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声思考｜蚯蚓当药吃、实习生救人、医生被误诊，我在精神科的60年

今昔对比：中国精神卫生事业的巨大变化

有人说：“要想知道一个社会中的人们的福利情况，就看看这个社会中的精神障碍患者生活得如何。”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因为精神障碍患者是一个社会中境况最差、最被忽视的人群，如果他们得到还不错的待遇，就说明社会整体不会差。还有人说：“要想知道一个社会的医疗水平如何，就看看其精神病院发展得怎么样。”这句话说得也有道理，因为精神科是医学各专科中最被忽视、得到投资最少的，如果精神病院具备一定的条件，就说明这个社会的医疗水平算是够格的。过去60年来，精神卫生事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我们国家快速发展的很好的例子。

之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对精神病患者的歧视，还泛化到精神病患者的家属、工作单位、精神病医院、精神科专业人员等。当时人家若问我们医生、护士在哪里工作，我们就会闪闪躲躲地讲在精神病院工作。人家听后立刻就会投来异样的眼光，包括不信任的、怀疑的、好奇的眼光，还带有嘲笑的口吻，称“你们也会有职工是精神反常的吧”。我院的对面是龙华医院，因此我院有的员工干脆说自己在龙华医院工作。上海市民常常以我院地址“600 号”来打趣或羞辱别人。然而，随着社会对精神专科医院的歧视明显减少，“600 号”也在民众的半戏谑半包容的心态中变成一个相对中性的名词。

之前，社会和家庭对患者照顾不足，甚至有极个别家属不把精神病患者当亲人对待，而是把他们当作累赘、废人，将他们逐出家门，让他们流落街头。之前在上海的马路上常常会看到披头散发、胡子缠结、衣衫褴褛、全身肮脏还发出恶臭的乞丐或流浪者，不时独自发笑。后来，慢慢地把他们收住进精神病院，全身擦洗一清，理发剃胡，穿上医院统一的清洁服装，精神面貌大为改观，和刚入院时相比焕然一新。

之前，精神病院处于封闭状态，不与国内外的同道和专家交流，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精神病院设备、建筑太破旧，若给人家看实在摆不上台面；该科缺乏技术含量，交流不出什么东西；患者会突然发病，很危险，万一把外来参观交流人员打伤就很难收场；有极个别患者有政治性言论，影响不好；是国家的阴暗面，不能开放让人家来参观，更不能给外国人看。如今，精神病院和其他综合医院一样，都大大方方地展示了。甚至我院在院中开办的一个展示精神障碍患者作品的“600 号画廊”，成为一个受公众喜爱和热议的地方，卫健委领导和外宾也莅临参观。

20世纪80年代时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正门

之前，精神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把吵吵闹闹的患者关起来，不让他们在社会上惹是生非。如果他们有行凶或自伤自杀行为，就会把他们约束起来，人们将这种处置方式生动而简单地称为“关押捆绑”。如今，精神科有多种治疗手段（比如，药物治疗、物理治疗等），近年来还出现了深部脑刺激等精神外科手术，使得患者得到有效治疗。即使有约束也是短暂的，病房中也安静、平和多了。

之前，大家不愿意来精神科工作。医生和护士人数很少，有些病房里有近百名患者，只由一名医生统管着。原因包括：国家投入太少，只能把有限资金投到传染病、寄生虫病、内外妇儿等大科上去，精神科没有充足的资金发展；精神病院的名声难听，在这里的工作人员会受到社会歧视；在这里工作经常会挨打，甚至会发生刺伤、刺死等事故；待遇差；工作条件差；业务学习内容少，无法钻研深入；医院都设在城市的边缘、郊区等处，上下班极为不便；没有专门的技术职称，缺乏上升通道；工作单位、工作特色和工作内容等常会被社会遗忘；往往作为社会阴暗面的象征。如今，上述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精神病医院已大变样，不少医学生愿意来做精神科工作。精神病院人手短缺的现象已一去不复返。

