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丨凛冬已至的美国

Welcome to the American Winter

明尼阿波利斯冰封的街道上，正上演着一场意义深远的变局。

作者：罗伯特·F·沃思

摄影：Jack Califano for The Atlantic

发布时间：2026年1月25日

六辆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车队骤然停驻，数十人立刻围拢上来，人人手持手机；附近民居里也涌出不少人——我甚至看到一位女子在零下7摄氏度的天里穿着健身短裤——众人将从黑色越野车中涌出、面罩遮面且全副武装的执法探员团团围住。人群的怒火仿佛化作一股有形的力量，与此起彼伏的哨声、汽车鸣笛和愤怒的口号一样真切：“驱逐移民局！滚蛋！回家去！”

警员将一名抗议者摔在泥泞的柏油路上，一拥而上将其按倒，随后铐住他拖离现场。人群的尖叫愈发刺耳。由于撤离路线被抗议者和车辆封堵，探员们投掷出催泪瓦斯罐，白色的烟雾在冬日的空气中翻涌升腾。一名受伤的男子踉跄着从我身边走过，在雪地里反复呕吐。

上周三下午，我站在距离混乱现场数码远的地方，眼前的画面，充其量是美国国内分裂的一幅写照：一边是野蛮的执法人员，用枪口要求他人屈服；另一边是愤怒的抗议者，嘶吼着寻求正义。

但近几周，无数令人心惊的照片记录下了明尼阿波利斯的暴力冲突，而冲突背后，是另一种现实：一场精心策划、如同城市编舞般的公民抗议行动。从抗议者手中同款的哨子、整齐的口号、统一的策略，到他们虽紧跟移民局探员，却从未真正阻挠其逮捕行动的举动，都能窥见这场行动的章法。过去一年，数千名明尼苏达人接受了法律观察员的专业培训，参与了长时间的角色扮演演练，而我亲眼所见的这一幕，正是他们反复排练的场景。他们日夜徒步巡逻各个社区，通过“信号”等加密通讯软件保持联系，这些联络网络，最早便在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遇害后形成。

我一次次听到人们说，他们不是抗议者，而是守护者——守护自己的社区，守护心中的价值观，守护宪法。副总统万斯将这些抗议斥责为“左翼激进分子与地方当局勾结制造的蓄意混乱”，但当地的实际情况，远比这一说法更离奇，也更耐人寻味。尤其是1月7日勒妮·古德遇害后，这场运动的规模早已远超电视新闻里出现的核心激进分子群体，且它并不存在万斯等政府官员臆想中的核心指挥层。

有时，明尼阿波利斯的景象会让我想起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抗议者与警方的街头冲突，迅速升级为一场大规模抗争。如同开罗的解放广场，明尼阿波利斯的公民反抗也呈现出层层递进的态势：抗议先锋的力量不断壮大，许多并非持进步派立场的民众，即便未亲身参与，也心生共鸣。在一个富裕的郊区，父母、牧师、教师和老年居民口中，我听到了同样的愤怒。几周前，明尼阿波利斯市政官员还因警务、加沙问题和财政预算争论不休，如今，为了反对移民局，人们已然团结一致，过往的分歧烟消云散。

“总的来说，这个社区已经展现出了极大的克制。”莱克街协会执行董事艾莉森·沙基对我说。该协会代表着众多受移民局突击检查重创的少数族裔企业，“但我们被步步紧逼，这恐怕是蓄意为之，目的就是挑起内乱。”

与阿拉伯之春一样，人们对这场运动的走向深感不安——尤其是如今，已有两人在类似我目睹的冲突中遭枪击身亡；但与此同时，一股希望的暗流也在涌动：人们期待明尼苏达能为全美树立一个民主反抗的典范。

配图说明：杰克·卡利法诺为《大西洋月刊》拍摄——抗议人群拍摄移民局探员，吹响哨子抗议

过去一年，明尼阿波利斯南部一栋三层砖砌建筑，成了无数人的聚集地——他们感到自己和邻居，需要获得保护以阻止本国政府的侵害。运营该建筑培训课程的非营利组织要求我不得透露其具体位置。我到访时，热情洋溢的劳工组织者埃米莉亚·冈萨雷斯·阿瓦洛斯正站在座无虚席的礼堂舞台上，讲述移民局探员使用的面部识别技术——这些探员常会对着抗议者拍照。“现在，每个人都身处险境。”她说。她身后的屏幕上，列着几条观察移民局突击检查的法律要点。

