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东北被聂总留冀东，任职不高，给老部下当副手，对方：不合适

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的一个夜里，延安的窑洞里灯火通明。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经广播传来，许多人激动得睡不着。有人高声说：“仗终于打完第一阶段，可是新的战场马上就来。”王智涛听着这句话，心里像猫挠。他久在后方讲课办报，早想再上前线。

他不是新兵。早在一九三九年就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参谋长，指挥过反“扫荡”，浑身上下带着硝烟味。一九四三年奉命回延安学习，先在抗大总校当训练部长，接着调总政机关。原本也清闲，可每当朋友从前线来信，他总觉手心痒。

抗战结束，大批干部要南下、东进、北上接防。刘伯承、邓小平向中央写报请，想让王智涛重回三八五旅。与此同时，总政有人建议，把他派去松花江畔，为东北的新生部队培训指挥员。两条路摆在面前，他更看好第二条——那里正缺会打仗的参谋。

他带着警卫班，九月初自延安出发。翻秦岭，过同蒲路，取道太行，避开国统区重兵。他们一路换装、化装，骑骡走夜路，整整用了二十多天。抵达涞源时，临时驻地电话铃声骤响——是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唐延杰找人。

唐延杰与王智涛颇熟，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窗。电话里，唐声如洪钟：“老同学，聂总正在军部，听说你路过，叫你别急着北上，来这边一趟。”王智涛微愣，心知形势有变，立即换骡改道，连夜赶往军区司令部。

聂荣臻见面，只一句话：“华北也要人，冀东缺经验，你去坐镇。”说完递来任命：冀东军区十四分区副司令员。王智涛瞬间明白——这职务顶多副旅级，比他抗大训练部长还低半格。可他没半句推辞，只问：“什么时候到任？”聂荣臻叮嘱，“明早出发。记住，那里是敌强我弱，先把队伍带稳。”

十四分区司令曾雍雅闻讯赶来接人。两人一见，气氛微妙。曾雍雅当过抗大警卫连长，早年正是听王智涛授课的“学生”。车上，曾雍雅开口：“老师给学生当副手，心里总觉得别扭。”王智涛摆手：“别老师不老师了。你守着冀东，我来当你的参谋长兼副手，咱俩打好仗比啥都强。”

冀东形势不容乐观。国民党陆续接收伪满残部，地方土顽、日伪余匪、各种会道门势力乱成一锅粥。十四分区不到七千人，却要扛住山海关外敌军的压力，还得维持地形破碎的长城内外。王智涛先拉着曾雍雅跑遍各团，白天谈战术，晚上守村口，三个月跑坏三匹马。队伍从松散游击队变成井然有序的基干团，暗哨明哨衔接，夜袭战术见效，缴获的三八大盖和轻机枪很快补全装备。

一九四六年初夏，军区开现场会，展出十四分区的“夜袭大集锦”，聂荣臻笑着说：“智涛这人，把书面条令活学活用，值得借鉴。”不久，华北战局骤然紧张，冀东成为缓冲主战场。九月，他升任冀东军区参谋长，协助军区司令詹才芳统筹三旅四分区共四万人，重点盯住唐山—滦县—遵化铁路线，搞滚动式打击。

到一九四七年春，华北、东北两大战区的区划调整，冀察热辽军区挂牌，冀东部队北调归编。王智涛戴上副参谋长臂章，去承德开会。会上，他与程子华、李运昌、黄永胜一道，研究如何支援林彪主力。命令一出，八纵、九纵、十一纵迅速潜入敌后，配合主力东野牵制杜聿明和卢汉，北宁线烽火不断。

那段日子，王智涛早上在地图前推算，晚上还得给参谋训练班授课。作战计划从数字到地形，他抓得细致。有人说他脾气太冲，他反笑：“打仗嘛，差一公里也是命。”

平津战役爆发时，冀察热辽诸部深入华北平原南北侧翼，堵截傅作义的退路。胜利消息传回司令部，他握拳一敲桌面：“拖住就算赢！”一九四九年初，北平和平解放。这场鏖战背后，除正面部队外，冀察热辽军区在通县、蓟县一线牵制敌军十余万，王智涛的筹划未出一环。

大局既定，他再一次被抽调。东北野战军成立整训司令部，专门收编国民党起义部队和地方武装。新编七、八、九纵队，海量人枪涌来，政工、后保都得重新打底。王智涛成了整训司令，毛笔字帖与红缨枪一块搬进黑板报。有人说这活枯燥，他却在夜里彻夜改训令，常喊一句：“编天下第二个十八集团军，也得规矩整明白。”

整训完毕，他又被派往东北航校任教育长。那时东北老航校刚迁葫芦岛，一色的旧日本教具，学员数百，缺教员缺教材。王智涛公开说：“咱们靠地面步兵起家，也得有人飞上蓝天。”于是把抗大、鲁艺的老同学拉来讲课，自己备课到深夜。半年后，第一批飞行学员穿上新式飞行服，奔赴机场。许多人后来开着图-2、米格-15守卫新中国领空。

外界常惊讶：昔日三八五旅参谋长，为何多年只混到一个副参谋长、教育长？答案或许在他给侄子的信里——“服从就是第一纪律，岗位有大小，责任无轻重之分。”字不多，却能看见老兵的脊梁。

他一生没戴过将星。一九八六年春，病逝北京，终年七十四岁。当年培训过的飞行员来悼念，在灵前肃立许久。有人轻声说：“老参谋还是咱的老师。”话已落，众人默然，仿佛回到那段枪声与教鞭并存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