之前，很多地方的精神病院的住院环境很差。不少是临时找几所无人居住的破旧房子，打扫装修一下，门窗上加上几把锁，就开始收住患者了。甚至还有利用破庙、仓库、柴房等改建的，房屋建筑破破烂烂，没有医院的模样。许多医疗设备也是缺乏的，甚至连心电图仪也没有。如今，许多精神病院焕然一新，门诊和住院部都是亮亮堂堂的高楼，门诊间和办公室都很宽敞、明亮，还有漂亮的花园。包括磁共振和CT等高端设备都配备齐全，已经和综合医院没什么区别了。

王祖承在卫生站诊治患者

往事如茵：精神科的三则故事

在60年临床中，除了见证中国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我也遇到很多人与事。可以说每位患者都是一本故事书，有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一些荒谬和怪诞，让人在大觉新奇的同时又感到若有所思；有时候，在社会上怪现象的衬托下，反而显得这些患者更加有理和可爱。

故事一：地龙馄饨

1970年，当全国的精神科在大力提倡用民间土法治疗精神疾病时，有人提议，民间流传用地龙治疗精神病，我们不妨试试看。所谓“地龙”，就是蚯蚓。只要去地里挖，捉几条蚯蚓给患者吃就行了，方法简单，既省钱又安全，当然可以。说干就干，全病房的医生、护士、护工，十几个人一起出发，去医院的菜园子挖，半天下来，竟然挖出 100 多条蚯蚓。

大家看着这一大堆活蚯蚓在篮子里不停地蠕动着，黏糊糊、滑腻腻，如果直接吞下去，不呕吐才怪呢！所以，总得设法“加工”一下吧！有人说可以放汤里烧了吃，有人说可以放点油炒了吃，还有人说可以煮熟后浸酱油、麻油吃……主意倒是不少，但都不切实际，哪一个患者肯吃？最后，还是护工老孙开动脑筋想出一个好主意：把它们和青菜一起剁成泥，加上佐料，做成馅，包在馄饨里，也不要对患者讲明，让他们稀里糊涂吃下去再说。大家一听，都说主意妙，接着就是挑选患者了。

有一名姓丁的男患者，40 岁左右，胖胖的，平时待人和善，常主动帮忙照顾其他患者，大家对他的印象都很好。他目前唯一的症状，就是每隔三五天就会突然听到有人叫他去敲东西的讲话声。他一听到那个声音就会毫不犹豫地摔杯子、饭碗、凳子，或是敲玻璃窗。我们对他想尽了各种办法，还是无法缓解他的症状，因此只能让他长期住在院内了。

现在既然有这么一个方法，就拿来给他吃吃看。我们给他暂停了服用的氯丙嗪，让他每天中午吃一大碗馄饨，看看效果如何。

一开饭，他捧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夹着葱花、飘着麻油香的，外表白白嫩嫩的大馄饨，当众大吃大喝起来，常吃得满头大汗。吃得舒坦时，他会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还故意摇头晃脑，惹得其他患者都直直地盯着他，垂涎欲滴、羡慕不已。工作人员在一旁看他得意的样子，都暗暗发笑。

当天晚上，他不停地起床，说自己睡不好，要值班护士给他吃安眠药。央求了多次，值班护士只好给了他药，他吃过后才入睡。

第二天一早，见他眼神呆滞、精神恍惚，有时答非所问。看来地龙没有起作用，于是决定晚上再给他加一碗馄饨。晚上，他又不肯睡，还不住地找人要谈心，说是要“一帮一 、一对红”，还说“要宣传革命思想”。半夜里，他忽然爬起来，把整个病房的患者都叫醒，当众大唱革命歌曲，弄得其他患者意见纷纷。无奈，值班护士又给他服用安眠药，他才入睡。

