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国龙拒不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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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贝的关店计划坐实了，但贾国龙的话匣子，这回彻底打开了。

1月15日，在承认“初步规划关闭102家门店”的消息基本准确后，西贝董事长贾国龙在朋友圈发了一篇长文。他不仅详述了关店安排，更是把憋了一百多天的话，一股脑倒了出来。他一边为帮西贝说过话的华杉、于东来、俞敏洪鸣不平，一边用最直白的语言，回应了外界对西贝最尖锐的批评。

他说：“说我傻，说我蠢，我认。说我不懂公关，我认。但是说西贝‘预制菜，贵，恶心’，我不认！”

“预制菜、贵、恶心”，这三个词，几乎概括了去年九月以来西贝遭遇的舆论风暴核心。贾国龙的这句“我不认”，是一个企业家对自家产品最后的、也是最倔强的捍卫。

他坚持西贝用的是“中央厨房备菜”，而非“料理包预制菜”，认为这是被恶意混淆的概念。他强调西贝的食材成本高，品质好，绝非外界想象的那样不堪。

然而，商业世界的残酷在于，消费者的感知往往大过企业的自辩。过去125天，贾国龙自称经历了“铺天盖地的污蔑”。他坦言自己不懂公关，甚至透露了一个细节：风波中，华与华创始人华杉曾到他家，流着泪劝他不要回应，但他“轴”，没听。

这个细节很关键。它勾勒出一个典型的产品派、实干派企业家的画像：相信产品本身能说话，对复杂的舆论场缺乏耐性，在危机来临时，本能选择是“硬刚”而非迂回。

贾国龙自己也承认，如果能重来，绝不硬刚。这何尝不是许多传统行业出身的老板，在面对互联网时代舆论审判时共同的失误。

再看关店本身，这份涉及全国102家门店的清单，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和重点二线城市。这并非毫无章法的溃退，更像是一次聚焦后的战略性收缩。

关掉不赚钱或模式未跑通的店，保住核心区域和核心客流，这是商业上的理性选择。贾国龙承诺离职员工工资全额发放、顾客储值卡通行或退款、接了年夜饭的门店坚持完再关，这些举措至少体现了一家企业在收缩时的基本体面。

为了活下去，西贝过去几个月没少折腾。从调整菜品强调“门店现做”，到狂撒“100元代金券”和“满50返50”的补贴，再到给一线员工发现金津贴，一套组合拳下来，据称客流在去年11月已与同期持平，元旦期间部分门店甚至再现排队。

自救措施似乎暂时稳住了阵脚，但代价巨大。这种靠巨额补贴换来的“复苏”，能持续多久，又要吃掉多少利润，是个现实的疑问。

贾国龙在长文结尾处的话，带着几分悲壮与孤注一掷。他提到自己“没有西贝之外的任何资产”，只有北京一套房，呼和浩特的房子是租的。他说“一生只做一件事，西贝”，如果活不下来，就和夫人回草原养羊；如果挺过去，还要加快出海。这番话，试图将企业的命运与创始人个人完全绑定，用最朴素的“家底”和“情怀”来换取公众的最后一分信任。

整场风波，像一堂给所有传统企业的公开课。它尖锐地提出了几个问题：当工业化效率与消费者对“锅气”的需求产生冲突时，品牌该如何自处？在情绪主导的舆论场里，实干派企业家那套“产品为王、真诚沟通”的方法是否已然失效？

贾国龙用“真实、真诚、真性情”七个字，定义了他心中最好的公关。但在一个信息碎片化、信任极易瓦解的时代，仅有“真”就够了吗？消费者要的“真”，是透明的供应链，是可感知的价值，是始终如一且符合预期的体验。

西贝的困境，不在于它是不是预制菜，而在于它是否还能让那批最重要的中年家庭顾客，心甘情愿地为一次聚餐付出近百元的人均，并且觉得“值”。

关掉百家店，或许是西贝修正错误的开始。但贾国龙那句“我不认”背后的认知鸿沟，才是西贝，以及许多面临同样质疑的品牌，真正需要跨越的难关。

消费者的脚，永远比老板的嘴，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