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熟知的世界可能结束了 |【经纬低调分享】

世界剧变的序幕正缓缓拉开。人类正同时遭遇技术变革、社会动荡与前所未有的繁荣，多重冲击交织造就了“超音速海啸”般的颠簸格局。

从1898年美西战争的历史回响到当下无约束的势力范围争夺，从能源技术主导权的重构到全球南方国家的战略觉醒，世界格局正经历全方位重构。相互依存被武器化，供应链、能源流成为博弈工具，而气候变化、AI武器化等全球性挑战却亟需跨国合作。这场变革无关优劣，却深刻改写着权力规则与发展逻辑。

本文整合多方重磅论述，从历史、权力、能源、地缘、全球南方等维度，解析世界格局演变的底层逻辑。在这个充满分裂与机遇的动荡时代，唯有读懂趋势、备好应对之策，才能在混乱中寻找秩序，在竞争中留存合作空间，穿越这段人类历史上极为特殊的过渡期。以下，Enjoy：

来源：不懂经

“接下来的3-7年，将是人类历史上极度撕裂的过渡期……我们将同时经历三件事：剧烈的变革、社会动荡，以及前所未有的繁荣。人类并不擅长在短时间内应对多重重大变化，这就是过渡期’颠簸’的根源。”

——埃隆·马斯克，2026年1月6日，特斯拉德州超级工厂访谈

2026年初，当马斯克在特斯拉超级工厂发出上述警告时，世界舆论正因另一场剧变而沸腾：特朗普跨国抓捕了马杜罗，美国对一个主权国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动，全球秩序的崩坏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扩大。

马斯克所描述的”超音速海啸”——技术变革对社会结构的冲击，正与地缘政治的剧烈重组同步发生。

最近，《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与《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等先后刊发了多篇重磅文章，汇聚历史学家、国际关系学者、前政府官员等多方声音，共同审视这个剧变中的世界。

这些文章虽然视角各异、侧重不同，却不约而同地指向一个与马斯克类似的核心判断：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过渡期，旧秩序正在瓦解，而新秩序尚未成形。

有学者甚至用一个词来定义，就是“极端不确定性”。旧的体系正在瓦解，但我们尚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外交事务认为，世界正在进入新的帝国时代，但是，“这是一种只有势力范围逻辑，却无势力范围约束的状态。”

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将综合梳理这些重要论述，从历史回归、权力重构、能源竞争、地缘博弈以及全球南方的崛起等多个维度，呈现当下世界格局演变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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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事务》刊发的《新帝国时代》一文，以其深厚的历史纵深感令人印象深刻。作者开篇便引用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场景：2014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曾感叹普京的行为表现出”19世纪的作派”。

然而十余年后，这句话竟精准地描述了美国自身的外交政策走向。

文章将当前的局势与1898年的美西战争进行了系统性的历史比较。1898年是美国外交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当时，在短短数月间，美国击败了西班牙帝国，获得了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等殖民地，建立了对古巴的保护国地位，一跃成为太平洋强权。

作者指出，麦金莱总统时期确立的权力与安全观，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经济繁荣、领土扩张和”文明”理念。

当时的美国精英将”文明”理解为社会成就的晴雨表，将不同民族按进步程度分级。这种观念深受种族、社会和文化偏见的影响，却为海外干预提供了道德合法性。文章敏锐地指出，当今政府的政策同样体现了这种”文明和平论”的思维，即认为如果世界上像美国的国家多一些，国际事务将变得更加可预测与和平。

然而，历史也提供了一个警示故事。作者提出了“干预者陷阱”(The Meddler’s Trap)这一概念：干预行动往往会使决策者越陷越深，误以为周边事件比实际更关乎本国利益。

菲律宾的例子便是明证。美国的吞并决定引发了长达数年的叛乱，造成了数十万人死亡，而菲律宾直到1946年才获得独立。正如西奥多·罗斯福1907年向塔夫脱承认的那样：“菲律宾构成了我们的阿喀琉斯之踵。”

这一历史教训对当下的启示是深刻的。随着国家变强，它们往往会感到更不安全。更大的权力导致了更大的脆弱感，而干预行动一旦开始，想要抽身便变得极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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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观点版面邀请的五位作家，从不同角度描绘了旧秩序崩塌后的世界图景。牛津大学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的判断最为直接：“我们都已习惯的国际秩序——回过头看，甚至到了自满的地步，如今状况堪忧，甚至是致命的。”

塔夫茨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莫妮卡·达菲·托夫特则指出，二战后基于规则的秩序正在崩溃，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正伸手去拿那本过时的剧本，即划分势力范围。

她列举了一系列令人警醒的事实：俄乌战争、东亚隐忧、以及对北约盟友领土的公开威胁。将这些行动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共同的前提：“大国必须扩张，否则就会灭亡。”

托夫特教授进一步分析了当今势力范围与二战后雅尔塔体系的本质区别。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是在精疲力竭的国家之间达成的，旨在防止全球冲突卷土重来。

