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初,北平东交民巷的老茶馆里,凛冽寒风顺着门缝灌进来,有人低声嘀咕了一句“电台别出声”。谁也没料到,这悄悄飘出的五个字,会把国民党空军情报处参谋赵良璋推向生死关口,也会使蒋介石在一年后亲自签下枪决令。
追溯赵良璋的来路,得从一九二一年说起。那年春天,他出生在南京六合的贫苦农家,父亲早逝,靠母亲一双粗糙的手撑起一家。三岁识字,六岁进私塾,十三岁考进南京五中,他总能掷地有声地回答先生的提问,教室里常响起邻桌善意却夹杂惊叹的窃笑。
抗日烽火很快将少年抛进时代风口。一九三七年冬,日军铁蹄踏破南京,六合县也成废墟。从故乡上空俯冲而下的黑色机群,像一把把钝刀切开他的童年。十六岁的他站在焦土边咬牙发誓——总有一天,要把敌机打得掉头不敢来。
中央空军军士学校一九三八年在成都招考。年满十七岁的赵良璋卖掉祖母留下的耳环,凑路费南下应考。身体体检、心理测评、飞行模拟,他关关闯过。四百次起落、两百小时空中训练后,他戴上象征飞行员身份的金色机翼。
可理想与现实分道扬镳。抗战后期,重重消极怠战的空气笼罩机场,酒会、舞会、官太太的耳语取代了战火硝烟。有一次,他在军官俱乐部看见同僚醉倒沙发,随意把军机要图当杯垫,心里猛地一沉——“这么下去,天空再也护不了百姓。”危机感驱使他寻找另一条路,这条路通向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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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八月,他请假“回乡省亲”,却转身敲开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木门,留下两万字《国民党空军概况》。薛子正在桌后沉吟片刻,说:“回成都潜伏,比去延安更要紧。”赵良璋点头,没有讨价还价,这一去就再无回头。
返回空军后,他用代号“野雪”向延安稳定输送情报:机型更新进度、跑道扩建方位、飞行员轮换表……有时候,一张桌游纸牌、一杯酒,就能换来敌军作战计划。令人惊诧的是,他还能在官太太的麻将声中捕捉到飞行联队转场的蛛丝马迹。
然而,暗线终究难免暴露。一九四七年九月下旬,北平保密局在无线电波里捕捉到陌生呼号,侦测车在夜色中画圈,将“野雪”发报点逐步锁定。九月二十四日凌晨,特务段云鹏翻屋脊、破窗而入,一只木箱里的密码稿和“敌我军力对比地图”暴露了赵良璋的笔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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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他在南京出差时被捕。三天三夜的车轮审讯,探照灯一直亮着,皮鞭、辣椒水、竹签轮番上阵。看守后来回忆:“那人眼睛里像有火,愣是一句没松口。”敌人只得拿出那份署名“野雪”的地图,他扫一眼便明白:北平的地下电台凋零,朋友也已落网,自己必须独揽全部罪责。
一九四八年十月,辽沈战场失利,蒋介石怒火中烧,把积尘的案卷翻出,签下五名要犯处决书。十九日清晨,南京城细雨蒙蒙。看守点名,赵良璋与谢士炎、朱建国、石淳、丁行被押往宣判室。留给他们的“料理后事时间”只有一刻钟,他从口袋掏出怀表和皮夹克塞到朱壁谱手里,只说一句:“替我照看家人。”
刑场在雨花台旧采石坑,泥泞没过脚踝。刽子手喝令跪下,赵良璋斩钉截铁地回敬:“跪?不跪!”子弹上膛,他举头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口号撞上山谷,惊得押解官脸色煞白。接着枪声炸开,五位青年应声而倒,时间定格在黎明前的灰色天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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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日的延安枣园,作战地图旁的红色铅笔停在半空,最新电文已失去来信者。参谋人员在角落默默写下“良璋等五烈士殉难”。消息最终传到前线,几位旅长沉默良久,将参谋长新做的《制空权分析》夹进公文袋,标注“来源:野雪系统”。
抗美援朝前夕,志愿军航空兵基层讲述这段故事时,总结得直白:要想打赢仗,地面渗透和天空攻防是同一张网,缺了谁都不成。赵良璋等人用青春换来的情报,为后来华北与华东的解放作战提供了珍贵坐标。
雨花台的松风依旧呼啸,落叶堆里常能看到新插的白菊。很多来祭扫的老兵低声议论:“那小伙子当年才二十七岁,却敢站着赴死。”历史的硝烟散去,这句话依然滚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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