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土匪出狱回乡，指认72岁老农：他当年害死了22名解放军

1968年深秋，锦州郊外的田埂上刮着凉风。劳改农场里刚获释的齐达榜提着锄头往家赶，脚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慢。他已经在高墙内度过整整十八年，一路上什么都新鲜：电线杆、拖拉机，还有公社喇叭里反复播放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可真正让他心里掀起涟漪的，却是一张灰扑扑的老脸——那是刚与他擦肩而过的佝偻老农，七十多岁，挑着粪筐，却不敢抬头看人。

齐达榜愣了几秒，忽而打了个冷战：“那不是任老大？”脑海里飞速闪过二十多年前的夜色与枪火，他下意识叫出一句：“任——”对方身体一抖，急忙低头快步离去，只扔下一句模糊不清的“认错人了”。这一闪而逝的对视，却把齐达榜的记忆铁钉般钉进了脑海。半夜，他睡不着，反复琢磨：若那真是任芳伍，这条老狼竟躲过清剿，一直活到今天？

故事得从1947年3月12日说起。那天，冀察热辽分局在平泉召开党代表会议，冀东区派出十三名代表参会。会后，一行七十余人返回途中，护送的骑兵连与代表团分散行动，本意是拉开距离便于机动，却也埋下了伏笔。

同一时期，围场方向的国民党残部、地方武装和土匪聚成一支上千人的“杂牌军”，向西撤窜，头目正是人称“黑老鸹”的任芳伍。这家伙原先给日伪当过便衣，又在伪满警备队里混过，抗战胜利后不愿缴枪，干脆拉帮结伙上山当匪。他熟悉赤西县境内的沟沟岔岔，一路打家劫舍，打算投奔驻赤峰的保安团。

夜色笼罩柴胡栏子。代表团和为数不多的警卫排在村里借住，各家院落散开，以便警戒。半夜两点，任芳伍派出的尖兵探明村落后，大股匪军摸了上来。“你们是哪部分的？”岗哨喝问，回答是清脆枪声。惊醒的李中权副政委判断来者不善，命人速请增援，却已不及：敌军抢占了三面制高点，火力压得瓦片乱飞。

代表们没想到遭遇如此规模的伏击。多数人手中只有驳壳枪甚至步话机的护枪。他们挤在五间土屋里，墙壁被机枪打得簌簌掉土。弹壳滚烫，血迹很快抹红了窗台。事到临头，这群写惯文件的干部拎起步枪、驳壳枪，把屋门拆成障碍，又砸碎桌椅当掩体，一边还要守住机密文件。有人提议换下制服，李中权摆手：“我们是八路的代表，死也得像八路。”声音不大，却压过了枪声的嘈杂。

拂晓前后，冲突最烈。二十余名指战员在巷战中相继倒下，连带五位久经沙场的老干部。就在敌人以为胜券在握时，远处响起急促马蹄声，热中军分区骑兵赶到，以冲锋枪和步骑协同掀起反攻。战斗翻盘了，可等硝烟散尽，屋檐下横七竖八，血染黄土——清点下来，22位革命者牺牲。一场本该风平浪静的返程，竟成了冀东区党政系统建党以来最惨痛的一次损失。

战后清点尸体，只找齐十九具棺材，乡亲们捐出三口衣柜，将剩下的三位烈士遗体并肩入殓。送葬那日，春寒料峭，万余名群众自发赶来，鞠躬不起。可所有人都在问：凶手下落如何？小头目们很快落网，唯独任芳伍不知所终。有人猜他逃去关外，有人说早丢了性命。档案就此搁置，年年清明，只剩一纸“畏罪潜逃”让人愤懑。

时间跳到1950年。全国剿匪进入尾声，多数山头被扫平。可在辽西群山里，总有人打着木匠、粮贩、香客的幌子进村出镇。据办案人员回忆，“任芳伍像老鼠，专钻缝子”。他换了名字，娶了寡妇，种地、放牛，远离原先的势力范围。偶尔也靠着昔日搜刮的金银换些盐巴油盐，日子竟就这么拖到了“文革”年代。

再说齐达榜。1950年被判刑，本来是同伙中最不起眼的小卒。进了劳改农场后，他识字学报，偶尔还在大会上揭发自己昔日罪行，算是表现积极。1968年减刑出狱，按规定回生产队落户。没人想到，他会在回乡路上撞见昔日主子。

“他活着，就是在嘲笑地下那些兄弟。”齐达榜辗转一夜，越想越怕，越想越愧疚。第二天一早，他拎着身份证明走进了公社派出所。民警听罢直皱眉，“你可别诬告好人啊”，齐达榜把自己的袖子一卷，露出当年烙刑留下的伤疤：“这是他烧的。”

排查用了十来天。乡干部陪同到田间地头认人——老头拿锄头的姿势、说话时的口音、右手手背那道旧刀疤，全对上了。面对调查组，任芳伍嘴硬三句，第四句就瘫坐在地：“算我栽了。”1969年初春，案件卷宗被送到锦州中级法院。1970年7月，终审裁定：死刑，立即执行。枪声响在郊外那片麦田，尘封二十二年的沉债就此了断。

任芳伍伏法，柴胡栏子的烈士陵墓前多了一束朴素的黄菊。许多老兵赶来悼念，悄声道：“兄弟们，可以告慰了。”这起迟到的正义，也让人忆起一桩常被忽略的事实：东北解放战争并非只有松骨峰、四平街的攻城拔寨，后方保卫同样血火交加。一支代表团七十余人，要穿越大片游杂武装控制区，靠得是人脉、天时，更靠那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劲头。

其实，柴胡栏子一战的教训，后来被写进军区保卫条令：机动护送部队决不可与要护目标脱节。文件虽枯燥，可背后是鲜血换来的经验。对此，当年亲历者曾感叹：“战场上怕打仗，就得用命来补。”简单一句，沉甸甸。

有人或许疑惑，为何像任芳伍这样的要犯能隐匿二十年？答案并不复杂。其一，新中国初立，百废待兴，公安力量分身乏术；其二，山高林密、乡间户籍管理尚未完善，给了逃匿者生存缝隙；其三，也是最要命的——人心多有顾忌，少有人敢指认。倘若没有齐达榜的回乡偶遇，这条案子说不定又被尘封更久。

有意思的是，齐达榜的举动在当地引发不小讨论：一个曾经的匪徒出狱后却成了揭发者，是赎罪还是卸责？答案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次指认补上了历史的缺口，让22位烈士在黄泉之下不再孤单。

柴胡栏子的村口，如今还立着那几座石碑，刻着烈士姓名。游客稀少，只有风吹过松柏沙沙作响。战争的硝烟早散，但留给后人的启示并未褪色——枪声停了，历史却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