尽管那一安排对东欧国家极不公平，但它是经过谈判的、有边界的，服务于各方的共同利益。而当前正在形成的势力范围却缺乏这种”纪律”——“这是一种只有势力范围逻辑，却无势力范围约束的状态。”

更令人担忧的是，今天的大国合作正在枯萎。本世纪人类将面临的一些最具生存威胁的挑战，如未来的流行病、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武器化、网络攻击和跨国恐怖主义，根本无法由任何国家独自应对。

然而，随着世界再次分裂成敌对的势力范围，解决这些威胁所需的合作正在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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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亚当·图兹的分析另辟蹊径，从能源角度审视权力格局的演变。他以一个著名的历史细节开篇：20世纪初，温斯顿·丘吉尔下令将英国无畏舰队的燃料由煤炭改为石油，此举实际上”钦定”了美国——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成为20世纪的天然霸主。

如果全球竞争与技术和能源密不可分，那么国家获取动力的方式或许就能预示下一个世界秩序的形态。

图兹教授指出，在绿色能源领域，已经出现了一个无可争议的巨头。东方大国全方位地追求能源，驾驭着一支由科学家和工业研发人员组成的大军，鼓励私营企业家建立生产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的创新工厂，这些工厂如今主导着世界市场。

马斯克在近期访谈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察。他指出，能源将成为AI竞争的关键瓶颈：“人们目前疯狂地追求算力、追求芯片，但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瓦特’来驱动这些芯片，算力就无法落地。”

他坦言：“在太阳能领域，中国做得非常出色，令人惊叹，目前太阳能产能约每年1500吉瓦。”他预测到2026年，中国在发电量和AI算力方面将取得显著优势，“人们低估了电力供应的难度，也低估了在能源基础设施上的投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国家的政策走向却呈现出一种”蒸汽朋克”式的怀旧色彩：对风力涡轮机的恐惧、对科学的攻击、对石油的执念。图兹教授尖锐地指出：“’蒸汽朋克’是虚构的，而太阳能电池板却是真实的；人工智能需要吉瓦级的电力；无人机对战列舰构成了威胁。”

这一判断与前政府官员拉什·多希的观察形成呼应。多希指出，在技术竞争中，真正的力量源泉并非领土控制，而是技术掌控。

他援引历史说明：18世纪，当一些国家目光短浅地在欧亚草原上建立势力范围时，英国却通过完善蒸汽机赢得了那个世纪；19世纪，当欧洲人痴迷于瓜分非洲时，美国则通过发明电气化和大规模制造实现了飞跃。

多希提供了一组令人深思的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某些新兴经济体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其工业基础和发电量都在快速增长，在电动汽车和下一代核反应堆等新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这表明，在技术竞赛中，传统大国如果将精力过度分散在领土扩张上，可能会错失真正的战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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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全球南方”项目主任萨朗·希多尔的文章，提供了一个常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视角。他观察到，面对大国的关税攻势，世界的反应出人意料——除了少数国家，几乎没有任何国家采取报复行动。许多国家排队签署协议，哪怕条件并不有利。

然而，这种表面的顺从掩盖了更深层的变化。

希多尔指出，尽管超级大国的单极霸权时代已成过去，但全球化并未死亡，它只是在变形。在2025年，从加拿大、印度、印度尼西亚，到马来西亚、新西兰和秘鲁，各国纷纷签署了新的双边贸易协定。

区域集团也表现活跃：东盟深化了与主要经济体的长期自由贸易协定，将合作范围扩展至数字和绿色领域；欧盟开启了与跨太平洋集团的一体化谈判；南方共同市场的贸易协定也在推进之中。

在能源转型领域，全球南方国家正在积极采用绿色技术。在电动汽车销量方面，尼泊尔、新加坡、泰国、乌拉圭、越南等国的表现已经相当亮眼。非洲和南亚的太阳能装机量也在激增。这表明，无论大国的政策如何摇摆，技术进步和市场力量仍在推动着全球能源结构的转型。

巴西学者马蒂亚斯·斯佩克特的分析则更具理论深度。他指出，那些受上世纪强加等级制度影响的国家，现在成为了全球历史下一章的核心。印度、巴西、南非、伊朗等国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占领、监护或外部约束。

作为一个群体，它们在治理风格、安全考量和发展战略上分歧严重，但它们分享着一套由统治与反抗铸就的政治语法。对它们而言，“主权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是一项来之不易的资产，极易受到威胁，并将被猛烈捍卫。”

斯佩克特精辟地总结了这些国家的策略转变：“在各个大陆，中小型强国的政府日益采取对冲而非结盟，多方投机而非单一承诺，进行交易性谈判而非顺从。”这种策略的核心在于保留选择的权力，而非被动地选边站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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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佩克特还提出了一个颇具洞察力的观点：相互依存不再约束权力，而是越来越被武器化、改道和配给。供应链、支付系统、能源流、数据网络和食品市场都已成为施压的工具。“影响力不仅通过军队传播，也通过市场和基础设施传播。”