阿瓦洛斯告诉我，已有6.5万人接受了相关培训，其中大部分人是12月后参与的。“我们最初的基调完全不同，只是预防性的宣传。”她说。而如今，古德遇害后，“人们对这场斗争的利害关系，有了全新的认知。”

我走上楼，看到分组培训的现场，人们正在接受与移民局正面对抗的训练。一间教室里，数十名年龄从14岁到70岁左右的参与者，与三名扮演移民局探员的培训师对峙，激烈的冲突模拟持续了数分钟。演练结束后，培训师为志愿者们进行点评。一位头发花白的女士说，这场演练让她倍感艰难，“我本就不是会说‘滚蛋’的人。”其他人则得到了实用技巧：如何更稳地站稳身形，让探员难以将其推倒。

离开前，我看到培训师又让众人进行了两场模拟演练：一场是移民局突然突袭邻居家，另一场是在移民局用于驱逐出境的机场举行有计划的抗议。几天后，第二场模拟的场景竟成了现实：约100名神职人员因在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国际机场抗议而被捕。

与我交谈的参与者，看起来并非典型的抗议者形象。其中一位驾校教练要求我仅以戴夫相称，他说：“我一点也不喜欢冲突，这也是我来参加培训显得很反常的原因。”但看着身边发生的一切，他觉得自己需要培训师传授的这些技能。和他一同参加培训的14岁女儿告诉我：“这场培训让人有些难以承受，但我觉得这些训练都很有必要，因为他们只是在还原现实。”

运营这些培训的非营利组织，并未组织或指挥双子城的反移民局抗议活动——事实上，这场运动本就无人指挥。这是一场如同阿拉伯之春般的无领袖运动，自发形成，且带有极强的本地性。跟踪移民局车队的人（他们自称“通勤者”，这个称呼半是玩笑，半是为了躲避政府监控）以社区为单位，通过“信号”群组组织行动。开车带我前往抗议现场、见证移民局突击检查的威尔·斯坦西尔，是一名律师、活动家，也是社交媒体博主。他的汽车挡风玻璃上方固定着一部手机，我能听到“信号”的语音聊天室里，人们实时追踪着移民局车队穿过各个社区的位置。那感觉，仿佛置身于一辆通过电台接收调度员最新消息的警车中。

即便未被催泪瓦斯波及，你也能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街头，看到这场全民自发的组织行动。一个酷寒的清晨，我走近一名站在小学对面街道的男子，他的脖子上挂着一只蓝色的哨子。他告诉我他叫丹尼尔（因妻子是移民，要求我不透露更多信息），他每天早上都会值守一小时，确保孩子们安全入校。当地的其他志愿者会定期过来，给他送咖啡、点心，或是互通消息。这样的社区值守，遍布双子城的各所学校、餐馆、日托中心，以及所有有移民居住，或有人可能被误认成移民的地方。

“这算是一种无组织的有序状态。”当我问及学校值守的运作方式时，丹尼尔说，“是乔治·弗洛伊德事件，让所有人联结在了一起。”

弗洛伊德遇害后形成的本地联络网络，初衷并非只有反种族主义。2020年五六月，那段情绪激昂的日子里，街头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抢劫者和挑事者，民众对警方的愤怒达到顶峰，警方也因此撤出了城市的部分区域。许多社区为了自保，纷纷组织起本地的值守队伍。

配图说明：杰克·卡利法诺为《大西洋月刊》拍摄——一位抱着婴儿的女子站在摆满移民局抗议哨的桌子前；礼堂的舞台上，一人站在满座的观众面前

我与丹尼尔交谈不过几分钟，一名高个子男子走了过来，自称是这所小学的家长观察员，并要求我表明身份。当我出示记者证后，他的态度变得友善了些，但仍带着警惕。他解释说，有消息称，移民局探员会冒充记者。我向他询问家长巡逻队的情况，他却致歉表示，不能透露任何信息。

学校内部，许多管理人员在过去一年里，也做好了各自的准备。阿曼达·鲍尔是明尼阿波利斯一所小学的教师，该校有大量移民学生。她告诉我，去年秋天，校方通过电话或面对面的方式，将移民局突击检查的应急方案告知家长——因为他们早已担心，邮件记录可能会被怀有敌意的政府利用。

49岁的鲍尔在描述本月初移民局大批探员出现在学校门口的那天时，几度难以保持镇定。自12月起，探员们便一直在学校周边徘徊，似乎在摸清学校的日常作息，甚至在寒假前逮捕了几名家长。而这一次，探员们身着防暴装备突然冲出，闯入学校正对面的公寓楼——许多学生就住在那里。

