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在兵团连队，孩子饿的哭，我冒险去公社买大米结果遇上一个人

文/刘方针

60年代末，我被下放到146团三营14连劳动。

那时的连队，因为两派争斗，造成田野荒芜，农业生产连年专损，职工群众生活日趋贫困，种地职工的一点口粮根本无法解决温饱。

人们饥肠辘辘，大伙只得到收割完的地里拾点麦穗、豆粒，割点野菜充饥，但捡拾的东西很少，杯水车薪，远远不能解决饥饿之苦。

那时，粮食是国家计划物资，非常紧缺，不能随便买卖，如果被发现有私自买卖的，就得戴高帽子挨批斗。

我家七口人，五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终日饥肠辘辘。孩子们的哭声，不是因为调皮，而是因为饿。那哭声像细针一样，扎在我和妻子的心上。

看着他们瘦小的身子、因为缺乏营养而显得格外大的眼睛，我们心里着急，却束手无策。

可作为一个父亲，眼见孩子挨饿的痛苦，已经压过了对风险的恐惧。

我打听到，连队板桥河对岸的柳毛湾公社，有老乡私下里卖“高价粮”。这消息像黑暗里的一缕微光，虽然知道前路危险，但我必须去试一试。

在一个我上夜班的黄昏时分，劳作了一天的人们都已收工回家，连队周围静悄悄的，只有远处传来几声零星的狗吠。

我心跳得厉害，推着自行车，像做贼一样溜出了连队，朝着板桥河的方向骑去。

一路上，我总觉得背后有眼睛盯着，风吹过玉米叶的沙沙声，都能让我惊出一身冷汗。

蹚过冰凉的河水，几经打听，我终于摸到了一户愿意卖粮的老乡家。

当我用颤抖的手递出皱巴巴的五十多块钱，接过那沉甸甸的三十斤大米时，一种混合着酸楚与庆幸的情绪涌上心头。粮食有了！

最大的考验在回程的路上。我将米袋牢牢绑在自行车后座，恨不得给车子插上翅膀飞回去。

当骑车再次过河，进入连队地界，来到一片茂密的包谷地边时，我的神经绷到了极点。

这里离家属区还有一段距离，四周寂静得可怕，只有我粗重的喘息和自行车链条的声响。我瞪大眼睛，竖起耳朵，警惕着任何一点风吹草动。

怕什么来什么。突然，前面的包谷地里“哗啦”一响，猛地窜出一个人影，手里还提着一把铁锹！

我脑袋“嗡”的一声，全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了，脚下一软，差点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完了！这是我当时唯一的念头。米肯定保不住了，批斗、游街、一家老小跟着蒙羞……巨大的恐惧攥住了我的心。

逃跑是徒劳的，这片地周围都是人。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硬着头皮，假装若无其事地继续往前蹬车，心里却像擂鼓一样。

来到跟前定睛一看，竟然是连里的赵班长！他当时正在地里浇水。我僵在那里，等待命运的审判。

出乎意料的是，赵班长并没有高声喝问。他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快速扫了一眼我车后鼓鼓囊囊的米袋，脸上露出一种复杂的神情。

他没有说话，只是侧过身，朝包谷地深处望了望，然后压低了声音，急促地对我说：“快走！他们从那边快出来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瞬间的错愕之后，巨大的感激之情淹没了我。

我来不及道谢，只冲他用力点了点头，便用尽全身力气蹬起自行车，朝着家的方向拼命冲去。

风在耳边呼啸，我却觉得那是我听过最动听的声音。我不敢回头，直到冲进家属区，看到自家窗户透出的那点昏黄灯光，一颗狂跳的心才稍稍落回肚里。

推开家门，我几乎是瘫软下去的，浑身被冷汗浸透，气喘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妻子见状吓了一跳，赶忙过来扶我。当她看到自行车后座上那袋大米时，立刻就明白了。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解下米袋，紧紧地抱在怀里，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

那眼泪里，有心痛我的冒险，有生活艰难的委屈，但更多的是粮食到来的如释重负。

缓过气来，我看着围过来的孩子们，他们的小脸上充满了好奇与期待。

我笑了，一种劫后余生、达成所愿的、带着苦涩味道的笑容。妻子擦干眼泪，也笑了起来，开始张罗着淘米生火。

不一会儿，简陋的屋子里便弥漫开来久违的、纯粹而浓郁的米香。那顿晚饭，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香甜的白米饭，虽然没有什么菜，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满足的光彩。

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和妻子相视而笑，所有的恐惧与艰辛，在那一刻都值得了。

后来我才知道，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像我这样为了家人肚皮而冒险去买“高价粮”的人，并不在少数。大家心照不宣，在严酷的生存压力下，形成了一种默然的默契与理解。

赵班长那一声悄悄的“快走”，代表的正是这种在冰冷环境下，未曾泯灭的人性温度与底层劳动者之间最朴素的同情。这个特殊的“群体”，无关派别，只关生存与亲情，它默默存在了好几年，直到阴霾散去，生产恢复，大地重新慷慨馈赠，大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才自然而然地消散在历史的烟尘里。

但那袋用冒险换来的大米，那顿让全家暂时忘却饥饿的晚饭，以及赵班长在那个黄昏给予的善意，却永远烙印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后记】

这段关于“三十斤大米”的回忆，远不止是一个关于“饿”与“吃”的故事。它是一面棱镜，折射出特殊年代里普通人身处历史夹缝中的生存实态、伦理困境与人性的坚韧微光。

当“父亲”的角色与严苛的禁令正面相撞时，主人公选择了前者。这并非对规则的漠视，而是在极度困境中，源于血缘与责任的生命伦理对抽象条文的悲壮突围。

他的恐惧（路上“魂飞魄散”）与决绝（“冒最大的风险也要去”），构成了那个时代无数小人物内心挣扎的缩影——他们在维护家庭基本生存权的朴素愿望下，被迫行走在风险的钢丝上。

赵班长的“通情达理”，是这则故事中最温暖、也最富有深意的笔触。他的出现，本应是规则最直接的执行者，却意外成为了风险的化解者。

那一句压低声的“赶快走”，绝非简单的徇私。它体现了一种超越派系纷争的、基于共同生存体验的底层共情。

在宏大的政治叙事与冰冷的制度缝隙中，是这种劳动者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与无声的庇护，维系了生活最基本的底线，让人们在严寒中感受到一丝人性的余温。

他不是在对抗制度，而是在执行一种更高的“良知律令”——不让人饿死。

故事的结尾，一家人围绕米饭的“笑”，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这笑容混杂着疲惫、心酸、庆幸与短暂的满足，是苦难中开出的最动人的花。

它揭示了一个最朴素也最伟大的真理：无论时代如何波澜云诡，人们对“一顿饱饭”的渴望，对家人安康的守护，始终是推动生活前行的最原始、最强大的动力。

那个自发形成的“买粮群体”，正是一个时代困局下，民间社会基于生存需求而自发形成的脆弱而坚韧的互助网络。

这段个人史让我们深刻反思：好的社会政策，其底线应是保障人免于基本生存恐惧。当人们需要为最基本的温饱而“铤而走险”时，本身就值得深思。

而无论在何种境遇下，像赵班长那样在权力微末处保留一丝灵活与善意，像主人公那样为家庭承担风险的勇气，以及邻里间那种无言的体谅，都是瓦解绝对困境、保存社会生机的珍贵力量。

历史不仅由宏大事件构成，更由这些在生存钢丝上，闪烁着人性尊严与互助微光的瞬间所铸就。它们提醒我们，在任何时代，对他人生存困境的体察与一丝不忍，或许就是照亮寒夜的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