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上海。
潘伯鹰的日子到头了。
走得挺狼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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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怪模怪样的肝炎要了他的命,肚子里全是积水,身上还不停往外渗着黄汤,那床被褥脏得简直没眼看。
可话说回来,这日子选得,真叫一个绝。
刚好就在那个月,外头那场要把天翻过来的十年大乱,才刚刚起了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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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儿闭眼,身上是受了罪,可老天爷其实是在帮他。
要是他再多活几个月,凭他那张不把门的嘴,还有那几首专挑刺的诗,下场恐怕就不是“没眼看”这么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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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潘伯鹰,大伙儿都说是“书坛三杰”,沈尹默的老搭档。
但这只是面子。
要把这层皮扒了,你才能看见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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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活一辈子,就在琢磨一件事:在那个乱糟糟的世道里,怎么把“狂人”这个架子端住了。
敢这么狂,那是兜里有货,背后有人。
先看他兜里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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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还在交通大学念书的潘伯鹰,弄了个笔名“凫公”,在天津《大公报》上连载了一本《人海微澜》。
这动静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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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那张嘴大家都知道,平时损人都不带脏字的,看了这书,居然连连拱手说佩服。
清华国学院的吴宓,眼界高得吓人,看完直接把这书捧上了神坛,说是能跟《红楼梦》掰手腕,还硬性规定清华的学生必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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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潘伯鹰手里攥着两张底牌:一个是才气逼人,一个是傲气冲天。
明白了这点,你再看他在上海滩干的那些狂事,就不觉得稀奇了。
建国后,他在上海弄了个书斋叫“隋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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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大剌剌贴了张纸,上面那句话能把人气个半死:
“没读过五千卷书的,别进我这门。”
这哪是定规矩,分明就是找茬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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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读书狂,写字更狂。
当时书坛都在聊“三杰”:沈尹默、白蕉、潘伯鹰。
沈尹默那可是圈里的头把交椅,平时客气得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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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那会儿在重庆,沈尹默练字,稍微有点败笔,揉成团就扔废纸篓。
于右任、张充和这些大腕儿,没事就去翻沈尹默的垃圾桶,捡出来一张展平了就是宝贝。
这种事,要是换了潘伯鹰,想都别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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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自己的字自信到了极点。
扔?
这辈子都不可能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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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伯鹰偏不。
他给人家写字,落款那名字写得老高,必须压在受赠人的名字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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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理由硬邦邦的:“字是老子写的,老子的名字自然要顶在头上。”
笔不好不用,墨不浓不沾,纸必须是自家印的,刻章不是名家不动手。
陈巨来送他个外号——“十大狂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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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股子狂劲儿,不是凭空来的。
这就得说说站在他背后的那尊大佛。
这尊佛就是章士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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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潘伯鹰是那匹日行千里的马,章士钊就是那个把家底都掏空了也要养马的痴人。
这俩人的交情,早就过了师生那条线。
当年国共和谈,章士钊指名道姓要潘伯鹰当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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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自己写诗也是把好手,可每写一首,必须先递给潘伯鹰过目。
潘伯鹰点头说行,他才敢拿出去见人。
江湖人称“书记翩翩潘伯鹰”,这面子给得那是相当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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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宠他,简直宠到了没边儿。
1931年,潘伯鹰捅了娄子被抓进去。
章士钊急得眼珠子都红了,动用所有关系,放出话来:只要人能囫囵个儿出来,花多少钱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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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保命还不行,还得把自家人搭给他。
潘伯鹰这辈子娶了三回老婆,两个是章士钊的干女儿,剩下一个是章士钊前妻的干女儿。
这笔账你算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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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这是举全家族之力,在供养这个天才。
有了这层底气,潘伯鹰才能在那个动荡年月,活得像个魏晋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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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要是潘伯鹰光是个狂生,在史书里也就是个段子。
真正让他立得住脚的,是藏在狂傲底下的另一张面孔——那是跟杜甫一样的心肠。
这事听着挺拧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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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笔墨纸砚都要顶级定制的主儿,住着小洋楼,拿着高薪水,怎么会去心疼底下那些吃不饱饭的老百姓?
但事实就是这么回事。
他的狂,是冲着上面那些大人物去的;他的眼泪,是流给底下受苦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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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捧他的字,说他学王羲之学得到位。
其实啊,他和沈尹默走的是两股道。
沈尹默是“钻进去”,把王羲之的一笔一划模仿得像照镜子;潘伯鹰是“跳出来”,借着赵孟頫的路子去抓王羲之的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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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稚柳评价得精准:“只要那股子风姿,不要那种妩媚。”
这股子“不媚俗”的硬骨头,写进诗里,就成了刀子。
60年代初,那是啥光景,大伙儿心里都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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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伯鹰挂着上海市政府参事的头衔,有特供养着,饿不着他。
按常理,这时候闭上嘴保平安才是聪明人。
偏偏他是个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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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了首《黑面》诗:
“充肠矜黑面,稳体尚青毡。
玉食养贤鼎,金舆乘鹤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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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皆醉饱,四海讳饥寒。”
最后这两句扔出来,简直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当官的喝得醉醺醺,老百姓冻得直哆嗦,还没人敢提。
这让人一下子想起了杜甫那句“朱门酒肉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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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着路边捡煤渣的小孩,看着寒风里发抖的女车夫,看着粮仓里的粮食烂掉也不发给灾民,他气得要死,恨得牙痒痒,可两手空空啥也干不了。
只能写诗。
哪怕躺在病床上,还在念叨“多难哀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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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潘伯鹰。
他能在门口贴条子骂人,显得目中无人;也能为了路边一个不认识的饿死鬼,哭得稀里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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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潘伯鹰病倒了,住进了华东医院。
那是上海顶尖的医院。
可他那股子少爷脾气,到死都没改。
陈巨来去探病,他丧着个脸抱怨:“这名头倒是响亮,说是最高级医院,可我官儿小,来看病的都是帮实习的小年轻,规矩还多得要命,我想回家。”
他瞧不上那些死板规矩,也看不上那些新手的医术。
这一辈子,他干啥都要最好的,写字也好,用纸也好,看病也罢。
熬了两年,1966年5月,他解脱了。
回头瞅瞅他这辈子,数学英语烂得一塌糊涂被退学,却靠着书法成了一代宗师;因为狂得没边被白眼,却因为心太软被历史记住。
老天爷在他临走前给了他最大的难堪——让他一身恶病,死得脏兮兮。
但也就在大风暴来临的前夜,老天爷拉了他一把——让他带着那份还没被砸碎的傲气,干干净净地走了。
这笔账,算得那是相当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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