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4日,U23国足0:4日本,这是继2024年9月5日世预赛国家队0:7日本、2025年7月12日东亚杯国家队0:2日本后的又一惨案。不论你想不想承认,这场比赛都证明了中国足球已被日本全面碾压。究竟是14亿人选不出11个人?还是别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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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不同年龄段国家足球队对阵日本的比分
一、是14亿人选不出11个人吗?
答案:不是。
在这届U23国家队的23人中,只有3人不是足校出身,也就是说这支队伍有87%的球员来源于足校;而世预赛0:7输给日本的那支队伍,21个国产球员只有2人不是足校出身,足校占比超过90%。所以,中国足球不是在14亿人中选11人,而是在全国30—50所足校内选出20人。竞争很激烈!
再看我们国内的顶级联赛——中超球队,绝大部分队员均出身于足校。现役中超球员中,有50人以上出自山东泰山足校(鲁能足校)、30人以上出自浙江绿城足校、20人以上出自恒大足校、15人以上出自上海崇明根宝足球基地、10人以上出自天津泰达足校。
除外援以外,中超现役球员总数约405人,出自这5个足校的就占比30%以上,还有北京国安青训、江苏苏宁青训、上海申花青训等等,本质上都是足校。也就是说,在中国,你想让你的孩子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足校是必经之路。而日本足球最厚实的基础是校园足球,每年的日本高中足球锦标赛有近3800所高中参加。我们熟知的中田英寿、本田圭佑、柴崎岳、远藤保仁、长谷部诚、内田笃人等日本球星都是出自高中足球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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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日本球员培养选拔对比
那么,是谁赋予了足校为中国足球输送“人才”的权利呢?
二、足校是谁开办的?
山东泰山足校(鲁能足校)由济南文旅发展集团、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原山东电力)以及鲁能集团共同持股;浙江绿城足校由浙江省能源集团(浙能集团)和杭州商旅运河集团(杭商旅)共同控股;恒大足校由恒大集团创办;上海崇明根宝足球基地由徐根宝个人创办;天津泰达足校由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创办。
这些创办或控股足校的企业中,除恒大以外,其余基本是央企或国企,管理这些企业的是国家发改委或省市政府及国资委。也就是说,这些足校的最终管理权实质是政府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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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泰山足校(鲁能足校)
中国在用体制培养球员,然后球员进入市场化的职业联赛。前期是这样的,优胜劣汰很激烈,导致很多足校出身的球员“找不到工作”,于是,为了保证体制内培养出的球员“学有所成”,中国足球开始了“去金元化”与“地方国资化”转型,也就是职业联赛的各支球队也由央企或国企控股。这样就形成了类似大学中的“定向培养”,学生毕业后到指定的地区去工作,录取时还能降分。
大学中的“定向培养”尽管可以降分录取,但设立定向的基本都是985或211名校,分数也普遍不低,需要学生的成绩优异,而足校呢?哪些孩子可以进足校呢?
三、足校是为谁开办的?
我国的足校每年都会“大换血”,孩子先自费进入足校,缴纳约4—6万的基础费用,足校教练会利用校内联赛、日常训练观察孩子的成长潜力和性格。如果孩子在自费班里表现优异,甚至超过了正式梯队的球员,他会在年终考核后被“提拔”进免费的精英梯队。
在2—3年内,大部分孩子考核排名始终无法进入该年龄段前20%,家庭经济条件又无力继续负担学费,就只能选择退出。对于寻常百姓,这2—3年的花费是相当大的,基础学费4—6万、食宿1—2万、装备费0.5—1万、集训参赛费0.5—1万,每年需要支出6—10万元,2—3年就是20—30万元,如果不“悬崖勒马”,还要更多。2024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4万,就算夫妻二人的收入都达到平均水平,也要不吃不喝才能维持孩子在足校学习,而对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3万的农村居民来说,让孩子去足校学习是遥不可及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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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街道与城市足球场
所以,足校不是为生活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家庭开办的,而是为有钱人开办的。在中国,足球是有钱人的游戏。而日本足球虽然也有足校参与,但更多的来源于校园足球,且校园足球锦标赛具有极高的曝光率,这使得对孩子足球水平的评价更加公开化、透明化,不像中国这样在足校内部形成了一个“封闭式的工厂”,孩子不行没关系,但家长得“懂事”。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体制不好,为什么我们冲进了2002年的世界杯?
四、举国体制优于体制足校
2002年韩日世界杯那批球员(常被称为“黄金一代”)的成长路径,与我们现在看到的“体制足校”或“日本模式”完全不同。那批球员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举国体制”培养出的最后一批顶级精英。他们的成长轨迹可以总结为:“学校启蒙 + 省市专业队 + 职业化洗礼”。
那批球员中的绝大多数最初都是在各地的区级、市级小学、初中、体校开启足球之路,如孙继海出自大连东北路小学、范志毅出自杨浦区体校。那时没有高昂的学费,只要孩子有天赋,体校会管吃管住。选拔标准非常简单粗暴:看身体素质、看灵气。当时全国有成千上万所基层学校或体校重视足球,足球苗子的选材面远比现在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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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世界杯中国队
在职业联赛(甲A)1994年开始前,中国足球实行的是类似全运会的“省市代表队”模式,最优秀的学生会被选入省队或市队;进入职业化以后,当时的甲A联赛竞争极度激烈,外援水平虽不如后来的“金元时代”,但本土球员的求胜欲和对抗强度非常高。也就是说,2002年那批球员的成功,是举国体制的底子遇上了职业化初期的红利。
而随着职业联赛的发展,很多人看到了足球是个“好工作”,孩子既可以赚大钱、又能锻炼身体,与通过靠大学找工作相比,这无疑是个捷径,于是,一步步的衍化成足校体制、最后到现在的体制足校。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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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中锦标赛看台VS中国青少年联赛看台
目前,在足协系统正式注册、有资格参加官方正式青少年联赛(如全国青少年联赛、锦标赛)的孩子有10.92万,未来的中国足球11人出自这不到11万个孩子里,也算是万里挑一了。每次各个年龄段的国足制造惨案后,一些退役的球员、解说员“就事论事”,还不忘加一句“这届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足球的希望”,中国足球的希望在哪里呢?在这上得起足校的11万个孩子中?我想,恰恰是这些孩子的家长及有关人员泯灭了中国足球的希望,而那些退役的球员、解说员在为这些家长及有关人员摇旗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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