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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需要特别关注大宗商品,或者说客观存在的物理资源,从传统经济学角度,当美国进入降息周期,大概率会同步出现大宗商品的涨价。但一定要注意,过去习惯的种种理论和模型已经不适合当前了。
比如黄金价格,早在每盎司价格只是2000多美元的时候,很多经济学家就认为黄金偏离了长期有效的定价模型,也就是所谓的“实际利率定价”,以美国国债利率减掉美国CPI或者PCE(即“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从而得到一个实际利率,一般当实际利率越高,黄金价格就越低,并以此影响全球黄金市场参与者对价格的预期,来最终确定黄金价格。
但这套逻辑已经崩溃了,虽然一些经济学家还在不停地引入各种新参数试图构建新的模型,但根本无法解释当前变化。反倒不如简单根据国际环境的恶化来判断。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任何所谓的经济学模型都不过是基于特定环境的经验总结,当客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模型偏离现实才是正常的。
在政治的重大变化面前,经济也只能先低头。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四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至少要分平时和异变、内部和外部等多维度进行梳理,在此就不赘述了。
以中国人习惯的话来说,当代正处于礼崩乐坏、秩序重塑的阶段,全球重新回到大国主导的时代。过去建立在二战后秩序下,中小国家可以在大国夹缝里左右逢源,甚至吃两头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小国家重新回到了应有的位置。
就连迟钝的西方世界国家也已经觉悟了,正如加拿大总理卡尼在1月20日公开宣讲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基于规则的秩序正在消退,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只能承受他们必须承受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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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背景下,如果谁还拿着传统的经济模型去硬套,仅在经济领域谈经济,必然要碰壁。否则如何能解释美国非得要搞“小院高墙”,这完全不符合全球化带来效率最优的基本经济理念。
处于这样一个重大变革时期,需要从更高的视野去把握时代的变化,理论工具还是有必要的。
目前国内研究者还远未提出经得起考验的系统理论,反而西方在这方面有更加扎实的研究和实证基础,尤其是经历了美苏冷战对抗时代的老一代。
有一个理论,小镇觉得比较适合理解当代的国际权力之争,那就是“结构性权力学说”。
小镇特别喜欢“结构性”这个词,因为当代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国际上霸权国与新兴大国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大国内部也在发生结构性巨变,中国内部很多现象和问题也可以用“结构性”来解答,比如劳动力供需、CPI指数等等。
“结构性权力学说”来自1988年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出版的《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一书的系统阐述,这一理论诞生的时间更早,起码可以追溯到1970年发表的《国际经济与国际关系:相互忽略的案例》,这篇论文特别强调必须把政治和经济融合在一起进行分析,这篇论文被认定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建立的起点之一。
需要补充一个背景,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有两大主要学派,一派以问题为导向的英国学派,奠基人是苏珊·斯特兰奇;另一派是以方法论见长的美国学派,典型比如《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就生硬地把国家制度分为包容性和攫取性,再忽略大量反例,强行说攫取性制度会导致国家失败,这就是以方法论见长。重在研究方法工具而非解决实际问题,这也是美国各领域学术研究的通病,尤其在经济学领域。
苏珊·斯特兰奇是怎么阐述世界政治经济权力的来源呢?
她总结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存在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两种。
联系性权力就是强势方可以强迫弱势方做任何甲方希望做的事,直接对做事的过程和结果进行控制,比如二战结束后,美国可以要求日本做任何事情;
结构性权力则是不强行命令,而是掌控如何做事的方式和方法,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达成目标,甚至还会让其他国家觉得是自己的主动选择。
为方便理解,前者也可以理解为硬实力,后者则是软实力。
苏珊·斯特兰奇将结构性权力的来源总结为四种: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知识结构,四者互相依存、不可分离。
