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飞(白城)
秋意漫过洮安城的时候,赵凤山总能闻到空气里那股子沉甸甸的谷穗香气。南洮南的二百亩良田,在经历了夏末的丰收之后,土地被晒得暖烘烘的,田埂上的野草结了籽,风一吹,簌簌地响。可这满目的好光景,却没能留住爷爷赵清的命。
1945年九月,天气转凉,一场突如其来的痢疾,撂倒了这个素来硬朗的汉子。起初只是拉肚子,爷爷咬着牙扛着,想着扛几天就过去了——族里的日子刚有起色,二百亩地的秋种还等着他张罗,八间大瓦房里的一大家子人,还等着他和四爷拿主意。可痢疾这病,在缺医少药的年月里,就是索命的阎王。四爷请遍了洮安城里的郎中,抓来的草药喝了一帖又一帖,爷爷的身子却还是一日比一日垮下去,颧骨高高地凸起来,眼窝陷成了两个黑窟窿,往日里扛麻袋时青筋暴起的手,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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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爷站在炕边,看着弟弟气若游丝的模样,红了眼眶。他这辈子没掉过几次泪,闯关东路上风餐露宿没哭,跟日本兵周旋没哭,可这会儿,他攥着爷爷枯瘦的手,喉结滚动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老六,你放心,”四爷的声音哑得厉害,“家里的娃,我替你护着;那二百亩地,我替你守着。”
爷爷像是听见了,艰难地眨了眨眼,嘴角牵出一丝微弱的笑意,随后头一歪,彻底没了气息。
赵凤山扑在炕沿上,哭得撕心裂肺。他才十岁,还没来得及读懂爷爷沉默的疼爱,还没来得及长成能替爷爷扛起担子的大小伙子,就永远失去了这个沉默寡言却总把最好的留给他的爷爷。
四爷没有亏待弟弟。他拿出族里攒下的积蓄,跑遍了洮安城的棺材铺,买回了一口上等的柏木棺材。棺材油光锃亮,厚实的木料能隔绝地下的潮气,四爷说,老六这辈子太苦了,走的时候,得风风光光的。出殡那天,赵氏家族的一百多口人都来了,纸钱飘了一路,哭声漫过了南洮南的田埂。四爷亲自扶着棺木,把爷爷葬在了二百亩地的北地边。“老六,你就守着咱们赵家的地,看着咱们族人把日子过红火。”四爷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响头,声音在秋风里飘得很远,“往后,谁要是敢动赵家的地,先得过我赵江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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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坟头很快长出了青草,日子却还要往前过。奶奶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她裹着一双小脚,却硬是凭着一股子韧劲,拉扯着四个孩子——十岁的赵凤山,八岁的赵凤臣,还有两个年幼的姑姑。白天,她跟着婶娘们去地里拾棉花、摘豆角;晚上,她坐在油灯下纺线,纺车转得嗡嗡响,常常纺到后半夜。油灯的光晕映着她的脸,赵凤山看着母亲眼角新添的皱纹,心里酸酸的,他知道,娘太累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三年里,四爷时常接济他们,送些粮食和布匹过来,可奶奶心里清楚,四爷肩上扛着整个赵氏家族的担子,她不能总拖累他。族里的长辈也劝她,“你还年轻,总不能一辈子守着寡,孩子们也得有个爹。”奶奶低着头,不说话,手里的针线却扎错了地方。
后来,有人给奶奶说亲,是洮安东德顺乡的一户姓张的人家。媒人把张家夸得天花乱坠,说张家弟兄七个,虽然都是光棍,但家底厚实,人也老实,肯定能对奶奶和孩子们好。奶奶起初是不愿意的,她想着,守着孩子们,守着爷爷的坟,就够了。可架不住媒人再三劝说,也看着四个孩子瘦得皮包骨头的模样,她终究还是松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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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看那天,奶奶特意换上了一身新做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她本就生得美,三十多岁的年纪,褪去了少女的青涩,更添了几分温婉的风韵。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一双眼睛明亮有神,站在那里,比戏文里的旦角还要耐看。来相亲的人,是张家的一个弟兄,模样周正,说话也斯文,奶奶看着还算顺眼,便点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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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一场骗局。
成亲那天,奶奶被花轿抬进了张家的门。红烛高照的新房里,她掀开盖头,看到的却不是那天相亲的人。坐在炕沿上的男人,满脸的红血丝,眼睛也翻着吓人的红丝,正是张家的老大。奶奶瞬间就明白了,相亲时来的,是张家找来的替身。
一股怒火猛地冲上了奶奶的头顶。她本就不是逆来顺受的性子,年轻时也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泼辣美人,比电视剧里的斯琴高娃还要威风几分。她当即就发了飙,把新房里的桌椅板凳掀翻了一地,哭声和骂声响彻了整个张家大院。“你们张家欺人太甚!拿我当傻子耍!”奶奶叉着腰,指着张家弟兄七个的鼻子骂,“我带着四个孩子改嫁,不是来受你们欺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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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闹,就是整整一星期。张家被闹得鸡犬不宁,邻里们也指指点点。张氏族人没办法,只好出面调停。他们拉着奶奶的手,好话说尽,最后拍着胸脯保证,从今往后,奶奶在张家当家做主,四个孩子的吃穿用度、读书上学,全都由张家负责,绝不让孩子们受半点委屈。
奶奶看着四个眼巴巴望着她的孩子,终究还是咽下了这口气。她知道,她不能再折腾了,孩子们需要一个安稳的家。
日子就这么过了下去。奶奶果然成了张家的当家人,她把家里的大小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张家弟兄七个也都听她的话。赵凤山也终于有机会走进学堂,捧着崭新的课本,他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出人头地,报答娘的养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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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土地革命的春风已经吹遍了洮安的每一个角落。赵氏家族的二百亩良田,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收归公有,变成了集体的土地。四爷站在北地边,看着爷爷的坟头,叹了口气,却也没说什么。“国家的政策,咱得听。”四爷说,“只要族人能好好过日子,地在谁名下,都一样。”
赵凤山在学堂里,接触到了新思想。他积极参加村里的活动,很快就成了庆丰村的共青团书记。年轻的他,浑身充满了干劲,眼里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后来,他又被推举为庆丰村二队(协岭昭屯)的队长,领着社员们在地里埋头苦干。
那时候的日子,苦是苦,却透着一股子热火朝天的劲儿。赵凤山带着社员们修水渠、育良种,把队里的土地打理得井井有条。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年,庆丰村二队的粮食产量,在全乡拔了头筹。社员们按劳分配,一天能分到一元五角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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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息,在当时的洮安,简直是石破天惊。一元五角钱,在那个一分钱都能掰成两半花的年月里,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了。十里八乡的人都跑来庆丰村取经,看着二队的社员们领钱时脸上的笑容,羡慕得不得了。赵凤山站在人群里,看着社员们黝黑的脸庞上洋溢的喜悦,心里满是自豪。他知道,这是他和社员们用汗水换来的成果。
也是在这一年,赵凤山离开了南洮南,去了八区德顺乡工作。临走那天,他特意去了爷爷的坟前,拔了坟头的野草,添了一抔新土。“爹爹,”他轻声说,“你看,咱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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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掠过南洮南的田野,沉甸甸的谷穗沙沙作响,像是爷爷在回应他的话。远处,仿佛四爷的身影站在田埂上,望着他离开的方向,久久没有挪动脚步。洮安的天,蓝得透亮,阳光洒在这片土地上,也洒在赵氏家族一代人又一代人的奋斗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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