及“显妣毛太君之墓”，无他名讳，也无碍宋美龄之处，才放心地鞠了躬。不久，又特意携宋美龄同来，在墓前并肩行礼。这一前一后两次祭拜，将三人之间那份持续了数十年的微妙与周全，定格在了历史最后的镜头里。

而蒋经国，据说在临终前留有遗愿，希望有一天能归葬故乡，长伴母亲身侧。这个一生跌宕起伏的男人，最终的心愿，仍是回到那个叫溪口的小镇，做回那个在弄堂里被炸弹夺去生命的、吃斋念佛的妇人的儿子。世事如烟，恩仇似云，可人心里最根本的那点东西，有时候，就是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