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明明能灭日本，为何却放它一马？专家：是发现了一个致命秘密

公元663年8月28号，朝鲜半岛的白江口海面上，飘着上千具尸体，半边天都被浓烟给盖住了，唐朝大将刘仁轨站在船头，看着被打得稀里哗啦的日本水军，他手里握着的，不只是一场大胜，更是一个能改变东亚后面一千年格局的东西。

就在两天前，日本还做着大国梦呢，那个中大兄皇子，就是后来的天智天皇，把全国的精锐都给调来了，几万大军，几百艘船，浩浩荡荡地就渡过了对马海峡，他们的对手是守在百济的唐军，主帅刘仁轨手下也就七千来个水兵，一百七十艘船，光看纸面上的数字，日本那边优势太明显了。

可打仗从来不是算术题，等两边军队在水上碰了面，日本人吓傻了，他们自己觉得挺牛的舰队，在唐军面前跟纸糊的玩具似的，唐军的战船又高又结实，设计得也好，船舷比水面高出好几米，弓箭手站在高处往下射，那火力简直是毁灭性的，日本的船又矮又破，士兵还得仰着头往上射箭，大部分箭都白费了。

更要命的是战术上的差距，刘仁轨用的是列阵阻截的打法，唐军的船队穿来穿去，很灵活，一下子就把挤在一起的日本船队给分割包围了，到了8月28号决战那天，唐军顺着风射出带火的箭，日本那四百多艘木头船，瞬间就成了一片火海，船队挤得太紧了，着火的船堵住了退路，没着火的也掉不了头，史书上写“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日本水军掉水里淹死的人特别多，船头船尾都转不动。

这场大败对日本上层的影响太大了，中大兄皇子慌慌张张地撤回了日本，复兴百济的梦也彻底碎了，但奇怪的是，占了绝对优势的唐朝，并没有追过去，刘仁轨只是安抚了一下百济剩下的人，屯田存粮，然后就带兵回朝了，唐高宗李治见了凯旋的将军们，给他们加官进爵，可从来没提过要去打日本本土。

这是为啥呢，答案其实藏在唐朝的战略地图里。

那时候唐朝真正要对付的根本不是日本，在北边，高句丽这个在辽东盘踞了七百年的老邻居还在硬扛，在西边，吐蕃崛起了，已经开始威胁到河西走廊，西南边，南诏的动向也得盯着，日本孤零零地在海外，对大唐的核心利益区根本构不成直接威胁。

更重要的是算成本，从山东半岛或者朝鲜半岛渡海去打日本，得准备几万大军，几千艘运输船，粮草补给线横跨整个对马海峡，稍微有点风浪就可能全军覆没，就算成功登陆了，日本岛上那么多山，唐军很容易陷入没完没了的游击战，隋炀帝三次打高句丽导致国家崩溃的教训还在眼前，唐朝的统治者很清楚“穷兵黩武”有多危险。

但唐朝的克制不是软弱，是一种更高明的战略，用战争来制止战争，用德行来让人服气。

白江口之战以后，日本朝廷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他们生怕唐军随时会渡海打过来，所以从663年战后马上就开始花大价钱在九州岛修防线，在太宰府建了一道长达1.2公里的“水城”土坝，外面还挖了五米深的护城河，这种防御的姿态本身就说明，日本已经被彻底打怕了。

唐朝很敏锐地抓住了这种心理变化，战后第二年，唐高宗派祢军出使日本，墓志铭上写着这次去的目的是“往倭国招慰”，就是既展示武力威慑，又表达和平的意思，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效果特别好，日本很快就派使者到唐朝示好，双方又恢复了外交关系。

接下来的事就更有意思了，战败的日本不但没有记恨唐朝，反而加快了全面“唐化”的进程，其实日本的大化改新在645年就开始了，比白江口之战要早，但这场战败让日本统治集团意识到，学得还不够彻底，从668年到701年，日本先后颁布《近江令》、《大宝律令》，更全面地复制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均田制、租庸调制，他们派了大批的遣唐使，在长安一住就是十几年，把《孙子兵法》、历法、建筑技术、佛教经典成体系地搬回了日本。

回头看这段历史，唐朝的选择展现了一个成熟帝国的战略智慧，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真正高明的统治者懂得计算成本和收益，懂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当日本已经被吓破了胆，愿意低头示好并且主动学习的时候，又何必再耗费国力去征服那片贫瘠的岛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