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始末

“二十一条”是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北洋政府提出的旨在独吞中国的秘密条款，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支持，实现称帝野心，竟然应其所需，卖国求荣，在历史上留下了可耻的一页。

1914年8月，正当袁世凯积极准备恢复帝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无暇东顾。东方的日本帝国主义便欣喜若狂，认为这正是它推行“大陆政策”、实现其独占中国野心的天赐良机。

对于帝国主义之间的混战，北洋政府感到左右为难，无所适从，只好于同年8月6日宣布中立，并发表声明：“各交战国在中国领土、领海不得有占据及交战行为”；“各交战国之军队军械及辎重品，均不得由中国领土领海经过”。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对此却置若罔闻。在中国政府宣告声明的第3天——即8月8日，他们便派遣军舰抵达青岛海面。8月23日，以对德宣战为名，悍然派兵2万从龙口登岸，开始侵略中国；9月26日，进攻维县；10月6日，直达济南车站；11月7日，攻占青岛，占领胶济铁路全线，夺取了德国在华的一切权益。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山东的疯狂行动，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采取开门揖盗的退让政策。11月中旬，北洋政府下令撤退日本占领区所有中国驻军，划出“特别区域”供日军使用。12月间，由外交次长曹汝霖牵线，袁世凯又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作了多次“披肝沥胆”的秘密会晤，投其所好，大献殷勤。

日本遂窥破了袁世凯阴谋称帝的野心，便进一步以此相要挟，以实现独霸中国的阴谋。按照日本首相大隈的指示，日置益于1915年1月18日前往怀仁堂晋见袁世凯，以解决中日所谓“悬案”为名，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这些要求共列为五号、二十一条。并诱惑说：如能承允所提要求，方可证明“日华亲善”，日本政府对袁大总统亦可“遇事相助”。最后要求“迅速商议解决”。

“二十一条”内容分五号。第一号四条，要求日本在山东的特殊权利；第二号七条，要求日本在东三省南部和东部以及内蒙古的特殊权利；第三号两条，要求把已有日本渗入的汉冶萍公司包括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变成中日合办的企业；第四号一条，要求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第五号七条，要求聘用日本人为中国政府的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和兵工厂，把武昌至九江、南昌间，南昌至杭州间，南昌至潮洲间的铁路建造权以及福建省内修铁路、开矿山的投资权优先许与日本等等。

对日本所提“二十一条”，袁世凯初感惊诧无措，“殊为失望”。当天晚上，召集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谋士徐世昌、梁士诒等人商讨对策。他们连续讨论了二天一夜，既感日本所提条件过苛，但又不能完全拒绝。于是，议定以下措施：（1）、更换外交总长孙宝琦（由陆征祥接替），以拖延开始谈判的日期；（2）、恳请日本“原谅中国政府实在为难情形，勿过坚持”；（3）、密电冯国璋联合十九省将军发通电，声称拒绝日本要求，不惜一战，以增强谈判的力量。

可是，日本根本不买袁世凯的账。2月3日，日本外相加藤致电日驻华公使日置益，指出：“袁氏权诈老套，对我帝国进行，毫无影响”。

在日本政府的压力下，北洋政府与日本政府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谈判，从2月2日起正式进行，日本代表是日置益、小幡酉吉；北洋政府代表为陆征祥、曹汝霖。在交涉过程中，日本代表先以支持帝制为诱饵，继之武力相恫吓，企图迫使北洋政府把二十一条完全吞下。当时正值全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袁世凯唯恐完全屈服于日本侵略者自身难保，便提出一个妥协方案，即完全满足日本对满洲（即东北三省）的要求，其它方面则可暗中使日本也有所收获。但是，日本方面步步紧逼，毫不相让。日置益以坠马负伤为借口，从3月17日起，拒不出席会议，做出决裂态势。袁世凯害怕谈判破裂，于己不利，急忙指使中方代表赶到东交民巷，在日置益床前设桌谈判。这种可耻的“床前外交”实为古今中外外交史上所罕见。

“二十一条”内容传出后，欧美列强对日本损害他们在华特权甚为不满，纷起激烈抨击。2月10日，英国驻日公使葛林代表本国政府发表声明，对第五号各条“深表遗憾”。日本看到阴谋败露，事态严重，便于4月26日提出修正案二十四款，内容与原提要求大致相同，仅在文字上和形式上略作变动，至于第五号各条，允许以后再行协商。接着不容更改地强加于中国，并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之内完全应允。否则，日本政府“将执行认为必要之手段”。与此同时，日本增兵青岛、沈阳等地，耀武扬威，进行实力威胁。

在对日交涉中，袁世凯曾幻想以英国为后盾。此时，英国见日本取消了在其势力范围内修筑铁路的要求，便变换腔调，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劝袁世凯“忍辱负重，接受要求”。袁世凯看到依靠英国人帮忙落空，又怕得罪日本人，自己皇帝作不成，便于5月8日上午召集心腹开会，整整商议一天，最后决定接受日本通牒。次日上午11时，委派陆征祥、曹汝霖前往日本使馆递交复文，对日本提出的修正案，除第五号容后协商外，“即行应诺”，并无耻表示“俾两国亲善益加巩固”。

为了掩盖卖国求荣的罪行，袁世凯一伙在决定承认二十一条的同时，草拟了一个“密谕”，5月10日发给各级文武官吏，声称“予以保全国家为责任，对外则力持定见，始终不移；对内则抚辑人民，勿令自扰。将及四月，持之益坚。彼遂以最后通牒强迫我承认，然遂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大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京外各官当规劝僚属，申儆人民，忍辱负重，求其在己。

切勿妄逞意气，空言谩骂，非徒无益，反自招损”。在向全国公开通电中，更是厚颜无耻地说：“日本既有让步，无损主权，故决定由外交部答复，此案已结，中外敦睦”。还动员各省拍发贺电，颂扬所谓“元首外交成功”。御用报刊，也鼓噪一时，把对日投降说成是“双方交让，东亚幸福”。然而，这些鬼蜮伎俩并不能把他们媚外卖国的罪恶行径掩盖起来，相反，使全国人民更加认清了他们入主出奴的丑恶嘴脸和卖国本质。

“二十一条”的谈判和签订，进一步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愤怒斥责袁世凯，强烈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浪潮席卷海内外。上海，北京，汉口等大城市的人民群众罢工抗议，游行示威，抵制日货。沈阳人民向日本商店投掷炸弹。青年学生纷纷组织团体，进行爱国救亡斗争，留日学生召开大会，发表宣言，准备回国武力抵抗。海外华侨也纷纷行动，宣传，捐款和抵制日货。

在全国上下一致的反日斗争浪潮中，北洋政府尽管签订了卖国文约，然终不敢付诸实施，日本企图独霸中国的野心也遭到了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