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年李贽为何在狱中自杀？太清醒有时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万历三十年的京城诏狱里，七十六岁的李贽执剃刀刎颈，两日后方才气绝，这位被所谓朝廷正流们扣上“异端魁首”帽子的老者，至死都未对自己的思想有过半分折腰。李贽的著作被下旨尽数焚毁，他的言论被保守士大夫口诛笔伐。可偏偏有人偷偷抄录他的文字，将其奉作精神圭臬。有人骂他离经叛道毁弃礼教，有人赞他敢破樊笼直剖人心。时间是最好的裁判，历史终究会为他正名。

看透人心
李贽提出了“童心说”，他认为世间最可贵的便是未被世俗沾染的本心，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更无真文真道可言。
李贽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他将世俗生活的基本需求抬到人伦天理的高度，打破了程朱理学将“天理”与“人欲”对立的荒谬认知。
在当时让很多人接受不了的是，李贽不将孔子奉为天生的圣人，他直言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不过是孔子及其弟子针对当时境遇的言说，不该被后人当作不可逾越的金科玉律。

宋明以来，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求，程朱理学被立为正统，他们将三纲五常刻成社会运行的模板，把人性死死禁锢在礼教的框架里。
于是在这样的模式中，士大夫们满口天理道义，实际上他们多是沽名钓誉的假道学而已。
李贽的思想，正是血淋淋的撕下了他们的伪装。他极为大胆地打破偶像崇拜，消解了孔子与儒家经典的绝对权威，让人们意识到圣人亦有局限，经典亦有时代性，这是对思想蒙昧的直接破除。
李贽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将人性从“存天理灭人欲”的枷锁中释放出来，承认世俗欲望的天然正当，这是对人性本真的重新唤醒。
更为难得的是，李贽主张个性解放。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心与认知，不必盲从世俗与权威，这是对独立思考的大胆倡导。
当时的另一位相当负有盛名的文人顾炎武曾经评价李贽道“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这看似贬斥的评价，反而证明了李贽的思想有多么石破天惊。

众人皆醉我独醒
大明朝是中国封建思想登峰造极的一个朝代，在这一时期，理学一统天下，所以李贽思想的出现可以想象到是多么具有冲击感。
李贽的思想让晚明早已僵化的理学阵营出现裂痕，更让泰州学派的平民学术迎来新的生机。不少文人学士开始反思程朱理学的教条化，不再将经典奉为圭臬，他们开始尝试从本心与现实出发探讨学问。
所以说，晚明心学的发展与演变深深烙着李贽思想的印记。
李贽的思想在民间与士林间悄然传播，这也让普通百姓与不得志的士人意识到礼教背后的虚伪，开始正视自身的需求与个性。
只是这份启蒙，在统治阶层与保守士大夫眼中，却是动摇国本、败坏风气的祸端，他们将李贽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李贽一生最恨的便是假道学，而他的好友耿定向，恰是当时假道学的代表人物，耿定向满口仁义道德，实则行利己之实，李贽不顾情面，接连著文与其论战，直言其“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这番直言不讳让二人彻底决裂，耿定向自此便处处针对李贽，多次上书弹劾其“惑世诬民”。

而此时明朝的统治者正需要用程朱理学巩固统治，李贽的思想打破了思想的垄断，自然被视作威胁。
再加上张居正主政时，李贽便因不肯趋炎附势与之结怨，朝堂之上本就无他的容身之地，假道学的攻讦，再加上皇权的忌惮，层层叠加，便注定了他的悲剧。
万历二十九年，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受保守势力指使，上书皇帝弹劾李贽，罗列其“倡乱道，惑世民”等数条罪状，请求将其逮捕治罪，焚毁其所有著作。
万历皇帝下旨准奏，李贽彼时正在通州好友马经纶家中著书，闻讯后坦然就捕，毫无惧色。
入狱之后，狱吏曾问李贽为何要写那些“离经叛道”的书，他昂首答道：“吾书皆为真心得见，非敢妄言，若说有错，便是错在道破假道学的虚伪。”
李贽在狱中依旧不改其志，不愿低头认错，最终在万历三十年的正月，趁侍者不备，取剃刀刎颈，临终前他尚问侍者“吾道何之”，侍者无言以对，这位一生坚守本心的思想者，便在这样的追问中，两日后方才气绝。

李贽人生的结尾就像他的思想一样，不拘一格顺应本性。在外国，哥白尼因为日心说而被看做是异端而被大火烧死，而李贽在遥远的东方用自己的鲜血无独有偶地捍卫了人性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