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列维为什么失败，神棍会不会退场，理解伊朗社会是关键｜文史宴

　　文/鹰眼荷鲁斯

　　脱离社会看政治，观点都容易浮在表面，正视社会与政治的互塑，才能真正理解政治的成败。伊朗政治建基于绿洲社会之上，理解绿洲社会是分析伊朗政治的前提。

　　本文欢迎转载。

　　从绿洲社会出发反思巴列维的失败——一个基层经验视角下的伊朗革命再理解

　　其实有很多人都在讨论伊朗巴列维王朝的失败，让伊朗人跌入了水深火热。对于一部份在关键关口没有斗争的波斯精英确实如此，但是对所有的波斯人都是如此吗？

　　为什么要从“基层社会”谈伊朗？

　　关于巴列维王朝的失败和霍梅尼体制的出现，已有大量宏大叙事：

　　
石油、冷战、专制、宗教极端化、西方关键时刻不干预……

　　这些解释并非错误，但它们往往停留在国家与精英层面，而忽视了一个更基础的问题：

　　伊朗社会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在我个人的生活与工作经历中，我长期接触南疆基层社会，初步了解绿洲型、贸易型、宗教嵌入型社会的运行逻辑。正是这种经验，使我在理解伊朗问题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结构相似感”。

　　我逐渐意识到：

　　
如果不理解绿洲社会的基层运行方式，就无法真正理解巴列维的失败，也无法理解霍梅尼体制为何能长期混在中东的版图上。

　　本文提到的视角其实已经有大量的评论和著作论述，但是本文试图站在绿洲居民的视角从下往上，逆向推演巴列维从上往下推动改革的背景，仅供参考。

　　一个关键前提：

　　巴列维时代的伊朗仍是前现代社会

　　在巴列维王朝垮台前夕，伊朗仍有 50%以上人口生活在农村、乡村与部落社会。

　　
这绝对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现代化转型的社会，而是一个这种形态的社会：

　　• 以高原、盆地、荒漠、山地为主要生存环境

　　• 少数大城市 + 大量乡村和部落

　　• 多数人口从事农业、牧业与简单手工业

　　从社会形态上看，这与塔里木盆地及中亚绿洲社会高度相似。这类社会并非“原始”或“停滞”，而是有其高度稳定的内部结构。

　　扎格罗斯山和厄尔布尔士山的山间绿洲

　　孕育了波斯文明

　　事实上19世纪俄罗斯人将南疆称为小布哈拉，南疆西部本质上是一个广义上的波斯文化区，从斯基泰人滚滚迁徙到疏勒、于阗、莎车，到这里在唐代、元代、清代和河中地区的密切联系，这里的很多问题对于从下往上逆练巴列维倒台这个议题是有帮助的。

　　绿洲社会的两个核心单元：

　　巴扎与清真寺

　　在伊朗农村和近代的南疆六城（南疆西部的六个维吾尔族大型城镇，喀什，阿克苏，库车，莎车，和田，英吉沙，有的版本有差异）这种社会中，真正构成基层秩序核心的，并不是国家，而是两个社会单元：

　　巴扎：不仅是市场，而是社会中枢

　　“巴扎”一词本就源自波斯语，其原始含义可能是“大门前的地方”。

　　但在现实中，巴扎从来不只是买卖空间，它同时是：

　　• 经济中心

　　• 社会关系网络

　　• 宗教捐纳的金库

　　• 信息传播与公共舆论场

　　• 娱乐与文化活动空间

　　在南疆与中亚地区，巴扎往往以“周期性集市”的形式存在：城市集中在周末，乡村则按星期1-5轮流举行。杜尚别（意为“周一”）这个地名，本身就来源于巴扎的时间制度。

　　在一些地方，巴扎甚至直接与圣人麻扎（坟墓）或清真寺相邻。宗教仪式结束后，毛拉在巴扎中募捐、训诫、讲述道德故事和历史记忆。

　　因此，巴扎是经济空间，更是文化与宗教空间。

　　在巴列维改革前，尽管现代工业有所发展，但作为一个主要传统力量的巴扎中产阶级，成功地保留了大量权力。巴扎继续控制着国家约一半的手工业生产、三分之二的零售贸易和四分之三的批发贸易。巴扎保留着独立的手工业和商业行会。

