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出卖同志后逍遥了十数年，副省长震怒：嫌疑那么明显为何不查

1952年那个寒冬，湖南永顺县城里。

那时候，陈德邻正担着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担子，有一天抽空钻进戏院，去瞧那部正当红的片子——《刘胡兰》。

戏演到一半，他在椅子上怎么也坐不住了，背上直冒冷汗。

银幕上晃动的人影里，除了那位大义凛然的女英雄，还杵着个被描得猥琐不堪的“软骨头”。

虽说电影里名字改了，可陈德邻眼尖，一眼就瞅出来，这个所谓的叛徒，原型竟然是自己的亲三舅——石三槐。

出了戏院大门，陈德邻心里跟塞了团棉花似的，憋屈得不行。

他立马提笔，给电影剧本的一位梁姓执笔人去了封信，字里行间火急火燎：

“谁告诉你们我三舅石三槐变节了？”

没过些日子，回信到了。

信纸上就短短一行字，却像大冬天的一桶冰水，兜头淋下来：

“是你家八叔和大舅母亲口说的。”

连自家人都按了手印，这案子还有法翻吗？

照理说，碰上这档子事，绝大伙儿也就认栽了。

毕竟组织上都盖了棺定论，亲戚们也没异议，非要硬着头皮去翻旧账，不光显得不知好歹，搞不好还得把乌纱帽弄丢了。

可陈德邻心里头，始终有个疙瘩解不开。

要是三舅真当了汉奸，把刘胡兰给卖了，那在国民党反动派眼里，他可是立了大功的。

既然立功，干嘛还要把他绑了，跟刘胡兰一块儿送上铡刀？

卸磨杀驴也没这么快的，这完全不合敌人的算盘。

揣着这个天大的疑团，陈德邻咬着牙，开启了一场长达七年、单枪匹马的真相追寻。

这回他要碰硬的，不光是铁板一块的社会舆论，还有一个藏得极深、伪装了足足十二年的真正黑手。

镜头切回到1947年1月12日。

国民党阎锡山的兵马突然包围了村子，那一天遭殃被抓的，统共有九号人。

结局大伙儿都清楚：刘胡兰、石三槐等七位好汉没低头，成了烈士。

可大伙儿往往漏算了一笔账：抓走的是九个，掉脑袋的只有七个。

活蹦乱跳回来的那俩，一个叫石五则，挂着农会秘书的职；另一个叫张生儿。

凭什么阎匪单单放他俩一马？

他把这两人拎回来审过，总觉得里面有鬼。

无奈石五则这戏演得太“圆”了。

他不光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还编了套听着挺像那么回事的理由：敌人那是为了吓唬老百姓，胡乱杀人立威，并没有点名道姓要杀谁，自己能捡回条命那是祖坟冒青烟。

更绝的是，这人倒打一耙。

他在村里到处嚼舌根，硬说石三槐才是那个受不住刑、把大伙儿供出来的软骨头。

这一招叫“死无对证”，毒得很。

石三槐人都在土里埋着了，哪能爬出来喊冤？

而石五则作为仅存的“老干部”，嘴长在他身上，他说啥就是啥。

哪怕后来专案组对他不放心，搞了监视居住，可手里没实锤，也拿他没辙。

这僵局，一拖就是九年，直到1956年才打破。

那年暑假，已经调去湖南吉县任职的陈德邻回了趟山西老家。

他没傻到直接找石五则对质，而是绕了个弯，先去访当年的目击证人。

在大象村，他摸到了烈士石六儿的家门，见到了石六儿的妹子石玉贞。

当年石六儿是跟石三槐、石五则一块儿被关在大象村据点的。

行刑那天大清早，石玉贞提着篮子去给哥哥送饭。

隔着窗棂纸，石六儿只来得及撂下一句后来成了铁证的话：

“我和三爷（石三槐）那是咬紧牙关啥也没吐，五爷（石五则）那是竹筒倒豆子，全招了。”

这句话，就像一枚钉子，把嫌疑死死钉在了石五则脑门上。

紧接着，陈德邻马不停蹄去找另一个活口——张生儿。

张生儿这些年过得跟受惊的鹌鹑似的，一见陈德邻上门盘道，吓得在那儿直打摆子。

陈德邻好话说了一箩筐，反复承诺“只求真相绝不乱抓好人”，张生儿这才哆哆嗦嗦吐了口。

原来，被抓那天，敌人把石五则单独提溜出去审了好半天。

等石五则回屋时，冲着看守的敌人甩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张生儿是个老实人没问题，我俩肯定好好配合长官。”

就这一嗓子，保住了张生儿的小命，也把他绑上了贼船，成了被迫的帮凶。

行刑现场，张生儿被逼着接那杀威棒，吓得手脚发软根本动弹不得。

那石五则咋样呢？

老百姓眼睛里可不揉沙子。

那天在村南大庙跟前，眼瞅着石三槐被打得皮开肉绽还要张嘴骂人，是石五则冲上去，抡起棍子就把石三槐给闷晕了。

事后，石五则给自己找补的理由简直是“影帝”附体。

他对旁人哭诉：“我看三哥被打成那惨样，心里实在不落忍，为了让他少受点活罪，我那是没办法才给了他一下痛快的。”

