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7日凌晨两点,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场灯火通明。就在各方代表密锣紧鼓核对条款时,战场另一侧几名被临时看押的特殊战俘却显得坐立不安,其中就有华裔美军少尉吕超然。
吕超然出生于1929年旧金山华埠,父亲在洗衣店打杂,母亲给洋餐馆缝桌布。因为从小受尽冷眼,他认定制服和勋章才是跻身主流的快捷通道。一九四八年满十八岁,他拉着行李箱进了美陆战队新兵营,自那之后刻意与中文划清界限,连姓氏都按英文发音写成“Lew”。
朝鲜战争爆发后,吕超然被编入陆战一师。1950年11月长津湖一役,他凭借一口流利普通话扯着嗓子往志愿军阵地喊:“别开枪,我是自己人!”几名警戒兵探出头,他顺势抬枪扣动扳机。那一刻,美军战报写下了“Lew single-handedly eliminated multiple hostiles”,而志愿军第20军名册则多了几行烈士姓名。
受伤、返美、再赴前线,吕超然把这一套流程走得极熟。越战期间他已是少校,仍旧干冲锋探路那一票买卖。2014年4月,纽约时报以整版讣闻称他“用汉语为美国打仗的传奇军官”。一位自称老战友的退伍兵在留言里写道:“这是个拼了命想证明自己是‘真正美国人’的华裔。”讽刺的是,吕超然去世时孤身一人,欠着医院两万多美元急救费,最终由退伍军人协会代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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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吕超然站在对立面的,是曾获评“模范文化教员”的谷中蛟。时间拨回1952年9月,志愿军第38军114师正为拿下白马山做最后冲刺。谷中蛟职位不高,却因识字多、嘴皮子利索,常到团部传达命令。也是这层便利,让他摸清了进攻时序、火炮射界、突击路线。
10月1日晚,部队潜伏演练时他借口“查看道路”失踪。翌日拂晓,南朝鲜第九师的火力网精准覆盖志愿军集结地域,原本打算“拔钉子”的偷袭被迫改为强攻。江拥辉军长恨得直捶地图,但战机已失,只能硬着头皮往上顶。十昼夜拉锯后,志愿军伤亡报告数字定格在六千七百余。
白马山没拿下,38军历史上第一次被迫撤下前线整训。彭德怀拍桌子的那声“万岁军也会失手!”在指挥部里回荡良久。后来有人问老兵:“那仗到底败哪儿了?”对方闷声答一句:“谷中蛟那枪没朝敌人开。”
那么,他的下场如何?南朝鲜宪兵最初把谷中蛟当功臣,拍肩膀寒暄两句,随后便塞进普通战俘营。停战交换时,他随“反共志愿”队伍去了台湾。岛上情报部门用完就丢,给了张身份证,把他安排到基隆码头扛包。传闻他改名换姓,娶了当地寡妇,终日躲在渔村角落;也有人说七十年代暴毙街头。无论真伪,一点可以肯定——再没人把他当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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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谷中蛟,1990年叛逃的歼六飞行员王宝玉更像一场荒诞剧。那年7月,他驾机窜往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幻想换取“自由世界”的舒适生活。结果两周后,被苏方直接打包交回,落地哈尔滨双手戴铐,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块牛排。
从吕超然到谷中蛟,再到王宝玉,人物性格各异,背后逻辑却惊人相似——急于个人跃升,对集体、信念、国家概念漠然。一旦发现理想和现实有温差,便用“投奔光明”或“我也有难处”给自己找台阶。不得不说,这种心态古今中外都不稀奇,只是战火年代的背叛,会立刻放大成成千上万条生命的代价。
抗美援朝停战七十年来,关于那些叛徒的资料零散散见。军史档案里无刻意粉饰,也无专章批判,大多只留下寥寥数字:某役损失、某人脱逃。真正的惩罚往往来自历史本身——英雄纪念碑上没有他们的名字,后辈口口相传的,也只是落荒而逃的背影。
今天的鸭绿江两岸早已烟尘散尽,可那几段背叛故事仍被老兵偶尔提起。有人摇头感慨:“人这东西,心要是歪了,给啥都填不满。”这句话也算给吕超然、谷中蛟之流做了最简短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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