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汪精卫是如何从蒋介石的眼皮底下，离开重庆远赴香港？

1938年12月20日凌晨两点，河内嘉林机场灯火昏黄，刚刚落地的一架欧洲航空公司客机还在冒着热气。舱门开启，汪精卫踏出舷梯，短暂地深吸一口带着泥土味的潮湿空气，随即钻进等候的轿车。他让随员立即向上海拍出暗电，内容只有八个字——“雨停，鹭渡沧浪”。从这一刻起，重庆的“副总裁”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即将与日方公开接触的“和平领袖”。这场几乎在蒋介石眼皮底下完成的出逃，布局远早于大众认知。

时间拨回到同年七月。卢沟桥炮声已是一年前的回响，武汉会战正酝酿成形。前线利空不断，国民政府内部的悲观情绪蔓延。汪精卫见缝插针，通过密使赴东京递交信号：如能支援其组织新政权，愿出面促成“中日新关系”。东京方面给出的“诚意”很诱人——保证汪系人士在沦陷区的人身与政治安全，并允诺经济援助。为了将这纸口头承诺坐实，十一月初，汪的亲信在上海江湾重光堂与日方代表签下两份备忘录，文中大多是行话，但核心只有一条：汪必须尽快脱离蒋介石的控制。

脱身谈何容易。汪精卫手中的官职是党的副总裁兼国民参政会会长，每天都有大量公务安排，任何非正常的行踪瞬间就会引起军统注意。几番权衡，他决定采取“分段、分线、分流”的办法出城。周佛海先行赴昆明做掩护，梅思平则绕道香港接洽日方。汪本人以“准备赴滇演讲”为由，计划12月8日乘军机直飞昆明，再伺机潜往香港。

计划刚定，意外就来了。12月7日上午，蒋介石突然结束前线视察返渝，当天下午两点召集紧急会议，点名汪精卫参加。电话里，蒋的秘书长只是简短通知，语气听不出异样。放下话筒，汪精卫瞬间汗湿后背，但表情仍平静。他对妻子陈璧君低声说：“先去，试探真实态度。”陈璧君皱眉，只回一句：“带枪。”

会议并无实质内容。蒋介石强调“抗战到底”时，目光几度掠向汪精卫，却未有进一步动作。散会后，汪确认内部消息依旧封闭，决定暂缓一周再走。为安抚日方，他立刻给周佛海拍去加密电报：“兰姐因事滞留，秀妹勿候。”周佛海在昆明拆电后，才知道具体脱身日期被迫推迟。

等待的日子里，重庆上空雾锁山城，汪公馆却悄然清空多名佣人。陈璧君以“裁员节费”作理由，实则排除可疑耳目。与此同时，汪通过交通部处长彭学沛重新预定12月18日军机票，仍旧强调绝对保密。彭学沛是汪系死党，对外只说“汪公外访短行”。

18日上午八点，珊瑚坝机场。陈璧君先到候机楼，却撞见空军司令周至柔。两人寒暄之间，周至柔告知自己也将飞昆明。陈璧君暗自叫苦，只能以“腹痛”拖延验票。十分钟后，汪精卫乘吉普赶到，面带笑意，仿佛临时改变行程只是一次普通公务出差。登机前，他轻声嘱咐陈璧君：“稳。”飞机升空后，重庆城渐隐在云海，周至柔并未察觉同机旅伴怀揣的密谋。

午后一时，昆明机场的锣鼓声让汪精卫心生怒火。龙云摆出欢迎汪副总裁“视察”的高调阵势，旗帜横幅一应俱全。汪精卫暗骂“老滑头”却又无可奈何。原本的秘密过境因此暴露在云南军政要员面前，龙云却心思缜密——大张旗鼓等同公开立场，一旦蒋介石秋后算账，自己可辩称“只是例行接待中央领袖”。

是夜，汪与龙云密谈至深夜。对于汪的“和平运动”，龙云既不全力支持，也不完全拒绝，只提出“倘若一年内日军不撤，则形同笑柄”。这种条件看似苛刻，实际给双方都留了余地。谈话尾声，汪要求次日即包机赴河内；龙云同意，但强调“路上若遇变故，滇方概不负责”。

19日清晨，龙云派出的专机停在跑道上。周至柔此时已返程重庆，关于汪在昆明的消息很快会出现在蒋介石案头。汪精卫刻意留下电报：“因高空缺氧，脉搏间歇，暂留昆明体检。”随后，他携带数件行李登机，陈璧君紧随其后。巨大的螺旋桨声中，云南山峦向后退去，这对夫妇再未回到重庆。

抵达河内后，等待汪精卫的是日方代表、一叠厚厚的协议草案以及各路记者的长枪短炮。“雨停，鹭渡沧浪”暗号已传至上海，周佛海得令与日方衔接下一步。至此，汪精卫脱离国民政府机关约束，而南京沦陷区的“新国民政府”雏形初现。

不得不说，汪精卫这次出逃动作细致、算计周全，却也暴露了自身性格中的犹疑与侥幸。若非蒋介石前线巡视、重庆情报体系短暂失灵，加之龙云的见风使舵，这条路线本难以贯通。正因如此，这段历程更显微妙：一边是重庆高层紧绷的神经，一边是汪氏集团疾走的身影，两相错位仅差数小时，却决定了汪精卫此后的人生命运——从国民政府要员，跌落为众口唾骂的汉奸。

历史没有假设。1939年3月，汪精卫在日军护卫下进入南京，宣布就任伪政权领袖。那一步的开端，正是1938年12月20日凌晨嘉林机场的一缕汽油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