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锋锂业内幕交易被起诉：单位犯罪老板同罪，双罚制的实控人风险

【引言】

在笔者王科栋律师办理的某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引发行政、刑事及民事综合危机处置案件中，企业实际控制人最初坚信“决策经由公司流程，个人不担责”，直至侦查机关直接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才意识到“单位犯罪”实为一把刺向自然人决策者的双刃剑。该案我们正在通过“行政调查阶段提前介入+积极配合刑事侦查争取刑事政策从轻减轻+民事赔偿协商”的全流程辩护策略争取，既要争取单位罚金大幅降低，又要争取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获得量刑从轻减轻的效果，但，这个案件也深刻暴露出企业对“双罚制”的认知盲区。

我们这一案例折射出当前证券犯罪监管的严峻态势：2022–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证券犯罪案件数年均增长30.5%，且对单位犯罪实行“一案多查、全链追责”。本文将以刑法第三十一条“双罚制”为逻辑起点，结合笔者在证券犯罪行刑衔接领域的实务经验，以“赣锋锂业因内幕交易被移送起诉案”剖析单位犯罪中实控人责任的必然性与风险防范路径。

一、 当公司涉罪，谁是真正的“负责人”？

赣锋锂业因内幕交易被移送起诉，公告中“涉嫌内幕交易罪单位犯罪”的表述，将一个关键法律议题推至前台：在法人外壳之下，刑事责任最终将落在谁的肩上？实践中，许多实控人存在一种危险的自信：认为业务通过公司层面操作，个人便能隐身于组织架构之后，至多以公司缴纳罚金了事。这种将“单位犯罪”误解为“责任防火墙”的认知，与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完全相悖。

二、 “双罚制”下的个人责任必然性

我国《刑法》第三十一条对单位犯罪的处理做出了明确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此即 “双罚制” 。其法理基础在于：单位的行为依赖于自然人的决策与实施，单位的犯罪意志是经由决策成员（主要是实控人、高管）形成和表达的。

在赣锋锂业案中，这一逻辑展现得淋漓尽致：

犯罪意志的单位化：董事长李良彬的决策，并非其个人炒股，而是以公司董事长身份，为公司利益安排交易。该决策通过董秘欧阳明传达并由证券部执行，体现为“赣锋锂业”证券账户的操作，从而完成了 “个人决策→公司行为” 的转化，构成了单位犯罪意志。

责任追究的双重化：因此，法律制裁也必然遵循双重路径：一是对“赣锋锂业”这个法人单位判处罚金；二是对形成并执行该意志的自然人——即李良彬（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欧阳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罚款是针对法人主体的财产罚，而刑罚（有期徒刑、拘役等）则是针对责任人人身自由的剥夺，其严厉性不可同日而语。

三、如何锁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实控人能否规避“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认定，是风险的焦点。司法实践并非简单地以职务头衔论责，而是进行实质性审查，核心在于 “决策作用”与“因果关系” 的证明。

赣锋锂业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已明确指出：“公司董事长、时任总裁李良彬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监管机构作出此认定，必然依据了一套完整的证据链，可能包括但不限于：

决策证据：内部会议纪要、签报审批文件、指示邮件或微信记录，证明李良彬作出了或同意进行涉案交易的决策。

执行证据：证明其通过董秘欧阳明或直接向下属下达指令的安排。

利益归属证据：交易最终盈利沉淀于公司账户，体现了其为公司谋取利益的目的，夯实了“为单位利益”这一单位犯罪要件。

即便实控人未曾留下书面指令，但若其对公司运营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相关交易明显违背常理或公司常规流程，司法机关仍可能依据其职权地位及对关键环节的默认、放任态度，综合认定其刑事责任。所谓“默示授权”或“概括性同意”，在特定证据环境下同样足以定罪。

四、超越刑事：实控人连带责任的全面风险图谱

个人被追究刑责，仅是连锁反应的第一环。作为被定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实控人还将面临：

法定任职资格剥夺：根据《公司法》等规定，因经济犯罪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者，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这意味着实控人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丧失对公司的合法控制权。

商业机会的彻底丧失：如前文所述，个人及公司的行政处罚与刑事案底，将直接触发对再融资、分拆上市、重大资产重组等资本运作的监管禁令。赣锋锂业分拆计划受阻即是明证。

无限连带责任的触发：在民事赔偿层面，因单位犯罪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实控人作为直接责任人，很可能与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个人与家庭财产将暴露在巨额索赔风险之下。

五、构建以决策者为中心的责任隔离机制

面对“双罚制”的利剑，实控人的风险防控必须前移，核心在于将个人决策与公司违法行为进行有效隔离：

决策流程的“阳光化”与“留痕化”：所有重大投资决策，尤其是涉及关联方或敏感信息的交易，必须纳入公司正式的“三会”议事规则。确保决策依据是公开信息、专业分析报告，并形成详实的、经得起法律检验的会议记录，以证明决策的合法性与独立性。

建立个人“负面清单”：实控人需对自身行为设立比法律规定更严格的禁区，明确：绝不利用未公开信息（无论是本公司的还是交易对手的）提议或批准任何证券交易；绝不向下属作出任何模糊、可能被理解为违规操作的指令。

设立内部“红色警报”机制：授权并确保公司法务或风控部门，有权对实控人或其他高管提出的、疑似触及红线的交易方案或指令，进行独立的合规审查并提出书面反对意见。这不仅是保护公司，更是保护决策者个人最重要的制度性盾牌。

结语

赣锋锂业案以其司法进程清晰地宣告：“单位犯罪”的罪名，绝非实控人的护身符，而是一把同时刺向法人外壳与自然人内核的双刃剑。在“双罚制”原则下，实控人因其无可替代的决策地位，天然地站在了单位犯罪刑事责任序列的最前沿。

现代企业家的法律智慧，不仅体现在商业博弈中，更体现在对自身法律地位的清醒认知上。真正的商业安全，始于对“权力即责任”这一法律铁律的深刻敬畏，并付诸于严谨、透明、可追责的公司治理实践之中。逃避责任的幻想已然破灭，唯有主动构建合规堤坝，方能守护个人自由与商业帝国的长久基业。

在笔者承办的证券犯罪案件中，一个共性规律是：实控人对“单位犯罪”的误解越深，刑事风险暴发后的崩塌效应越剧烈。双罚制绝非责任防火墙，而是将公司罪责穿透至自然人决策者的法律管道，还会影响上市公司单位后续决策和发展路径。

【声明】本文从刑事律师的执业视角出发，对相关案例进行剖析，旨在揭示经济犯罪案件背后可能存在的制度性、结构性成因。每一个司法案件均有其特定的事实背景与证据链条，我们坚决反对脱离具体案情对涉事主体进行“一刀切”的道德或法律审判，本文不构成任何个案的法律意见。本文的探讨并非意在作出终极论断，而是尝试从行业观察与法律实务角度，为上市公司及其决策层提供一份理性、建设性的风险警示，以期推动公司治理的完善与法治环境的优化。任何个案的分析皆应置于中国法治进程的宏观语境下审慎理解。我们坚信法治敬畏与合规实践是企业家穿越风险周期的核心能力，也致力于通过专业研究助力资本市场生态优化。如需进一步交流，可联系笔者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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