第三天，他从早到晚嘴巴都没有停止过，一会儿唱歌、一会儿骂人，还摔东西、砸凳子，甚至在女护士面前脱裤子。于是，医生只好把他约束到小房间的床上。

接下来，大家讨论要不要再给他吃地龙馄饨。有的说，恐怕他吃得还不够，应该早上也加一餐；有的说，应该生吃地龙，现在又是切碎、又是烧煮，地龙里的“有效物质”早已被破坏了，怎么能治病呢？“有效物质”又是什么呢？大家又七嘴八舌地争论起来，但争论了半天也讲不出什么来，说最好把地龙送到什么地方去分析一下。送到哪里呢？最后还是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再说回老丁。到第四天时，他的病状又倒退回刚住院时的样子——双眼发红、情绪激动、又吵又闹、行为紊乱，只能整天被约束在床上。可是，他又极不安分，不停地朝四周吐痰液、吐口水，墙上、地上、被子上、枕头上，到处都是痰液，不小心就会沾到大家的手上，黏糊糊的。他只要看到有人进来，就会立刻朝那人脸上吐一口浓痰，大家见了他都怕，只能远远地站着和他讲话。护工老孙索性手拿一只枕套，猛冲过去，往他头上一套，方才止住他的“黏弹”。紧接着，大家七手八脚地给他换被单、换衣裤、揩痰迹，又忙乎了一阵子。老孙说，看来他不能再吃地龙馄饨了，因为现在他已经成“地龙精”了，只会吐黏痰，要是再继续吃，他就真成一条地龙了。大家听后都笑起来了，于是一致提议不再让他吃地龙馄饨，重新再用氯丙嗪，打针、吃药，双管齐下。

第五天一早，老丁又恢复了前几天的原状，可以在病房里自由活动、待人和蔼可亲。虽然他后来还是会每隔几天发病一次，但总比他吵闹不休、约束在床、发射“黏弹”要好上不知多少倍了。

病房内景

故事二：实习医生小朱

1981年的一个上午，我们在男病房中进行例行的示范教学，内容是示教精神科特殊治疗。工作人员有医生、护士、护工，听者则是二医的实习医生。这些实习医生是 1976 年后第一批正式招收的本科生，现在已到了五年级，明年就要毕业了。也就是说，他们是1976 年后第一批毕业的医科大学生。

由于精神科特殊治疗是精神科疾病中最常用的治疗方法之一，因此要确保实习医生对其有所了解。它还有一个辅助教学功能，就是可以补充在神经科实习时见不到的一种疾病表现，让大家亲眼观察到这个疾病发作的全过程，因此要介绍得详细。于是，我们在治疗前就进行了一次临床小讲课，讲解内容包括适应证、禁忌证、操作方法、注意要点等，以及历史、现状、展望、机理等，应有尽有。讲解时，我们讲得有声有色、有深有浅、条理分明、层次清晰。只要仔细听，或许就可以成为半个精神科特殊治疗的内行了。讲课完毕，接着就要开始操作了。

这次治疗共有四名患者，工作人员也是四名（一名医生、一名护士、两名护工）。在治疗台的周围，五名实习医生站着观看。前三名患者的操作治疗过程十分顺利、进行得很自然，就像流水生产线一样，做好一个再做一个，一个个轮流下去。最后，轮到第四名患者了。该患者 40 岁，身强力壮。他很配合，主动躺到治疗台上，治疗开始。

按规则，在治疗开始后，他就会进入正常的短暂呼吸暂停期，接着就是自主呼吸，这样治疗就算完成了。不料，这次等了一小会儿，他的自主呼吸动作竟然见不到、不出来。只见他躺在治疗台上，一动也不动，脸色竟变得青紫起来。一下子，大家都“腾”地紧张起来，见情况不妙，赶快抢救，人命关天，绝不能拖延。此时的抢救真可谓分秒必争，生死在此一搏。照理说，这种治疗方法是很安全的，国内外都是作为常规进行的，而且基本上都能顺利完成，发生意外的情况微乎其微，今天却碰上了。于是，大家分工抢救，有做人工呼吸的、有接氧气的、有听心脏的、有拿张口器的、有去取强心针的，忙得四名工作人员撞来撞去，叫过来、喊过去，手忙脚乱。那五名实习医生则惊得呆站在那里，碍手碍脚，不知如何是好。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名男实习医生“嗖”地跳上治疗台，横跨在患者身上，迅速抓起他的两只手臂，上下伸展地进行人工呼吸。一下、两下、三下、四下， 幅度大、节律齐，十分认真。他这一帮忙，工作人员腾出手来，心里有了一种踏实感，抢救动作协调起来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患者突然“呼”地吐出一大口气来，脸色马上转为红润。紧接着，他的自主呼吸恢复了，大家立刻欢呼起来。生死一瞬间，把他从险境上扳回来，大家都高兴不已，好像一下子卸了千斤重担似的。接着，大家都纷纷表扬、感谢这名参加抢救的实习医生，对他赞不绝口，是他在关键时刻帮了大忙，可以说是立了大功！