这一闷棍，不光打晕了石三槐，也把真相给打断片了。

越往下挖，陈德邻越觉得石五则这人城府深得吓人。

就连陈德邻的亲八叔段占喜，都被这姓石的给“收编”了。

当年刑场上，敌人本来凑够了八个人头要砍，连段占喜都被拉出来了。

千钧一发之际，是石五则跳出来跟敌人解释：“这老汉姓段，跟那个陈德照不是一家子”，这才让段占喜捡回条老命。

段占喜为此对他那是感恩戴德，事后专门提着五斤咸盐、割了一块羊肉去谢恩。

石五则收了礼，假模假样地叹气：“我给八路军跑了这么多年腿，将来变了天，敌人来了饶不了我。

等你家侄儿回来，把我也带上山打游击吧，省得遭罪。”

这话乍一听是怕被清算，其实是在给自己买“保险单”。

陈德邻琢磨透了，石五则救段占喜，压根不是发善心，而是在做风险对冲——万一共产党真打回来了，手里捏着“救过烈士亲叔”这张牌，谁还拉下脸来查他？

这一手“放长线钓大鱼”，把陈家上下几张嘴全给堵严实了。

这也就能解释，为啥连陈德邻的大舅母都对石五则的话深信不疑。

可只要是编的瞎话，总归有漏风的时候。

陈德邻在查访途中，居然撞见了个关键人物——王连成。

王连成透了个底：在偷袭云周西村之前，那张全宝跟石五则就已经眉来眼去，联系频繁了。

顺藤摸瓜这么一查，陈德邻翻出了两笔让人触目惊心的“外快”。

头一笔：刘胡兰牺牲才两天，石五则就被放回家了，手里居然提溜着二十斤白面。

在那个年头，二十斤白面那是金贵物。

他还特意嘱咐婆娘：“藏严实点，这事要是漏了风声是要掉脑袋的。”

第二笔：同年二月，石五则在当地钱庄里存了五十块大洋。

这数字太巧了。

当时杀害刘胡兰的另一个凶手徐得胜，领到的赏钱不多不少，正好也是五十块。

换句话说，石五则不光是叛变，他是蘸着战友的鲜血，去换了自己的那口白面和存折。

虽说证据链条基本上扣死了，但这盖子揭起来可没那么顺当。

陈德邻整理了厚厚一摞黑材料，给各级衙门寄了个遍。

从华北局到县委，信寄出去跟泥牛入海似的，大都没个响动，也就榆次地委回了四个字“很有价值”。

这事一直拖到了1959年。

那年六月，时任山西省副省长的郑林下乡到云周西村视察。

当他听说嫌疑重大的石五则还在外头逍遥，而死磕这事的竟然是个远在湖南的干部时，这位副省长拍了桌子：

这雷霆一怒，总算把地方上那股子推诿扯皮的官僚作风给震碎了。

郑林当场拍板，把陈德邻从湖南调回山西协助办案。

有了尚方宝剑，案子查起来那是势如破竹。

专案组直奔石三槐那间破败的老屋。

撬开一块积了十几年灰的青石板后，一叠泛黄的纸张重见天日。

这些材料，把石五则变节的老底扒了个底朝天。

原来，早在1946年，这人骨头就酥了。

作为1939年就入党的老资格，石五则在村里也是号人物。

可当初镇压恶霸石佩怀的时候，他跳着脚反对。

面上说是顾念亲戚情分，底子里是他收了人家的黑钱。

这事被石三槐查实后，石五则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饶。

石三槐一时心软，没往上捅，想给他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但这还没完。

石五则后来又不干人事，跟村里的寡妇勾搭成奸，还包庇那寡妇在做军鞋时偷工减料。

这一回，刘胡兰和石三槐没再惯着他，直接报给了组织。

处理结果很干脆：开除党籍，撤职查办。

从那一刻起，石五则心里的“怕”就酿成了“毒”。

1959年9月9日，面对铁证如山，被拷上手铐的石五则终于低头认罪。

据这老小子交代，早在1946年10月——也就是惨案发生前仨月，他就主动跟国民党特务勾搭上了。

在那份尘封已久的敌营口供里，敌人问：“你们村谁是共产党？”

石五则想都没想：“有刘胡兰、陈德照、石世芳。”

他还竹筒倒豆子般供出了刘胡兰干的那些事，以及石三槐当情报员的真实底细。

这也就解释了，为啥敌人在1947年1月那次偷袭能一抓一个准，为啥他们手里捏着一份怎么对都严丝合缝的“死亡名单”。

所有这一切，都是石五则为了报复以前的战友，为了那五十块现大洋和二十斤白面，处心积虑设下的一个杀局。

这个曾经在村里横着走、颠倒黑白的“幸存者”，听到判决居然还不服气，硬是接二连三地上诉。

为了把这案子办成铁案，专案组又耗了几年功夫反复核查，直到每个细节都挑不出刺儿来。

1963年2月4日，一声清脆的枪响，总算结束了石五则罪孽深重的一生。

这会儿，距离刘胡兰和石三槐牺牲，时间已经溜走了整整十六年。

回过头来细琢磨，这不单单是个抓内鬼的故事，更是一场人性的较量。

石五则赌的是“死人闭了嘴”，赌的是“岁月能把痕迹抹平”，赌的是他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那点左右逢源的小聪明。

可他千算万算漏了一招：有些账，哪怕隔着千山万水，哪怕隔着十几载光阴，只要还有人心里头揣着“公道”这两个字，就早晚得算个明白。

那个远在湖南、写信写断了手、跑冤枉路跑了七八年的陈德邻，就是那个死磕到底、非要算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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