安全结构:提供安全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一特殊地位,获得特权。
典型如美国之于欧盟等西方国家,后者根本无法想象离开美国的安全保障会陷入何等状况,于是特朗普总是拿取消美国的安全保护作为要挟,而西方国家还偏偏就吃这一套。
生产结构:核心是“什么创造了财富”,具体而言就是决定生产什么、谁来生产、为谁生产、用什么方式和条件生产等等一系列围绕生产也就是财富创造的各种安排的总和。
这也好理解,美国就是通过跨国公司掌控了全球生产的主导权。
如苹果公司等建立的“全球无工厂模式”,苹果等美国企业不进行任何实际生产,却拿走了最终产品带来的绝大多数利润,还可以在全球氛围内分配谁来生产、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就是所谓的“果链”。
站在更高的视野上,美国对全球各国生产什么也有明确的规划,也就是全球价值链分配。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美国原设想是只作中低端产品的生产国,中高端价值链则由西方国家掌控,利润最丰厚的必然属于美国,但在中国的快速崛起下,这一生产结构已经被极大颠覆,中国在全球几乎所有产业领域都在争夺全球价值链的上游。
大宗商品、关键矿物的掌控,这也属于生产结构。
总之围绕生产和财富创造的一切安排,都属于,这是因为生产是所有政治、经济的基础,过去几百年,人类社会权力中心与生产结构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比如工业革命后,欧洲成为世界权力中心,进入20世纪,美国成为全球生产中心,随着两次世界大战,最终成为世界权力中心。
金融结构:核心是发放信贷的权力,凭借这一权力,一国可以创造并向全世界发行购买力。
典型就是美元,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人类进入信用货币时代,这就意味着掌握金融结构权力的国家,可以用自己发行、创造出来的货币购买力去影响乃至控制商品市场,进而影响生产结构的变化,甚至可以调节不同货币的购买力,就体现在操控汇率。
美国才是全球最大的汇率操纵国,为了自身利益,滥用美元霸权地位,将自身问题转嫁给全球其他国家,并从中谋取暴利,现在也到了反噬的时候。
这一权力,在大宗商品价格操控上展现得尤为明显,在日益互联互通的全球时代,大宗商品价格可以直接影响到各国内部经济,比如通过石油、金属、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就可以影响到各国物价甚至影响到一国政局稳定。委内瑞拉、埃及、伊朗就是典型。
最近白银价格暴涨,很大原因就来自金融操作。
目前白银的杠杆率已经到了400倍,也就是白银衍生物的价值是白银实物的400倍,远超黄金杠杆率。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新的金融操作玩法,金融投机者盯准了市场上的卖空者,疯狂唱多,但要求必须以实物交割,到了交割期,如果不想违约,就必须高价购买实物白银交割,甚至操盘者还会根据不同交易中心的白银存货数量,选择不同交易中心,比如在伦敦、纽约、上海之间不断切换,把白银现货调来调去。
“期现”结合也是大宗商品市场永恒的话题,中国要想争夺大宗商品定价权,期货市场的建设是重中之重,上海市“十五五”规划,就将“稳步有序发展期货和衍生品市场”作为重点工作,当前主要推进的是黄金期货市场国际化建设,目标是巩固和提升上海在国际黄金市场中的地位,这也关系到中国在黄金市场中的地位。
知识结构:斯特兰奇将信仰、观念、科技等各类知识因素,以及这些知识因素的传播方式和渠道,归纳为国际政治经济权力来源的知识结构。自1648年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教会权威日渐衰退,科学以及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知识权力成为主导,比如各国争夺科技优势就是典型,而一些国家通过对市场信息的掌控,也可以获得知识权力。
小镇多次举例的2004年大豆采购事件就是典型。
中国大豆企业之所以被国际资本血洗,就是因为中国不掌握全球大豆产量情况,唯一能作为决策参考的就是美国农业部等西方国家数据,偏偏当时对美西方人想象得太好,于是当美国农业部捏造数据说大豆将要减产,中国大豆企业在恐慌中纷纷签下高价进口合同,合同签订后,美国农业部立刻发报告推翻了之前的数据,随即国际大豆价格暴跌。
梳理到这,其实已经可以回应小镇今天的题目了。
在争夺国际政治经济权力上,中美正基于各自优势,双向奔赴。还是要提醒,上述四个权力结构只是为了方便理解,理解之后还是要结合在一起综合分析,否则又陷入了将政治和经济分割的错误。
比如上面反复提到的大宗商品定价权,就体现了四大权力结构的影响。
美国在中东屡屡发动战争、扶持以色列,还长期针对、制裁委内瑞拉和伊朗,挑起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这背后的核心之一就是石油,一个关键的转折是全球石油权力结构的变化。
2007年《金融时报》造了一个新词,将全球七大国家石油公司统称为“新七姐妹”,认为“国有石油公司的规模、产能,特别是尤其储量都是惊人的,一个‘新七姐妹’的概念已经形成了”。所谓“新七姐妹”指的是沙特、俄罗斯、中国、伊朗、委内瑞拉、巴西、马来西亚等七国的国家石油公司。
既然有“新”,自然有“旧”,对应“新七姐妹”的是以欧美国家石油巨头组成的“七姐妹”,这七姐妹从19世纪后期开始,就长期统治世界能源体系,主要是美国石油巨头。“七姐妹”的原油产量在1952年曾占据全球石油产量的90%,自然想怎么定价就怎么定价、想卖给谁就卖给谁,朝鲜之所以经济骤然崩溃,就是因为丧失了石油等能源供应。
2015年,“新七姐妹”在国际市场上的供给集中度达到37.6%,预计在2037年左右,可以达到90%。