然而，胁迫也会招致反弹。斯佩克特指出：“大国施压越狠，招致的反弹就越大，无论是在军事、经济还是技术上。这种反弹可能不总是戏剧性的反抗，而是通过拖延、稀释、选择性合规和战略模糊来进行更安静的阻挠。”

这一观察与希多尔的判断相互印证。在关键矿产领域，智利和印度尼西亚成功开发了丰富的锂和镍资源，受此启发，越南和津巴布韦也加强了对本国矿产资源的开发力度。萨赫勒地区的一些国家甚至将西方持有的矿业资产收归国有。

这些行动表明，在一个相互依存被武器化的世界里，资源富集国正在学会利用自己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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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米伦教授的文章为这场讨论提供了一个历史学家特有的审慎态度。她坦言：“在过去大约十年里，许多人厌倦了展望一个只会老调重弹的未来。快速行动、打破常规，或者至少撼动现状，似乎是大胆、激进和新颖的。好吧，我们现在就在这儿了。”

她用”极端不确定性”(radical uncertainty)来定义当前的时代特征。旧的体系正在瓦解，但我们尚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也许事情很快会平息，形成一种新常态。但如果历史有任何指导意义的话，我们不应指望这一点，相反，我们应该为长期的动荡做好准备。”

麦克米伦列举了诸多破坏性因素：不可预测的选民、贸易战、人工智能及其投资泡沫、人口老龄化和地球变暖。她特别强调了军控机制失效的风险：“一些国际军控协议被任其失效或被直接无视，而其他急需更新的协议，如防止核扩散或太空军事化的协议，却无人问津。”

在这个不可预测的世界里，麦克米伦预期会出现更多”热点”，大国将在此极力争取排他性的势力范围，并在陆地和海洋相遇之处发生冲突。较小的国家可能会争先恐后地在某一方的庇护下寻找避难所，但如果它们看到更好的交易，就会改变效忠对象。

“这种不断的重新洗牌本身就带有风险。历史上，大国以及中等国家总是被卷入其被保护国的争吵中。战争可能由意外引发。但一旦开始，它们就难以控制或结束，并可能像森林大火一样吞噬沿途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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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这些论述，下一个世界秩序的轮廓开始隐约可见。它不会是一个由单一霸权主导的体系，也不会是将全球整齐划分为敌对阵营的两极格局。

用斯佩克特的话说，它“可能会更加粗糙、更加即兴且更具争议性：由试图划线的大国和那些对等级制度记忆犹新、不断测试、弯曲和重新谈判这些界线的国家共同塑造。”

希多尔则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描述这种新秩序——印度的杂烩饭(Khichdi)，一种由米饭和豆类混合煮成的食物。“这种杂烩饭看起来或许有些杂乱，却能排毒养颜，增强体质。以此为模版的世界将减少自上而下的控制，更多地体现自我组织，其驱动力更多源于实用主义而非意识形态。”

在这样的未来，多边机构如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可能成为危机管理协调平台；许多行动可能源自富有进取心的中小国家，正如小岛屿国家在气候问题上发挥的作用已远超其体量；开放贸易国家集团的出现预示着新的合作模式。

然而，没有人对这一转型过程抱有乐观幻想。正如希多尔所言：“新秩序的诞生历来鲜有井然有序之时。这一次又怎会例外？”

结语

这些来自不同背景、持有不同立场的学者和分析人士，在一个关键判断上达成了共识：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无论人们对它有多少批评，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确实提供了一种可预测性和稳定性。

而当这种秩序开始瓦解时，取而代之的并非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渡期。

图兹教授的一句话或许最能概括当前的局势：“目前的展望是廉价能源肆意驱动下的多极混乱：一场充斥着无人机和重质原油的’多重危机’。”

在这样的时代，历史的教训显得尤为珍贵。1898年的故事提醒我们，帝国扩张的冲动往往导致”干预者陷阱”；雅尔塔体系的经验表明，没有约束的势力范围划分比有规则的体系更加危险；全球南方的觉醒则证明，霸权的时代确实已经过去，任何试图恢复旧秩序的努力都将面临结构性的阻力。

面对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时代，或许我们能做的，就是像麦克米伦教授建议的那样，“为长期的动荡做好准备”，同时在混乱中寻找秩序的可能，在竞争中保留合作的空间。

毕竟，人类面临的真正挑战——气候变化、流行病、技术失控，并不会因为大国的博弈而消失。它们只会在等待中变得更加紧迫。

而马斯克的告诫或许值得我们铭记：“做一个乐观但错误的人，比做一个悲观但正确的人要好。我们要去创造那个值得期待的未来。”

在这个”超音速海啸”般的变革时代，保持清醒的头脑与行动的勇气，或许是我们穿越这段颠簸过渡期的唯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