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陈沂接待了罗帅派来的秘书，秘书转述：说你反党我不信

1958年3月23日，清晨六点，北京站月台寒风刺骨。穿着旧呢大衣的陈沂提着简单行李，在警卫员搀扶下钻进北上的列车。车厢外，一名老战友悄声嘀咕：“堂堂文化部长，竟然也要去北大荒种地，世事无常啊！”火车汽笛长鸣，陈沂没有回头，他把帽檐压得更低。谁能想到，几个月前他还在怀仁堂领取少将军衔，如今却以右派身份被发配劳动。

回想抗日烽火，他在鲁中山区组织宣传队，油印小报、写墙头标语，鼓舞民心；解放战争时又随四野南下，海南岛登陆战后被传召进京参加参谋长会议。那一年，罗荣桓握着他的手说：“部队需要懂文艺的人，你留下吧，宣传部、文化部、秘书长，挑一个。”陈沂选择文化部，理由很朴素——“枪响之后，总得有人把故事讲下去”。

总政文化部诞生时不过两间平房，一张旧桌，几条长凳。罗荣桓打趣：“像难民收容所。”陈沂笑答：“屋子寒酸，劲头不寒酸。”随后，他到各野战军挑人，着手筹办解放军战绩展览。展览大获成功，毛泽东提议修建军事博物馆。紧接着，《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文艺》相继创刊，刊名分别由毛泽东、朱德亲笔题写；“八一”制片厂也在夹缝中破土，用黑白底片记录着硝烟与情怀。

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提出，文化界百态并起。陈沂赞同兼容并包，却坚持文艺必须向工农兵倾斜。他起草文章批评离经叛道的思潮，引来部分知识分子不满。1957年1月，那篇《我们对当前文艺工作的意见》登上《人民日报》，掀起风波。2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点名：“军委文化部的陈沂，是左派。”会场侧目，陈沂当场起立应答。那一刻，他仍以为前路开阔。

但旋涡很快降临。反右扩大化来势汹汹，指标纷至。有人劝他“低调些”，他却说：“我自问无过，真理不该让位。”结果名字赫然列入“右派”名单，被开除党籍、军籍，军衔亦被褫夺。处分宣布时，他抬头反问：“说我反党？列出条文来！”无人作答，会议草草收场。他被发配黑龙江，一个月仅28元生活费。

北大荒的春天来得迟。齐齐哈尔郊外的园艺试验站，早晨零下十几度，地面结满薄霜。陈沂卷起裤脚，栽树、锄草、抬粪，每天劳动手册上密密麻麻记录时数。夜里，他点着马灯读《史记》。王震路过哈尔滨，专程看他，“老陈，得有十年准备！”陈沂答：“争取三年翻身。”王震摇头：“别急，刀口舔血的日子咱们都熬过。”

1962年夏，周恩来到哈尔滨视察，见到憔悴的陈沂，第一句话是：“这些年受苦了。”两人交谈时，总理提高声调：“司马迁受了宫刑还能写《史记》，你是党员，骨头能比他脆？”话锋虽重，却让陈沂重燃希望。遗憾的是，形势再度生变，平反事暂且搁置。

转年春天，陈沂耳膜老伤复发。8月，在李聚奎安排下，他进北京三〇一医院。病房外栀子花香浓，走廊尽头，罗荣桓的病房灯光彻夜不熄。元帅患白血病多年，身体已极虚弱，得知陈沂住院，特派秘书李新阶前来探望。李新阶拎着一篮水果，刚进门便说：“罗帅让我带句话——‘陈沂，我过去是这样说，现在还是这样说：说你反党我不信。’”短短一句，如山重。陈沂握住对方手腕，喃喃道：“请替我谢罗帅，告诉他——陈沂经得住。”眼眶微红，他转身擦了把脸，“只是炸伤的耳朵疼，心里不疼。”

罗帅的病情不见起色。12月16日清晨，他在北京医院溘然长逝，终年六十二岁。噩耗传来，陈沂拖着尚未痊愈的身体赶往灵堂，遗体已送八宝山。他只能对着黑白遗像三鞠躬，低声道：“政委，您说的‘摔了爬起来’，我记着呢。”

罗荣桓去世后，局势渐有松动。1965年，中央决定对部分冤假错案复查，陈沂获得解脱，恢复党籍、军籍及待遇。返回北京时，他仍选择低调，把旧军装收进皮箱，只背着一本翻烂的《资本论》进了招待所。他常对后辈感慨：“罗帅最后那句话，是我最好的护身符。没有这盏灯，黑夜会更长。”

此后，他继续耕耘军队文化事业，主持修订《解放军歌曲集》，完成三大战役大型史诗剧本草稿，又促成“军人之家”工程重启。有人私下劝他写回忆录，他摆手：“不急，等材料坐实了再说，历史不是掌声，也不是眼泪，它得有证据。”

多年以后，谈及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他轻描淡写：“时代巨浪谁也躲不过，我只是文化部长，不是诸葛亮。”停顿两秒，他又补上一句：“可再大的浪，也淹不掉真话。”说罢，眼角似有笑意，像那年展览开幕时的神采，只是多了几根白发。

罗帅的那句评价被人屡次引用——“说你反党我不信”。在动荡岁月里，它像一根钉子，钉在陈沂的心墙，也钉在旁观者的记忆深处：立场清白者，经得起时间的挑剔，哪怕一时沉沙，终会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