“我们不得不启动校园封锁，让孩子们待在室内，家长们手挽手堵住学校入口。”鲍尔说，“有个学生从窗户望出去，看到他们闯入自己的家，失声哭着说：‘那是我的房子，是我的家。’我们赶紧拉上百叶窗，但一切都太晚了。”

鲍尔已教书25年，这段时间里，校园枪击案频发，为防范此类事件的演练也成了常态。“但我从未想过，我们要保护孩子免受的，竟是本国政府的伤害。”她说，“我们护住了孩子们的身体安全，可他们还是看到了这一切。”

说话时，鲍尔的双手止不住地颤抖。她抬起手，勉强笑了笑：“这两周，我的手就没停过颤抖。”

孩子，成了我在双子城遇到的许多人的道德底线——不仅是移民的孩子，他们面临着失去父母或自己被驱逐的风险；还有他们在学校、日托中心的白人同学。

我遇到了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妇，他们说，在移民局来到这座城市前，他们从未想过参加政治抗议，直到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孙女仅仅是去上学，就可能目睹一场暴力的移民突击检查。丹和简（和许多人一样，他们要求我隐去全名）住在一个舒适的郊区，住着宽敞的房子，他们用茶和饼干招待了我。

“孩子目睹暴力或犯罪，与成年人的感受截然不同。”丹说，“这会留下一辈子的伤疤。”

丹和简不愿承认自己变得“政治化”。简说，用“人文主义者”来形容他们，更为贴切。谈及特朗普政府违背基本的基督教原则时，他们的愤怒溢于言表。“我们很快意识到，移民局就是骄傲男孩、布加洛男孩之流的化身。政府给了他们制服，任他们肆意妄为。”丹说。他参加了一场法律观察员培训——而这场培训，恰巧在古德遇害的那天举行。如今，这对老夫妇会定期为明尼阿波利斯的移民家庭送去食品杂货。上周五，丹加入了数千人的抗议队伍，在零下23摄氏度的严寒中，他的手指被冻伤了。

配图说明：杰克·卡利法诺为《大西洋月刊》拍摄——一名女子戴着口罩，站在烟雾之中；大批民众聚集在尼科莱特大道，抗议移民局

我抵达明尼阿波利斯时，距移民局探员枪击古德面部已过去11天。她的照片如圣像一般，张贴在整座城市的窗户和墙壁上。对许多此前从未参与过抗议的人来说，她的死，成了行动的号召。

查德·克努森就是其中一位后加入的抗议者，这位46岁的纪录片导演，在古德遇害后的第二天早上，正和家里的两只猎犬待在一起，观看移民局总部惠普尔大楼的现场直播——这栋楼离他家只有五分钟车程。一名抗议者在古德的临时纪念处放下了一朵玫瑰，而克努森看着屏幕，竟看到一名移民局探员拿起玫瑰别在翻领上，随后又戏谑地递给另一名女探员，两人相视大笑。

克努森说，他以前从未参加过抗议，觉得那毫无意义，不过是人们排解愧疚感的方式。但当他看到那些移民局探员的笑容时，内心的某根弦彻底断了。

“我抓起钥匙，披上外套，开车就往那边去。”克努森说，“车还没停稳，我就冲了下去，哭喊着：‘你们从一个死去的女人身上偷走了一朵花。你们还是人吗？’”

他的声音因情绪翻涌而哽咽，那模样，仿佛在讲述一场宗教皈依的经历。这又让我想起了2011年的解放广场抗议——彼时，无数人似乎都迎来了道德与政治的转折点。

如今，克努森几乎每天都会去惠普尔大楼，为那些举着标语、对着进出的移民局探员和车队高声抗议的人，送去一壶壶热咖啡。他说，自己被催泪瓦斯熏了太多次，嗓子已经沙哑。我在他圣保罗的家中见到他时，厨房台面上摆着一排扩音器，他会和咖啡一起分发给抗议者。他甚至还把冰钓用的便携帐篷搬到了惠普尔大楼外，帮抗议者抵御零下的严寒。

克努森随口提起，他的邻居“有个收养的混血女儿，昨天把孩子藏在了地下室”。这样的事，在如今的明尼阿波利斯，早已不足为奇。许多人都躲在家里，人数之多，以至于在这个少数族裔人口众多的城市，我几乎没在街上看到黑人或拉丁裔的面孔。

大规模的闭门不出，酿成了一场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莱克街协会的艾莉森·沙基表示，许多移民经营的企业，销售额暴跌了80%之多，不少企业因担心自身和员工的安全，直接关门歇业。沙基将这称为“对我们整条主街的公然冲击”。

