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国妓女的真实回忆：不怕打骂，就怕“杨梅大疮”，无药可解

1950年，北平城刚换了天，新政府就干了件惊天动地的大动作：封窑子，救姑娘。

那一遭，足足收了一千三百多号人。

等着穿白大褂的大夫进去一查，结果单子拿到手，连那些见惯了死人的军医，后背都直冒凉气。

这一千三百多个苦命人，身上干净的没几个。

九成以上都染了脏病，这其中最吓人、要人命的，就是梅毒。

话说回来，这事儿可不是孤例。

再往前翻，1936年的四川，也搞过类似的体检。

五百多个风尘女子，查到底只有十来个是好的，剩下大半截全是梅毒带着身。

这两个冷冰冰的数凑一块，你就能看出来，这根本不是什么“卫生习惯不好”或者“点背”能糊弄过去的。

这骨子里头，藏着一套杀人不眨眼的“生意经”。

在民国那个乱世的烟花柳巷，这笔账，老鸨子算得比鬼都精。

咱们得琢磨琢磨：面对这种当年沾上就死的瘟疫，为啥整个行当都选了“共存”，甚至还嫌传得不够快？

真相血淋淋的：在老鸨的账本上，人不是人，是耗材，是用完就扔的物件。

咱们把日历翻回到那个吃人的旧社会。

那时候进火坑的姑娘，有几个是自愿的？

路就剩下一条绝路：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活不下去了。

尤其是大烟土这祸害一进门，把多少本来还能勉强凑合日子的家给砸个稀碎。

像咱们这种庄稼汉，本来日子还凑合，一旦沾上那口烟，立马人不人鬼不鬼。

钱烧光了卖家当，家当没了卖媳妇，最后就轮到亲闺女。

十来岁的黄毛丫头，被牙婆像拎牲口一样拎走，往镇上的窑子里一扔。

从跨进那个门槛算起，你就不再是个人了，成了老鸨花真金白银买回来的“摇钱树”。

做买卖嘛，老鸨肯定得算算这笔投资怎么回本。

买个大活人得掏钱，供吃供喝得掏钱，打点那些地痞流氓、官府衙门更得大把撒钱。

这窟窿怎么填？

法子就俩：要么涨价，要么走量。

头等窑子那是给达官贵人预备的，那是卖个高价；可全中国遍地开花的，是那些藏在烂巷子里的二三等，甚至下九流的窑子。

在这种下等窝子里，一个姑娘一天得应付多少男人？

二十个，三十个。

这数一点都不掺水。

民国初年，全国干这行的上百万，上海滩、四九城、锦官城，到处都是这种生意红火的“销金窟”。

这种高频次的折腾下，梅毒想不传开都难，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当时老百姓管这病叫“杨梅大疮”。