接下来，病房里的工作人员乘隙召开了一次讨论会。会上，大家都纷纷表扬这位实习医生，在关键时刻主动迅速参与抢救，帮了大忙，真是好样的。席间，顺便详细地问了他的情况，知道他姓朱，于是大家都叫他“小朱”，而且他在学校里也是一名优秀学生。这么好的学生、这么好的表现，应该向学校反映，给予表扬。有的还说，最好在毕业后分配到我们这里来工作吧。他回答说，他也很喜爱精神科。大家一听，更起劲了，相约明年在分配时不要忘记叫他来。

不久，小朱就轮转到其他科室去实习了。大家便写了一封表扬信寄到了学校。

第二年，二医的应届毕业生要毕业了，病房里的工作人员倒还记得这件事，不时提起来，还说希望他来我院工作。于是，他们特地向医院领导提出，并请二医的精神病学教研室人员去联系，不论是分配到教研室（留校）还是医院，只要是精神科，都是欢迎的。

那时的毕业分配，当然是学校方面说了算的，个人是需要服从组织分配的。结果，我院的工作人员到二医的供需单位见面会上一打听，方知小朱早已被瑞金医院的妇产科抢去了，真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怎么办？去几个部门商量一下吧，看看还有没有挽回的可能。于是，我院的工作人员就在教务处、学生处、人事处、瑞金医院妇产科等几个席位上忙来忙去，讲理由、讲要求，试试是否有希望能像去年把患者扳回来那样。可是，真的能扳得过来吗？谈了半天，一点希望都没有。瑞金医院那边一口回绝，说是“这么好的实习医生，我们要定了”。我们这边的人急了，干脆说：“小朱是男同志，去你们妇产科总是不相配的。况且他又没有月经、不会怀孕、生小孩，要他干什么？不如换个女的吧。”不料，妇产科的医生听后笑了起来，马上反驳说：“你们干精神科的，是不是个个都要得了精神病才可以做？是不是没得精神病就没有体会、不能做好医生？”一顿抢白，倒把我们的人说得只会“嘿嘿”干笑。于是，谈判失败，无功而退。

后来，我慢慢打听，得知小朱表现出色，已是很有名气的教授了。他每天正忙着迎接嗲溜溜、娇滴滴、探头探脑但又不想钻出来的“懒得生” ［英文 ladies（女士）的谐音］和欲进又退、犹豫不决而又故作矜持的“出得慢”［英文 gentleman（先生）的谐音］到世界上来，其乐融融。有时见到我们，还提出要和我们合作，搞些科研设想，情意深深。

小朱真名叫朱钟治，在网络上一查，不得了，他非常有名，给他的评语也非常好。如今他担任瑞金医院特需中心的妇产科医疗主任、教授，已是 70 多岁的老人了。

20世纪80年代，医院的半全景

故事三：给精神科主治医师做心理治疗

1999 年 10 月，我正在上海瑞金医院看病。有一天，骨科主任来找我，说务必要请我去会诊一名患者。为什么？因为这名患者是精神科医师，而且还是主治医师，他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做过手术。手术过程良好，拆线也好，回家后过了一段时间却不妙了：凡是在坐着或站着时，背部都会先强直起来，继则双肩摇晃，然后全身抖动不已。奇怪的是，一躺下去就好了，抽动完全消失。因为之前没听说过这种情况，所以曾请过不少骨科专家会诊，讨论来讨论去，大家都说不出什么名堂。

患者自己也在东想西想，会不会是手术中留下了一块纱布之类的异物，刺激了脊髓神经呢？他曾坚持要求再做一次手术探查，但手术医师则一口回绝，称即使有异物，也只能压迫局部，怎么会导致全身抽动呢？患者又拍了几次片，该做的都做了，仍没有发现任何异物。鉴于他这样无端猜疑，看来是有心理障碍了，医院便又请过心理科医师会诊，给他用过百忧解、赛洛特、舍曲林、黛力新、阿普唑仑等药，但服下后毫无好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请一位精神科专家给他做做精神治疗。还说，已定在某日举行全市大会诊，届时请当场给他做精神治疗。

