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老蒋下令炸开汪精卫墓，开棺后发现尸体完好，口袋有张纸条

1946年5月31日拂晓，上海外滩的报纸摊甫一开张，立刻被人群围住。头版黑体大字写着：“紫金山深夜炮声，军方称例行演练。”摊主悄声嘀咕：“梅花岭怕是出事了。”街巷瞬间议论四起，却无人敢多言。其实，炮声并非演练，而是国民政府奉命秘密炸墓，目标直指昔日权倾一时、死后葬于梅花岭的汪精卫。

几天前，南京国防部的一间小会议室里，蒋介石把军令拍在桌上，只一句：“务必连渣都别留下。”何应钦点头领命，抽调74军工兵，运来四百公斤炸药。汪墓是仿金字塔结构，钢筋混凝土厚达半米，单凭榔头铁镐休想撼动。工兵们在拱顶凿孔埋雷，三阵爆破后，墓道才现出一道焦黑豁口，尘土翻卷，松香味与硝烟味混作一团。

硝烟散去，棺木显露。士兵撬开盖板，火把一照，众人惊住——遗体衣冠齐整，面色竟未见腐败。两年时光宛如静止。更诡异的，是胸前衣袋里露出的折叠白纸。军医戴手套抽出，只见四个墨迹凝重大字：魂兮归来。落款寥寥一笔“璧君”。望着那苍劲字迹，有人默念便觉脊背生寒。

尸身为何没有腐化？军医解释，日方在东京为其举行所谓“国葬”时，对遗体注射了大量甲醛，并以蜡封布裹覆，又用木炭吸湿，最终空运回南京安厝。陈璧君坚持按宋代礼制，用铜棺套石椁，外加钢筋混凝土罩体，自以为万世不朽，却不料两年后化为废墟。

许多年轻读者只知道汪精卫是“头号汉奸”，却未必清楚他早年的锋芒。1905年初春，他在东京法政大学宿舍窗下写对联：“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不久，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虽未得手，名声却在同盟会内迅速飙升。辛亥后，他与孙中山形影不离，广州非常大总统府里，孙曾拍着他的肩说：“伯允，革命尚未成功，还要拼命。”此言在场者犹记。

1925年孙中山逝世，国民党进入权力再分配的暗流期。汪精卫主持党的改组，却被黄埔系新贵看作“软文人”。1927年宁汉合流后，蒋、汪矛盾明面化：汪在武汉揭橥“联俄容共”，蒋在南京扶植新政府。此后十年，汪屡被架空，却始终未放弃再度入主核心的幻想。

抗战全面爆发后，南京失守、武汉告急，国土沦陷的速度让政坛多数人心里打鼓。汪精卫最先失去耐心，他在重庆发出那封《和平建国纲领》，谁都看出投降意图。1938年12月18日晚，河内昆朋旅馆灯光暗淡，他匆匆留下录音：“继续抵抗，将使国家覆亡。”第二天潜往东京。蒋介石闻讯，当即在黄山官邸怒砸茶杯，令军统局列汪为“甲级锄奸对象”。

暗杀团队三次跟进：一次河内路口埋伏失败；一次机票炸弹装错航班；最后一次误杀其秘书曾仲鸣。对手表现出的谨慎与日方的保护，使军统只能收兵。1940年3月30日，扶持下的“国民政府”在南京低调成立，汪精卫自称主席，南京街头挂起“曲线救国”四字横幅，行人经过多半加快脚步。

权位得而战火未息，他的身体却先一步垮掉。肺病、肾病、神经衰弱轮番折磨，日本医生给的止痛针越来越大剂量。1944年11月10日夜，名古屋大学附属医院灯火通明，陈璧君握着他的手哽咽：“阿精，回家。”汪精卫没能回应，心电图归零。遗体旋即被注药防腐，舆论战还未结束，战争却已倒计时。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南京易帜。对汪墓如何处置，高层内部出现不同声音，有人主张移交军事法庭，有人主张保留以警示后人。蒋介石最终拍板——炸毁。理由简单：“叛徒不能与先贤同眠紫金山。”于是有了梅花岭连夜爆破。

尸体运到清凉山火化时，北风正劲。鼓风机开到最大档，骨灰化作一股灰白烟柱，瞬间被卷散在空中。周围士兵默然不语，只有机械噪声似在提醒：一个时代的注脚被抹去，只留下无法再更改的罪名。

汪精卫的一生走过激进、踌躇、背叛三道弯，外部压力并非唯一诱因，个人性格深处的自我中心与权力饥渴同样重要。他曾说“愿以只手挽狂澜”，却在最关键的关隘退向屈服。对比同期那些在正面战场流血的将士，他的抉择无疑是另一种叙事：当信仰被恐惧侵蚀，再锋利的言辞也不敌现实的炮火。

“魂兮归来”终究成了奢望。纸条所承载的召唤无法穿透民族记忆的屏障，也无法洗净背叛的烙印。1946年的那阵炮声停息后，梅花岭恢复了沉寂，百姓继续在山下劳作，只偶尔会提起那个名字——带着复杂，带着鄙夷，更带着对那四个字的冷峻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