　　2. 寺庙（清真寺）：基层治理的核心机构

　　在前伊斯兰时代，佛寺，拜火教寺庙本身也有超出宗教场所的社会职能，这些区域进入伊斯兰时代，清真寺在绿洲社会中兼具多重功能：

　　• 教育（经堂）

　　• 纠纷调解

　　• 道德裁判

　　• 社会救济

　　• 社区组织与动员

　　许多阿訇、毛拉本身也是商人、行会成员或家族代表。 他们不仅是宗教人士，更是基层社会的治理者、仲裁者与权威来源。在很多情况下，其实际权威甚至高于中原社会中的“三老”或地方士绅。

　　在巴列维的改革前，神职人员继续控制着波斯庞大但分散的清真寺组织体系，包含约5600座城镇清真寺、无数的瓦克夫（捐赠产业）、一些被称为侯赛因耶的聚会场所以及六大神学院——分别位于库姆、马什哈德、大不里士、伊斯法罕、设拉子和亚兹德。

　　身份结构：

　　国家公民永远排在最后

　　在这种社会中，在20世纪之前的南疆，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认同顺序通常是：

　　1.我是谁（个人与家族）

　　2.我属于哪个地方（城镇、绿洲、地区）

　　3.我是一个穆斯林

　　——最后，才是国家公民

　　1900年前后，有欧洲探险家在喀什噶尔询问当地的一个普通人，“你是什么人？”对方回答：“我是喀什噶尔人，我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

　　这到不了认不认同国家的地步，而是国家距离日常生活很遥远。

　　国家是“远的”，生活是“近的”。

　　在南疆、中亚、伊朗传统社会里，一个普通人真正依赖的是：家族（经济互助、婚姻、借贷、冲突调停），老人、宗教人士、地方权威。

　　原因也很现实：在19世纪和之前，这些区域内，帝国的法律执行不均，远距离行政成本高，灾荒、战争频繁，所以，“谁会在你出事时出面”，是一个严肃的生存问题，在这里，很多时候，社会自生组织比政权和个人的距离更近。

　　这种绿洲社会有几个特征：空间割裂（绿洲之间隔着荒漠），经济高度本地化（水、土地、市场），婚姻多为本地循环和附近地区循环，移动成本极高。其结果就是：

　　“城—乡—绿洲”比“国家”更像真实世界，我所在的绿洲城邦就是世界的全部，或者占据我的世界的90%。

　　所以当你穿越回19世纪，你在南疆、中亚、伊朗都会听到的自我介绍是：我是喀什人，和田人，我是设拉子人，伊斯法罕人，我是撒马尔罕人。

　　在前现代社会里，国家是外来的，边界是人为划定的，法律是舶来的体系，是周边的帝国（清朝，俄罗斯，英国）强加给我的，官僚是非熟人，结果就是：国家不是“我们”，而是“他们”，相比之下，伯克（地方领主）虽然压迫重，毛拉虽然也有一些教法规定外的不检点行为，但好歹是我们的自己人。

　　这种高度内聚的绿洲社会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喜欢问熟人借钱，这种行为越来越让本地人和外来人诟病。但在古代，这里的生活就是社会生活，熟人社会，你能依靠的就是熟人和社区，个体在严酷的绿洲之外，是很容易死亡的，个人很难脱离群体的互助（同时也有对应的道德绑架）去生存。

　　而且《古兰经》的要求是：如果你能够借款，在欠钱人有困难的时候不应该催促，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直接免除其债务。你借钱给别人，换到的不仅是宗教上的美誉，还有在婚丧嫁娶等时刻的社交赞美，还有遇到问题时教内同宗的协助，以及某种在巴扎，在众人茶聚上的社交资本。

　　因此在这里的传统观念中，不管别人死活被视为刻薄，苛刻，没有同情心。

　　借钱虽然是小事，但是它足以反映出古代这些社会的高度内聚性，大家族像一个部落一样，这种模式有大家庭互相帮助，其乐融融的一面，有了成就其他人会真心为你高兴，但问题就是进步的个体反过来容易为陈规陋习和封建观念束缚，个体很难背叛深刻的群体意识。

　　这样的风俗其实导致了中亚国家在国际信用体系中的负面评价，也从实际上束缚了不少年轻人。

　　南疆与伊朗的关键差异：

　　体量与帝国记忆

　　尽管南疆与伊朗基层社会在结构上高度相似，但二者仍存在根本差异：

　　• 南疆是一个“有肌理但缺乏政治脊背的社会”

　　当地宗教主要用于维持地方秩序，对国家政权多采取麻木或半放任态度。

　　
无论是叶尔羌汗国、大清还是民国，或者是更早的大唐，吐蕃，只要不过分触碰社区、宗教和伯克，国王，寺庙地主的利益，基层社会基本上很顺从，伯克，毛拉会在本地摆平很多问题。