经那骨科主任一说，我才清楚原委了。要给我们的同行精神科医师做精神治疗，而且是一位主治医师，真是头一遭。而精神科主治医师要接受人家的精神治疗，那精神问题真是大大的了。

好吧，既然要做精神治疗，我就需要先与他谈谈。有一天下午，我去了他的病室，见他正躺在床上。他年约 45 岁，我不熟悉他，但他熟悉我，他自我介绍说是上海某区精神卫生机构的医师，曾听我讲过课，还参加过有关的学术活动。他见到我很高兴，双方很自然地交谈起来。

交谈之余，我发现他除了这个病之外，没有其他不顺心的事。既没有思想问题，也没有心理障碍，更没有什么幻觉妄想，他言谈适切，分析在理，还当场演示他的病状：先坐起来，接着腰部强直，继则肩部晃动，最后就是上身乃至全身抖动不已，停不下来，一躺下去就有好转。虽然我说不上是什么病，但我觉得，总不是什么癔症或抽动症之类的疾病吧。要想对他做精神治疗，竟然无从着手了。他自己也说，因为他这种情况算不上是病，所以没有病假，只好去上班。看来，病房的医师工作是不能做了，就去做门诊医生吧。但一坐下来，全身就抖个不停，惊得周围来诊的患者目瞪口呆，感觉他比精神病患者的精神问题还严重。无奈，他只好躺下来诊病，与患者交谈、开处方。也就是说，患者坐着，医生躺着，医患关系完全颠倒。不知情的人看了都觉得好笑、不可思议，认为这个医生不正常。有些患者干脆称他为“抖抖医生”。

大会诊这天，全市骨科、神经内外科的专家都来了，他单位也来了人，挤满一屋子。他是躺在轮车上被推进来的，继而当场“表演”一通。接着，在场的会诊专家询问了他的病史、常规体检等情况，让他退出会场。于是，会诊现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骨科和神经外科医师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属于癔症，要做“思想工作”。他们的发言有条有理、有根有据。乍听之下，他们才是经验丰富的精神科医师，但仔细一听，外行话很多。我联合神经内科医师也不甘示弱，争辩说他不是癔症，也不是做“思想工作”的对象，最好重新手术，能否试试切断神经根（据他们说有这种手术，但从未做过），发言也很有条有理、充满自信。乍听之下，我们才是经验丰富的骨科专家了，但瞎指挥的话也说了不少。

争论了半天，大家都意识到错位了，于是退回，重新分析。退一步说，如果他患的是癔症，那么早上发晚上发、有人时发无人时发，不管在什么场合下都能发，真是发得成精了，目的是什么？简直不可思议。最后，骨科医师让步，愿意做一次从未有过的大胆探索，进行神经根切断手术。就这样，一场争论才告结束。对患者的精神治疗没有做成，却做成了对几位外科医师的“思想工作”。

不久，骨科医师给这名患者做了手术，过程很顺利。半年后，他单位领导见到我时说，他已上班，人能站立，但走路时还一瘸一拐的。最近，在几次学术活动中遇到了他，我们都很高兴，他站得笔直、走路自如，工作生活都很好。每次见到他，我都会想起那场争论，可笑的是作为精神科主治医师，他竟然也会在好长一段时间里被误诊为患了精神疾病，还要接受精神治疗，而且已经是最后唯一的一种治疗手段，真是有“冤”无处伸、有气无处出了。

好了，这几则小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目前精神医学蓬勃发展、今非昔比，而我则慢慢走到了职业生涯的晚期，尽管心中满怀感慨，但更多的是欣喜。当年我刚进入医院时，还是一个一腔热血且略带青涩的青年，再回首，也算是陪伴中国现代精神医学事业度过一个甲子的光阴了。现在把这些真实的故事串起来，在我的心中，这些回忆就当是我对医院的一封长达60年的情书吧。

《宛平南路600号：我做精神科医生的60年》

作者：王祖承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