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女老师来我家要账，我没钱还，她红脸：要不你当我男人

1989年的夏天格外漫长，梧桐蝉鸣从破晓缠到日暮，柏油马路被烈日烤得发软，空气里混着热浪与栀子花的淡香，黏在皮肤上挥之不去。我叫王勇，二十四岁，在城东老街上开了家二十平米的电器修理铺，门前那块手写木牌“勇子电器修理”，被晒得褪了些颜色。

半年前，为凑开店的启动资金，我厚着脸皮找老同学李萍借了一百块。在那个普通工人月薪七八十块的年代，这无疑是笔巨款。我至今记得初春那个傍晚，揣着皱巴巴的借条敲开她家大门，她穿着浅蓝色毛衣，头发松松挽在脑后，见了我眼睛弯成月牙：“王勇？怎么是你？”

局促地说明来意后，她没多问，转身进屋拿出一张崭新的百元钞票递过来：“拿着，不用着急还。”我坚持写下借条，她接过去随手扔在桌上，临走时笑着拍我肩膀：“你手艺好，肯定能成。”这句话，成了我开店初期最足的底气。

可现实远比预想艰难。修理铺生意时好时坏，我修过老式收音机、黑白电视机、吱呀作响的电风扇，甚至帮街坊摆弄过一台日本进口洗衣机。但除去房租和日常开销，攒下的钱寥寥无几。那一百块像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心头，每次在街上偶遇李萍，我都羞愧得含糊其辞，总说“下个月就还”，却一次次食言。

李萍在城西小学当老师，温柔又体面。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熟人，小学时她坐在我前排，马尾辫系着红蝴蝶结；初中一起参加数学竞赛，她拿第一我垫后；高中毕业她考上师范，我去了技校学电器维修。命运岔路让我们境遇迥异，我愈发觉得，那一百块不仅是债务，更是差距的见证。

七月流火，热浪裹着蝉鸣让人喘不过气。那天下午，我光着膀子在店里修一台“雪花”牌电视机，满头大汗调试显像管，头顶老式吊扇吱呀呀转着，吹不散满室闷热，背上搭着的毛巾早已湿透。“王勇。”轻柔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我慌忙抓过工字背心套上，抬头就看见李萍站在逆光里。

她穿白色短袖衬衫和浅灰长裤，马尾扎得干净利落，额前碎发被汗水打湿，手里提着浅蓝色布袋，脸上带着几分犹豫。“李、李老师，你怎么来了？”我语无伦次，心里已然猜到她的来意——定是家里急用，来催我还钱了。

“路过，来看看你。”她走进店，目光扫过凌乱的工作台、墙角堆着的待修电器，还有我放在椅子上的剩菜饭盒。我慌忙收拾干净椅子让她坐，她却站在原地，轻声问：“生意还好吗？”“还行，还行。”我含糊搪塞，心跳得越来越快。

沉默在闷热中蔓延，只有蝉鸣和吊扇声格外清晰。终于，她咬了咬唇开口：“王勇，我妈妈生病了，需要钱买药……”我脑子“嗡”的一声，最害怕的时刻还是来了。我攥着衣角反复道歉，话到嘴边却卡壳——所有积蓄加起来只有三十七块五，连房租都还没凑够，根本无力偿还。

李萍静静看着我，眼神清澈得像城郊那条我们小时候常去的小溪。就在我羞愧得想找地缝钻进去时，她突然红了脸颊，轻声说：“要不……你当我男人。”时间瞬间静止，所有声响都退到远方，我愣愣地看着她，大脑一片空白。

见我失神，她深吸一口气，眼神里透着破釜沉舟的坚定：“我们结婚，那一百块就不用还了。而且我有工资，能帮你把店经营好。”“你疯了？”我脱口而出，“我连一百块都还不起，店铺又小又乱，跟着我只会吃苦。”“日子是两个人熬出来的，你肯干、踏实，这就够了。”她的话，像一颗石子投进我混沌的心里。

那天晚上我彻夜未眠，躺在店铺后间的木板床上，反复回想白天的对话。我想起小学时她帮我包扎摔伤的膝盖，初中时“不小心”多给我的鸡蛋，高中毕业晚会上她唱《茉莉花》的清澈嗓音。原来那些被我忽略的瞬间，早已藏着她的心意。三天后，我提着一袋苹果，站在李萍家楼下，鼓起勇气敲响了门。

李妈妈卧病在床，眼神却温和：“萍萍都跟我说了，你是实诚孩子，我放心。日子苦点没关系，人品正就好。”得到长辈认可的那一刻，所有犹豫都烟消云散。我们没有隆重仪式，只在李萍家吃了一顿家常饭，红烧肉、西红柿炒蛋，配着一瓶橘子汽水，就定下了终身。