　　反过来说，远的不谈，南疆从17世纪以来，从准噶尔灭叶儿羌汗国开始，各种动乱真正能够发生的关键原因，其实是外来势力的军事经济行为，必须真的派兵入侵，拥护一个政治领袖，或者是出动经济手段动摇南疆经济，才能发生大规模的战乱。

　　• 而波斯-伊朗是一个“有政治脊背的社会”

　　波斯人的文化认同、波斯帝国记忆（波斯人的政权一直存在）与国家意识从未真正断裂。

　　宗教不仅维持社区，还具备想象、评判和参与国家的能力。

　　这正是南疆与伊朗在历史走向上的根本分叉点，不过前现代的基层社会的组织架构类似，还是有利于我们逆练巴列维的困境。

　　巴列维的致命误判：

　　国家≠社会

　　巴列维王朝失败的核心，并不在于“不够现代”，而在于过度相信国家能力。

　　在他的认知中：

　　• 有钱（石油）

　　• 有军队

　　• 有技术官僚

　　• 有西式制度

　　就等于“掌控了国家”。

　　但他忽视了一个事实：

　　真正的伊朗社会，仍然运行在宗教共同体、家族部落与巴扎经济之中。

　　现代化真正覆盖的：

　　• 只是少数大城市

　　• 少数西化精英

　　• 制度与象征层面

　　大量波斯人口是文盲，大字不识，并未真正理解国家、现代化与自身生活之间的关系。在绿洲社会中，天（安拉）是最大的，下面是各种世俗的政权。我的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合法性来源于经书，来源于阿訇毛拉对比经书的解释，我不懂的事情找阿訇或者毛拉去裁决。

　　比起远方的经济利益，我一辈子没有见过美元，我身边的朋友和我一样富，也一样穷，我更关注我的生活，是不是按照教法规定的善良和正义来运行，世界的中心就是我村镇附近的巴扎和清真寺，这就是很多中亚人士渴望的平静的，有信仰的，有规律的生活。

　　然后我普通生活中的最大的乐趣，我最大的成就就是去巴扎上面卖一个什么东西，赚了一些钱，或者在巴扎上面吹牛逼，讲个笑话，得到很多人的围观，就是这么一个世界观。

　　这种世界里面，对一个农民最大的影响或者最大的权威，其实是阿訇和毛拉，还有几个长老、伯克。国家机器对这个地方的波及程度其实是不高的。

　　还有对女性的态度。

　　伊斯兰诞生前的阿拉伯半岛是战争频繁，强者垄断女性资源，贫穷男性大量“婚姻失败”。在这个背景下，伊斯兰教通过教法，多妻合法化但有宗教与经济门槛，通过战争、征服、奴隶制度，扩大女性来源，女性被明确纳入“男性—家庭—宗教”结构中，有权势的男性多妻多妾，弱势的也能找到老婆，不至于让你断子绝孙。

　　因此，一个贫穷男性，只要成为“XXX战士”，就可能有妻子，还有不止一个外族“妻子”（实际上是sex slave）有奴隶，有家庭，我可以去杀异教徒，掠夺异教徒的女人。而且我的对女性为所欲为的行为，有正当性，比如只要不来月事，在任何时候丈夫提出同房的要求，都是不能被拒绝的。

　　其实这一套机制，在阿拉伯大征服大扩张中提供了部分动力，也保证了圣战士在亚欧大陆干旱封闭区域的延续和繁衍。

　　《古兰经》中对女性权益其实有对应的论述，但是在难以约束的传统性别分工以及教法面前，即使互相矛盾很多事情也没人敢提。

　　而改革对女性赋予的进步权力，在波斯底层男性和传统保守主义看来就是逆反天罡，可以让老阿訇们的血压瞬间飙升。

　　白色革命确实帮助了农业人口，资助了农村合作社，向1,638,000户家庭分配了土地，并使拖拉机数量增加了十六倍，化肥使用量增加了二十多倍。然而，同样真实的是，农业合作社资金不足；获得信贷的是农业企业而非小农；96%的村民没有通电；每两户获得土地的家庭中就有一户什么也没得到，每户获得足够土地（7公顷）的家庭对应有三户获得的土地不足以成为独立的商业农民。

　　实际上在中亚和新疆这样的地方推进农业改革本身并不容易，因为这里的生产长期由地主主持，最底层的农民很多时候突然获得了基本的生产资料，但实实在在因为缺乏经营的理念，以及积少成多的意识，反而给生活增加了波折。