为啥？

一旦发作，身上烂的那些红疮，肿得跟杨梅似的，还流着脓。

但这可不光是皮肉受罪，这是一种把人从骨头缝里往外掏空的绝症。

起初，可能就是身上起个小包，有点痒。

这时候，大多姑娘不懂行，以为蚊子叮了，就算懂了，那也不敢吭声。

只要你敢张嘴，老鸨心里那个算盘珠子就开始拨拉了。

摆在眼前的路就三条：

第一，掏钱给治。

第二，养着不接客，等它自己好。

第三，瞒着接着干，直到彻底废掉。

要是搁现在，那肯定是治病救人。

可在民国，这账不是这么算的。

那会儿哪有青霉素啊。

治梅毒靠啥？

靠砒霜，靠水银。

这哪是治病，简直是慢性自杀。

抹上去肉更烂，喝下去人丢半条命。

民国的老医书里，这病基本就是判了死刑。

请大夫得花钱，抓药得花钱，最要命的是钱花了，人大概率还是救不回来。

那养着行不行？

做梦。

窑子里的规矩铁着呢，“一天不接客，一天没饭辙”。

饿你个两三天，腿软了也得爬起来伺候人。

老鸨眼珠子毒着呢，买你回来是挣钱的，不是开善堂养闲人的。

于是乎，这帮吸血鬼清一色选了第三条路：往死里榨。

照这么个搞法，姑娘的身子就是个不断贬值的破机器。

刚染上那会儿，老鸨逼着抹厚粉，喷香水，盖住那股子脓臭味，接着干。

对老鸨来说，这时候每多接一个客，那都是在“挽回损失”和“最后捞一笔”。

至于客人会不会遭殃？

那关她屁事。

客人把病带回家祸害老婆孩子，那是他们家的造化。

老鸨只管数钱。

就这样，一个要命的死循环转起来了：带病的男人传给女人，女人再传给几十个男人，这几十个男人再带回几十个家。

梅毒跟瘟疫似的，从南跑到北，从穷人窝传到富人堆。

可这笔账落到姑娘们头上，那就是催命的阎王帖。

病到了后头，那是真叫人间地狱。

毒气攻心，下身烂得坐都坐不住，紧接着胳膊腿全烂。

皮一层层往下掉，露着红肉。

再往后，毒气入骨，关节疼得像针扎，头发掉个精光，脸肿得变了形，烧得迷迷糊糊。

这时候，这台“机器”算是彻底报废了。

老鸨最后一笔账也算明白了：留着还得管埋，不如直接扔了省事。

这种惨事我见得多了。

有个叫小兰的姐妹，进火坑没两年就染上了。

起初硬挺着，后来腿上烂出个大窟窿，脓血直淌，走路一瘸一拐。

这时候客人嫌脏不点了，她就彻底成了废物。

老鸨直接把她轰到后院，断了吃喝。

小兰疼得满地打滚，指甲把皮肉抓得稀烂，浑身上下没一块好地儿。

没熬几天，人瘦成了枯树枝，烧得神志不清。

最后咋弄的？

窑子里来了两个龟奴，把还没断气的小兰抬出去，扔到了大街上。

正赶上大冬天，野狗围上来的时候，人嘴里还有一口气呢。

还有个叫阿花的，性子烈，不想死。

染了病，不知道打哪听来的偏方，说火烫能治。

她真就找来铁片子烧红了，往烂肉上烙。

皮肉烧焦的那股味儿飘得满屋子都是，那是求生的味儿啊。

但这招没用。

烫伤加上梅毒，烂得更厉害。

窑子嫌她晦气，直接赶出门。

她拖着烂腿要了几天饭，最后死在路边的臭水沟旁边。

这种事儿，不是一个两个，是成千上万。

像程金梅、赵秀娥、康素珍这些后来的幸存者，解放后提起来那段日子，说法出奇的一致：不怕老鸨的皮鞭子，不怕客人的大耳刮子，就怕那杨梅大疮。

因为那是钝刀子割肉，是眼睁睁看着自己一点点烂掉的绝望。

有人得问了：既然知道是死路一条，咋不跑呢？

这就又回到了那个死扣。

窑子大门一关，那就是个独立的小朝廷。

打手、龟奴没日没夜盯着。

想跑？

抓回来就是一顿往死里打。

老鸨雇人拿鞭子抽，拿针扎手指头。

那种疼，钻心啊。

而且老鸨会杀鸡给猴看，打得你皮开肉绽，扔院子里示众。

更让人绝望的是，就算真跑出去了，能往哪去？

没身份证，没路条，兜里比脸还干净，一身的病。

外头兵荒马乱，军阀混战，钱毛得不像样。

一个弱女子，出了狼窝，转头又得进虎口。

于是，大伙只能认命。

在那个又窄又脏的小屋里，一天天透支小命，直到染病，直到被扔出去喂狗。

这不光是个人的苦难，这是整个世道烂透了。

民国政府嘴上也喊禁娼，孙中山先生也提过要移风易俗。

可那都是写在纸片上的漂亮话。

实际上呢？

地方官得收税，局子里得收保护费。

窑子是税收的大头，谁会跟钱过不去？

甚至有时候，上面来查窑子，也就是走个过场。

钱塞到位了，眼皮子一耷拉就算过去了。

在这种世道下，姑娘们就是最底层的牺牲品。

社会看不起她们，骂她们“自作自受”、“贱骨头”。

可谁天生愿意干这个？

要不是爹妈抽大烟卖闺女，要不是军阀乱打仗民不聊生，要不是社会没给女人留条活路，谁愿意在那张破床上烂死？

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直到1949年之后才算彻底是个头。

新中国来了，不光封了窑子，最要紧的是，把人当人看。

政府把这一千多号姑娘接出来，头一件事就是治病。

虽说那会儿医疗条件也不富裕，但理儿变了。

不再算计什么“投入产出”，而是“救死扶伤”。

治了一阵子，好多姐妹身上的烂疮结了疤，虽说留了印记，但命算是捡回来了。

政府还教手艺，让大伙能靠双手吃饭，过上正常人的日子。

很多老姐妹后来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小日子，虽说想起来往事还会做噩梦，但终究是从鬼门关爬回来了。

可那些死在天亮前的姐妹，那些被扔在乱葬岗、被野狗啃了的小兰和阿花们，永远留在了那个吃人的黑夜里。

回过头再看，梅毒在民国窑子里的横行，根本不是医学问题，是社会良心的问题。

当一个人被当成物件，可以随便买卖、糟践、报废的时候，啥病都能成要命的瘟疫。

老鸨们算了一辈子账，唯独没算过“良心”这两个字值多少钱。

因为在那个吃人的旧社会，良心，是最不值钱的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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