面对全球能源掌控权的转移,美国怎能不急眼?梳理过去20多年美国的战争和外交行动,基本就是奔着这七大石油国有化国家去的,只不过方式方法不同。
最靠近美国的委内瑞拉最倒霉,总统都被绑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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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战争确保石油霸权,是安全结构;打击“新七姐妹”、强化“旧七姐妹”为代表的跨国石油巨头,是生产结构;美国将石油与美元绑定,是金融结构;而通过页岩油气技术革命、掌控大宗市场信息,是知识结构。
这就是典型的混用,不同手段的融合,也产生了新的工具和威慑,总的来说,掌握的结构性权力种类越多,对国际政治经济的话语权就越高。
当前,全世界唯一能够跟美国在上述四个结构性权力来源上展开全面竞争,并具备一定优势的,有且只有中国。
小镇拍脑袋对中美两国在四大结构权力上进行对比,以某一项最强国为10,对较弱国进行评分。
注意这仅仅是拍脑袋的示意,并不严谨,跟瑞·达利欧的《原则2》通过构建一套有18个关键指标的综合评估体系,对主要国家兴衰进行分析类似。有兴趣的也可以自己找指标进行完善。
生产结构:中国10,美国6;
知识结构:中国8,美国10;
安全结构:中国6,美国10;
金融结构:中国4,美国10。
生产结构方面。
中国拥有人类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制造业,是全世界唯一拥有最全工业体系的国家,中国内部拥有41个工业大类的省都有两个,其中山东已经接近具备全部工业中类,然而这样的山东,在工业体系完整度方面,还排在广东之后,而广东很可能在2035年前后,超越美国加州,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省。
中国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在汽车造船等高价值环节快速崛起,甚至现在都有人开始说汽车不是啥先进产业了;中国在新兴、未来产业方面也进展神速,往往美国还在画PPT,中国已经开始实践,比如马斯克刚画饼“太空算力”,然而中国早就开始实践了,2025年5月,“三体计算星座”首批12颗计算卫星发射升空,预计到2027年建成100颗,而这只是中国“天算”体系的一部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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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国虽然还掌握高价值环节,但随着中国科技产业日益逼近、超越美国,美国还能守住多久呢?更何况,中国是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主要贸易国,2025年货物贸易顺差接近1.2万亿美元,比2024年增长20%左右,这就说明了中国制造的强大。
对此,美国只能采取招架、防守,搞“再工业化”“友岸外包”“小院高墙”等等,但美国产业空心化惯性巨大,重建供应链谈何容易。
其他国家也不傻,就像一个单位,一把手非常强势搞“一言堂”,但稍有眼光的已经注意到被一把手针对的二把手大有可能上位,正常人就算不敢跟二把手亲近,但两边下注,总会吧?
想要在中国之外再搞一套产业链,难度本就极大,在想着两边下注的心态下,几乎不可能。何况美国啥样,各国都很清楚,就算真的靠近美国,也很可能被美国生吞活剥,反而跟中国做生意,更加安全。
知识结构方面。
中国已经在快速追赶,“自然指数”是一个标志性指标,2022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还有一个值得参考的报告,那就是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布的关键技术追踪报告,2024年8月发布《二十年关键技术研发追踪》,汇总2003年到2023年的64项关键技术领域的变化,最开始美国在60项处于领先地位,然而到2023年,中国已经在57项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只剩7项。
到了2025年,扩充到74项关键未来技术,中国在66项居领先地位,美国只剩8个。
很多人过度崇拜所谓的“0-1”,瞧不上“1-100”。但现代科研,也得讲量变到质变,科研也可以搞穷举,“1-100”搞多了,一定会溢出到“0-1”,而且现代人类科技理论已经发展陷入相对停滞,反而是应用变得更加重要。
当前在知识结构领域,中国主要弱点是全球信息的掌控,这也是小镇在《》重点阐述的。
安全结构方面。
虽然中国在军事技术、武器装备、体系作战等领域已经开始领先美国,但关键还是全球布局等软性积累。比如海军,中国海军装备对多数美军装备具备优势,但在全球水文、全球工勤保障体系、作战损管经验等等,还有很大短板,在当前情况下,如何确保中国海外利益和关键生命线的安全,尤为重要。
金融结果方面。
就不多说了,挑战美元霸权,还需要耐心。
目前类似美国在产业领域做的,中国主要是建立备用的平行体系,并借助中国的产业优势,推动更多国家使用这套平行体系。
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的时候,中国作为多种大宗商品的最大供应国,用美元计价、购买很亏,但如果换成人民币呢?价格就稳定了,这对很多国家是有吸引力的。
以上只是分析国际政治经济的一种方法论,真要想把握好,还是得各种方法综合利用,但有方法,就必然强过拍脑袋。在人文社会哲学领域,自己觉得原创的,其实早就有人研究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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