　　比如南疆某地某村的赤贫农民分到了羊只，本意是希望农户养羊让生活逐渐上正轨，结果农户拿到羊只后的第一步就是把羊宰了吃掉。这属于个体案例，无法代表所有人，但体现的问题是：没有经营意识、对生产关系没有基本概念且过于贫困的人，对于生产资料应该如何使用也是没有数的。

　　改革注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特别是在亚洲内陆地区，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

　　比起世俗化精英，比起流亡到美国的波斯贵族和知识分子，比起上街抗议神棍的热血大学生，这才是波斯的基本盘，至今恐怕依旧如此。

　　在这种传统社会里面，如果有人要动毛拉或者阿訇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集体利益）的话，在这种很封闭的环境下，毛拉对他们的鼓动和造谣，他们很容易去反对这个国王。作为毛拉，我只要告诉我的人民国王不符合教法，国王是邪恶的，你们要反对他，我还要鼓动附近社区的毛拉一起传播这些观念。

　　这种传统社会的壳其实是很难撼动的，如果君主本人不强，很难在这种地方坐稳，更不谈如何推动现代化了（如果是诚心推动的话）。巴列维因为留过洋，把波斯人民浪漫化了，所以许多举措不得要领。

　　巴列维太不接地气了

　　而波斯的问题，其实在19世纪的奥斯曼，20世纪的阿富汗，还有苏联治下的中亚都存在，只是各自的表征和具体的历史进程有区别。

　　国家—社会脱钩的结果

　　巴列维试图绕过、削弱乃至替代巴扎和清真寺背后的社会结构。

　　结果却是：

　　• 国家机器越来越强

　　• 社会网络越来越完整

　　• 中间缓冲层彻底消失

　　最终形成一种危险结构：

　　国家 = 国王
社会 = 清真寺网络 + 巴扎网络

　　当国王站到社会大多数人的对立面时，整个国家便失去了支撑。

　　一个“理性而理想化”的失败

　　从绿洲社会的基层经验反推，巴列维的改革：

　　• 在技术上高度理性

　　• 在制度上高度现代

　　• 但在社会认知上极度理想化

　　他试图用国家理性，直接覆盖一个尚未完成社会转型的宗教社会。这种错位，使现代化本身反而成为王朝崩溃的背景条件。

　　很多学者讨论波斯问题，其实是忽视了波斯乃至中亚绿洲基层社会的形态的。

　　霍梅尼政权是波斯历史的意外

　　是偏离均值的结果

　　实际上，霍梅尼政权是一个违背印欧传统和波斯传统的逆反。

　　霍梅尼体制（法基赫监护制）在波斯帝国历史中并不常见，在印欧人的社会传统中更是极不典型；它不是“传统的延续”，而是一种在现代危机条件下，将什叶派宗教权威制度化、国家化的高度创新型政治结构。

　　波斯帝国的核心政治传统是什么？王权—秩序—神圣背书，但不是神权，国王（沙阿）是世界秩序的维护者，宗教为王权提供宇宙正当性，但宗教不直接统治国家。

　　波斯自己的历史上，其实他也属于印欧人，拜火教祭祀的地位很高。但是无论是第一帝国还是第二帝国，即使他不掌军，不直接执政，宗教人士是王权的拥护者，而不是替代者。即使是萨珊波斯，也和现在的这一套体制其实是很不同的。

　　在所有印欧人的经典社会三分结构，按照杜梅齐尔的结论，应该是祭司武士农民的三角形结构，这三者是分立而制衡的，所以我们无论是看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里面，婆罗门和国王-刹帝利是分开的。古希腊的史诗悲剧里面，祭祀和执政官将军、国王也是分立的。

　　罗马、凯尔特、日耳曼、维京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甚至在伊斯兰化之前，南疆地区于阗，疏勒，龟兹，焉耆等印欧人的王国也是如此，国王和法座并立，法座为国王提供统治合法性，相互扶助。

　　而霍梅尼这一套玩法，它其实是把神圣权威、法律解释、军事统帅、国家主权压缩到了同一个阶层和同一个人手里，这个其实在印欧人政治文化中是高度反常的。教士集团成为国家主权的直接持有者，在波斯历史上非常罕见。

　　霍梅尼体制的出现，既高度违背波斯帝国传统与印欧政治传统，却又正是这种社会结构在危机中的“异常反弹”。这一套机制，更像是革命政权，既不代表波斯帝国传统，也不代表什叶派的传统。

　　霍梅尼不仅劣化了伊朗，也劣化了什叶派

　　现在这个体制把波斯人的逼格拉的很低，搞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挫的波斯帝国。可以说，历史最终是要向均值回归的，波斯人走的歪路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被慢慢的扭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