七月底，我们领了结婚证。两张薄薄的纸片上，我表情僵硬，她笑眼弯弯。从民政局出来，她晃着结婚证打趣：“现在债务自动消除，这是法律常识。”我笑着点头，心里的重压终于消散，却又生出新的顾虑：“我们住哪儿？”

我的修理铺后间只有一张单人床，她的集体宿舍也不方便。不等我发愁，李萍拿出一个小本子，上面画着店铺改造草图：“把这里隔一下，前面做生意，后面当卧室，一百块就能搞定。”我惊讶地看着她，才知道她早已为我们的未来盘算妥当。她拿出三年教书攒下的积蓄，成了我们小家的第一笔启动资金。

接下来的两周，我们忙着改造店铺。她白天上课，下班后就来帮忙刷漆、钉木板；我包揽重活，手上磨出了水泡也不觉得累。街坊们纷纷伸出援手，张大爷送来了旧衣柜，赵阿姨给了新被面，杂货店小刘帮忙装电灯。那个夏天，我浑身沾满灰尘油漆，心里却满得快要溢出来。

八月中旬，十八平米的小店终于改造成了家。前半部分是修理区，工作台、工具架摆放整齐；后半部分八平米，挤下一张双人床、一个衣柜和小桌子，墙上贴着她喜欢的风景挂历，窗台上摆着那盆她带来的茉莉花。屋檐下搭了个小棚子当厨房，煤炉和锅碗瓢盆一应俱全，虽简陋却温馨。

婚后的日子平淡却充实。她早上七点去学校，我八点开门营业；中午她带饭回来，我们在小桌上共进午餐；下午她下课早，就帮我整理零件、接待客人，慢慢也学会了简单的电器检测。九月初，一台牡丹牌彩色电视机让我们的生意有了起色。

那天，一个中年男人抱着彩色电视机焦急赶来，说儿子结婚要用，却突然没了图像。我检查后发现是显像管损坏，本地买不到配件。李萍见状，主动提出去省城培训时帮忙代购。男人付了定金，千恩万谢地离开。我担心被骗，她却笃定：“他手上有戴戒指的痕迹，想必是把婚戒给了儿子，不会赖账。”

果然，电视机修好后，男人不仅付清余款，还多给了十块钱茶水费。这笔生意让我们赚了六十块，李萍把额外的十块钱放进铁盒：“这是我们的梦想基金，存够了去南方看新式电器。”她的远见，总能给我意想不到的指引。

秋天来时，梧桐叶泛黄，修理店的口碑越来越好。李萍带的班级考了年级第一，学校奖励的二十块钱，她也放进了梦想基金。她鼓励我报考工学院夜大，圆我设计制造电器的梦想：“你有天赋，不能只停留在修理。”我看着她为我规划未来的模样，暗暗下定决心，要给她更好的生活。

冬天来得猝不及防，一场小雪让小城添了几分寒意。我们买了煤炉取暖，小店后间虽拥挤，却暖意融融。李萍织了两条围巾，花纹简单却厚实。我趁她去学校，悄悄买了一件红色羊毛衫——那是我攒了半个月的私房钱，也是我给她的第一份正式礼物。她试穿时眼眶泛红，扑进我怀里说：“谢谢你，王勇。”

那个晚上，她告诉我，从高中时就喜欢我，毕业晚会唱《茉莉花》时，眼睛一直盯着我，可我却在和同学闲聊。借我一百块时，她就偷偷盼着我还不起，好给自己创造机会。我愣在原地，原来这场看似偶然的婚姻，是她藏了多年的心意。

十二月末，梦想基金已经攒了一百二十块，足够支付夜大的学费。我们在圣诞夜买了一只烤鸡，庆祝结婚半周年；新年前夜，相拥坐在小屋里，听着远处的鞭炮声，规划着1990年的日子。她希望母亲身体健康，我能顺利考上夜大；我希望能快点成长，成为配得上她的男人。

1989年的最后一场雪，轻轻覆盖了老街的痕迹。那一百块的债务，早已在婚姻的温情里消散，却牵出了我们一生的缘分。如今回望，那个炎热夏日的午后，她红着脸说出“嫁给我”的模样，依旧清晰如昨。

后来，我的夜大梦得以实现，修理铺也换成了电器店，我们有了可爱的孩子。但我始终记得，在那个狭小的修理铺里，是她的勇敢与坚守，给了我直面生活的底气。原来爱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烟火气里的相濡以沫，是用一生偿还的、最珍贵的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