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璧辅明：刘伯温与李善长的文武共济之路

至正四年（1344年），濠州钟离的皇觉寺来了一位行脚僧。此时距红巾军起义尚有十年，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名叫朱元璋的青年，未来会在两位重臣的辅佐下，从乞丐逆袭为开国皇帝。刘伯温与李善长，一个是运筹帷幄的「卧龙」，一个是治国安邦的「萧相」，他们以截然不同的专长，共同编织出大明王朝的奠基蓝图。

明太祖朱元璋

一、筹策定乾坤：刘伯温的战略智慧

当朱元璋在应天（南京）面临陈友谅、张士诚的南北夹攻时，帐中谋士多主张先取富庶的东吴。唯有刘伯温按剑而言：「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明史·刘基传》）这一论断精准把握了元末群雄的战略格局——陈友谅占据长江上游，且军力最强，若不先破此敌，朱元璋将永无安稳之日。

明朝第一谋士刘伯温

龙湾之战中，刘伯温力排众议，建议朱元璋诱敌深入。当陈友谅巨舰被搁浅于浅滩时，他又敏锐捕捉到东北风起的战机，促成火攻之计。此役不仅斩杀敌军万余，更缴获巨舰数百艘，彻底扭转了兵力劣势。正如顾诚在《南明史》中所言：「龙湾之胜，实乃朱明王朝命运之转折点，而刘基之谋，厥功至伟。」

除了军事战略，刘伯温在制度建设上亦有远见。他主持制定《大明律》，主张「定律官不得更议」，奠定明初法治基础；首倡设立军屯制度，使「农时不废，军食有余」，为长期战争提供物质保障。这些举措，展现出他超越传统谋士的治国视野。

二、治国安天下：李善长的政略根基

在南京城的后湖畔，至今留存着明初黄册制度的遗迹。这项影响明清两代的户籍制度，便发端于李善长的构思。当朱元璋率军征战时，李善长以「尚书」之职总理后方，他推行「均田法」平衡赋税，设立「礼贤馆」网罗人才，更创造性地发行「大中通宝」统一货币。史载其「裁决如流，境内晏然」（《明史·李善长传》），使应天成为元末罕见的稳定后方。

安邦定国的李相国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李善长被任命为左相国。他仿唐宋制度厘定官制，制定《郊社宗庙仪礼》确立皇权合法性，甚至在洪武元年（1368年）主持修建南京宫殿时，坚持「去雕琢，崇俭朴」的营造理念，成为明初「洪武俭政」的先声。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感叹：「明之代元，其初制度皆出李善长之手，非仅萧何之功可比。」

最具政治智慧的，是李善长对人才的驾驭。他保荐的胡惟庸、汪广洋等人，后来皆成中枢重臣；在处理降将问题上，他主张「诛首恶，抚余众」，成功收编陈友谅旧部数万。这种恩威并施的治术，为朱元璋集团注入持续活力。

三、文武合璧：双引擎驱动的崛起密码

1、龙湾之战的胜利，正是两人协作的典范

当刘伯温在前线谋划火攻时，李善长已在后方组织民夫抢修城墙、调配粮草。这种「前方用智，后方用力」的模式，使朱元璋集团兼具战略锐度与后勤厚度。据《明实录》记载，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进攻张士诚时，李善长治下的应天已囤积粮草百万石，可供十万大军征战三年，这在元末饥荒频仍的背景下堪称奇迹。

龙湾之战

2、两人的互补性还体现在对朱元璋的规训上

刘伯温常以「天道」警示君主，曾因朱元璋滥杀而直言：「宋祖以不嗜杀人定天下，陛下宜法之。」李善长则以「人情」疏导皇权，当朱元璋欲迁怒于李善长亲信时，他总能以「功过相抵」为由巧妙化解。一刚一柔之间，构建起明初政治的平衡态。

四、史笔评说：功勋背后的复杂镜像

洪武三年（1370年）大封功臣，李善长位列六公之首，获赐铁券「免二死」；刘伯温仅封伯爵，岁禄二百四十石，尚不及李善长的三十分之一。这种待遇差异，折射出明初重文治轻武功的倾向。但《明史》亦直言：「善长虽外宽和，内多忮刻」，其晚年卷入胡惟庸案，终被削爵抄家；刘伯温则因「基雄才大略，遇知太祖，其功冠群策」，民间将其神化为「前知五百年」的奇人，却掩盖了他「性刚嫉恶，与物多忤」的性格缺陷。

影视剧作品的刘伯温与李善长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出的「大历史观」，或许更能诠释两人的价值：李善长构建的行政体系，使明朝得以承接宋元以来的官僚制度遗产；刘伯温的战略思维，则体现了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担当。他们的成功与悲剧，既是个人才具的映射，更是专制皇权下能臣命运的缩影。

历史结语：辅佐开创洪武之治的文武功臣

站在南京明城墙之上，俯瞰秦淮河蜿蜒东去，仿佛仍能听见六百年前的金戈铁马与案牍声。刘伯温与李善长，一个在硝烟中勾勒战略版图，一个在田亩间编织帝国根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理想，从濠州红巾军的篝火，化作紫禁城上的朝阳。正如《明史》结语所言：「明之立国，非二人之功不及此；明之集权，亦非二人之智所能逆。」这对文武双璧的故事，终成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一段独特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