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马鸿逵携7.5吨黄金逃往美国，晚年却遥望祖国喃喃自语

1949年9月的香港夜里，维多利亚港雾气沉沉。几名白衣苦力弯腰抬着沉甸甸的木箱，他们不知道箱里装的是什么，只晓得摔不得。雇主催促：“动作轻点，里面可值大钱。”雇主姓马，正是刚从宁夏败退出来的马鸿逵。没人想到，这趟“转运”会把一座西北省份多年聚敛的财富搬上了海轮。

马鸿逵此刻表面上是国民政府的“西北行营副主任”，实则已成无主浮萍。四个月前解放军挺进兰州，他连夜弃城，带着亲兵和金条一路南窜。兰州到香港三千多里，他换了五次交通工具，只护着两样东西：随身的药箱和那批黄金。药箱里是他多年不离身的胰岛素，黄金却是几十万宁夏百姓的血汗。

说起马鸿逵，宁夏人当年送他外号“马天子”。1920年代，他在冯玉祥部里靠冲锋陷阵打出名声，中央平定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急需在西北布一颗钉子，马鸿逵顺势被扶上省政府主席的宝座。1933年赴任银川，第一件事不是修路筑坝，而是将省城老衙门改成王府，悬挂一块大匾：“固守边疆”。从此，他自称“边防大将”，别人却说那是“边防大敛”。

兵要粮饷，粮饷全靠摊派。宁夏地瘠民贫，马鸿逵偏偏扩军到六万，连十岁娃娃都编进“幼年营”。征兵的卡子一道道，征粮的摊子一户户；丁壮被拉走，老小卖儿卖女换税钱。兰州茶馆里流行顺口溜：“有钱交钱，没钱卖田，再不行送闺女。”这话尖酸，却不是空穴来风。

黄金大多是这样搜刮来的。先征收“特捐”，再把省盐业银行、羊毛公司、皮张行统统装进自己口袋。抗战八年，中央发的军饷和物资只要进了宁夏边境，就再没出来过。到1949年夏天，他的库房里已堆满条状、锭状的黄金近八吨，还不算银元与外汇券。有人估过账，折合现价至少两亿美元。

战局逆转让他意识到“跑”字当头。8月，西北野战军发起兰州战役前夜，他在西夏王陵外举行誓师大会，高叫誓死保卫宁夏，晚上却悄悄把妻妾与金条装上军用卡车北渡黄河。守军看见主帅逃走，士气顿时崩溃，兰州一夜易手，银川不到十日失守。马鸿逵第一站先到重庆，第二站台湾，第三站正是香港，他心里早已盘算好“狡兔三窟”。

在台湾的日子并不好过。蒋介石对他又恨又惧，表面上以“资政”奉养，暗里派军统监视。马鸿逵也不傻，托病离台，说是四姨太在香港需要治疗，自己不过去探望。1953年春，他再递申请：“美国医生善治糖尿病，愿自费赴美求医。”蒋介石正忙于整军备战，无暇细查，只得放行。一纸批文签下，宁夏旧主扶病上船，身边多了七点五吨黄金与十四口箱子。

抵达旧金山后，马鸿逵在比佛利山买下大宅，院子里种上了银川运来的枸杞树。可金山并非乐土，麻烦很快找上门。长子马敦厚觉得家财分配不公，和侄子马家骅联手把父亲告到洛杉矶地方法院，理由是“侵吞祖产”。老子当堂被儿孙质询，华人报纸用大字标题写道：“西北王落魄记”。面子丢尽，他回家摔烂满屋瓷器，却改不了局面。

更糟的是女人。六房姨太太随他漂洋过海，到了美国却各怀心思。五姨太邹德一结识洋律师，不到半年便携巨款私奔纽约；二姨太暗中将存款汇回香港，准备转购房产。马鸿逵病体沉重，无力追究，只能把剩余家产交四姨太刘慕侠打理。刘氏精明，把金条寄存瑞士银行，换来利息勉强维系生活，可一家人仍天天为钱红脸。

1966年，他搬到洛杉矶郊外圣盖博山下疗养。那年秋天，护士给他量血糖时听见他低声嘀咕：“灵武的秋草该绿了吧？”护士不明所以，只记下这句模糊的乡音。事实上，自离开银川起，他再没踏回黄河以北一步。美国的阳光照不到他心里，华灯初上，他常独坐露台，对着西边的太平洋发呆，似乎那片海就是归乡的路。

1970年元月，病情急转直下。医生劝他办理后事，亲人却为了继承纠缠不休。只有曾孙女天天把糖果塞进他手里，一天傍晚，她问：“太爷，回国好不好？”马鸿逵眼里闪过一丝亮光，嘴里艰难地挤出几个字：“要是能回去，就好了。”话音很轻，却被旁边的护士听得真切。

1月14日凌晨，78岁的马鸿逵在空荡的病房里合上双眼。丧事一切从简，骨灰最终停在洛杉矶玫瑰岗公墓。生前他反复嘱咐“埋我在故乡贺兰山下”，可子女谁也不愿奔走手续。七点五吨金条有的被拍卖，有的下落不明，而那株移栽的枸杞树也被后人连根卖掉，只剩老宅门口一块斑驳的铜牌——写着“HUNG-KUEI MAA，1892—1970”。

宁夏老百姓曾经对他又恨又怕。当年那句“有钱交钱”的顺口溜至今偶尔还能听到老人念叨。对许多人来说，这位“马天子”留下的并非丰碑，而是一段难以磨灭的伤痕。财富可以远走，权位可以易手，但人心里的账本从不会作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