卡梅尔购物中心是双子城数万东非移民的核心购物区，这里巷道交错，平日里总是人头攒动，炖山羊肉、咖啡和三角炸饺的香气吸引着络绎不绝的顾客。但我到访时，这里一片死寂，大部分摊位都空着。在商场最深处，我看到还有几家店铺在营业，零星坐着几位顾客。当我试图上前询问时，几个人面露惧色，要么说自己英语不好，要么说店主一小时后才回来。

一名42岁的男子愿意和我交谈，他叫齐亚德，正独自喝着咖啡。他立刻向我出示了护照卡，说自己几十年前从索马里来到美国，拥有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原本在一家社区中心工作，而如今，中心已经关闭。“没人能领到薪水，所有人都活在恐惧中。”他说。他的孩子和新冠疫情期间一样，在家上网课，妻子几乎从不出门。去清真寺做礼拜、走亲访友——这些支撑着他们精神生活的事，全都停了。

但他说：“唐纳德·特朗普总会下台，而我们会一直留在这里。我们索马里人懂得如何生存，我们经历了太多——内战、难民营。”

配图说明：杰克·卡利法诺为《大西洋月刊》拍摄——人们站在街头的警戒线前；暮色中，大批悼念者聚集在一起举行守夜活动

上世纪90年代初，索马里难民开始涌入双子城，彼时，宗教组织和教堂为他们提供了帮助，尤其是路德教会和天主教堂——这些教派素来有接纳躲避战乱与饥荒者的传统。如今，这些组织成了反移民局行动的先锋，部分领袖也在提出一些艰难的问题：抗议何时会越过底线，演变成暴力？在何种道德前提下，违法才是可取的？如何赢得那些不愿违抗当局者的信任？

“我们必须学会直面这种不安——因为我们的行动，也让他人感到了不安。”圣三一路德教会的首席牧师英格丽德·拉斯穆森对我说。她是这座城市中，最敢直言的神职人员之一。

去年6月，联邦探员突袭了她教堂附近的一家墨西哥卷饼店。她赶到现场时，看到抗议人群正与全副武装的探员对峙，而探员们由当地警方保护。拉斯穆森身着牧师袍，却被一名便衣警长推倒在地。据当地新闻报道，人群中有人向联邦探员投掷垃圾、瓶子和轮胎。一段视频在网上流传开来：拉斯穆森对着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长怒吼：“你曾站在我的教堂里……你向我承诺过，我们会建立更好的关系。”

“我在明尼阿波利斯，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拉斯穆森说。

这番话令人唏嘘，因为她的教堂，就位于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遇害后爆发骚乱的核心区域附近。“我们教堂以西的一切，都化为了灰烬。”她说。那段时间，她的教堂成了受伤者的医疗点，她和教众们花了数年时间，助力社区重建。

而新一轮的移民局突击检查，让这座教堂遭受了更直接的冲击——教堂的教众中，有大量移民。拉斯穆森自己也有年幼的孩子，却依旧一次次将自己置于险境。1月15日，120名神职人员在塔吉特公司总部静坐抗议，要求该公司更坚定地反对联邦政府的突击检查，她便是其中一员；1月23日，她又因在明尼阿波利斯机场抗议而被捕。

1月24日清晨，拉斯穆森得知一名男子被移民局探员枪击，她穿上最厚的冬装，赶往尼科莱特大道与西26街的事发地，心想自己可能要在外面待上好几个小时。

等她赶到时，重症监护室护士亚历克斯·普雷蒂已经身亡。将他按倒在地并开枪射杀他的联邦探员，正对着高呼“可耻！”的愤怒抗议人群，投掷催泪瓦斯和震撼弹。

当天下午，拉斯穆森又参加了一场抗议。几小时后，我与她通话时，她的声音满是疲惫，仿佛不确定这些反抗的举动，最终能带来什么。她说，日复一日看着本国政府的残暴行径，让她“几乎难以承受”；而听到掌权者声称，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捍卫自由，更让她感到无比愤慨。彼时的街头，依旧如同战场，震撼弹不断爆炸，催泪瓦斯的烟雾弥漫在空气中。

作者简介：罗伯特·F·沃思是《大西洋月刊》的特约撰稿人。他曾任《纽约时报》分社社长，二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报道中东、欧洲和亚洲的新闻。他著有《秩序的渴望：动荡中的中东，从解放广场到ISIS》，该书荣获2017年莱昂内尔·格尔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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