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新婚第1天，作家苏青就撞见丈夫与表嫂在一起调情

1934年，新婚第1天，作家苏青就撞见丈夫与表嫂在一起调情，她隐忍不发，接连生下5个孩子，一次，她向丈夫要钱买米，丈夫甩了她一耳光：“凭你也想找我要钱，想要钱自己去赚啊。”
苏青刚结婚第一天，就撞见丈夫李钦后在厨房门口和表嫂眉来眼去，她手里还拎着刚刚换洗的喜服，肩膀一路僵直，站在门口不知该进还是退。
屋里男人低声笑着，女人回眸也带着笑意，那种熟稔，不是第一天才有的。
她没有说话，也没有哭闹，她只是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静静转身，把衣服挂好，然后去厨房做饭。
她出生在浙江宁波的书香门第，她从小聪明伶俐，是邻里口中的“宁波皇后”，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是当时少有的高学历女性。
她本可以有另一种人生，但一次意外怀孕，把她从象牙塔推入家庭厨房。
她没有怪谁，甚至没有挣扎太多，她以为，只要自己足够温顺，婚姻终会回报她以稳定。
可她错了，婚后头几年，她几乎是用沉默在维系一个早已从第一天就裂开的家庭。
五年里，她生了四个女儿，有一个女儿还没来得及长大就夭折，婆家人冷嘲热讽，说她是“专门生赔钱货的机器”。
丈夫李钦后常年不在家，即使在家，也不与她多言，她一次次试图沟通，却总被搪塞敷衍，甚至以冷暴力回应。
她的存在，被视为家庭的“功能性部件”，不是伴侣，不是朋友，更不是知识女性。
她不止一次在深夜里想：是不是读书读得太多，才让她误以为婚姻是平等的？
直到那一记耳光，才真正把她从梦里打醒。
那是1941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她从邻居家借回来一小碗米煮粥，孩子们在屋里哭得没力气了。
她走到李钦后面前，小声问他：“家里米没了，能不能给我点钱？”
结果等来的是丈夫的冷言冷语，话音未落，一巴掌就甩在她脸上——那一下，没有太大声音，但她耳朵嗡了一整天。
那天晚上，她没有哭，她坐在桌前，把那句话写进了日记：“知识分子也要吃饭，既然你说我去赚，我就去试试。”
其实她早该醒，她不是不知道丈夫的背叛，也不是不知道婆家的轻视，更不是不知道这个家庭从来没真正接纳她。
只是这些年来，她一心想做一个“好妻子”，以为忍一忍就过去了，可她终于明白，婚姻不是忍耐的比赛，更不是自我牺牲的修行。
她开始写文章。
1935年，她给《论语》杂志投稿了一篇《产女》（后改名《生男与育女》），文章不长，语言很平实，却句句扎在人心上。
她写自己生女儿被嫌弃的经历，写一个母亲如何在家族中被看成“失败者”。
这篇文章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当时的陈公博读后大为震动，主动与她联系，甚至在她经济最困难时资助过她。
她没有停止，她开始频繁投稿，写家庭、写婚姻、写女性的无奈与愤怒，她的文字不矫情，不造作，直白得像厨房里的铁锅，却也烧得人心头发烫。
她的成名作《结婚十年》出版后，一炮而红，这本自传体小说写的就是她与李钦后的婚姻，从甜到苦，从忍到醒，一字一句都是真实的血泪。
这本书创下36版印刷纪录，在当时比张爱玲的作品还要畅销。
张爱玲曾评价她：“苏青写的，不是文学，是生活。”
苏青笔下没有太多修辞，但她把婚姻的骨头都剥出来了，冷冷摆在读者面前。
她后来创办了《天地》杂志，做编辑，也继续写作，她的风格越来越泼辣，越来越有烟火气。
她不再是那个在厨房门口沉默的新娘，而是一个敢把婚姻撕开来看的人。
她也不是没有争议，与陈公博的交往让人诟病，抗战胜利后她被贴上“汉奸文人”的标签。
1955年，因胡风事件牵连，她被捕入狱，直到多年后才恢复自由，她与张爱玲的友情也因胡兰成而生裂痕，她们曾一起谈文学、谈女人，但后来渐行渐远。
晚年的苏青，日子过得并不好，她在剧团做过编剧，后来被调去看大门。
和女儿、外孙挤在一个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月退休金只有43块钱。
1982年，她因病去世，临终前没有太多话，只留下一句话：“我不怕被误解，但我怕被忘记。”
两年后，她被平反，可那时，一切都太晚了。
如今再看苏青的一生，很多人说她是早期女性主义写作的先驱，她的书被重新出版，被研究者重新审视。
可她最初写作的动因，不是为了主义，而是为了生存，她不是为时代发声，而是在废墟中为自己找出口。
她的文学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而是从厨房油烟里生出来的，她写的不是“女性如何解放”，而是“一个女人如何不被生活吞噬”。
她用那一记耳光，唤醒了她的文学人生，也唤醒了无数在婚姻中沉默的女性。
很多女性在婚姻中被消耗，被压缩，被迫放弃自我，她们不是没有才华，只是没有机会；不是不想醒来，只是没人告诉她们可以醒来。
苏青用她的经历告诉我们：你可以不被理解，但你不能不活出自己。
她的故事不只是一个家庭悲剧，也不只是文学成就，这是一个女性从“被定义”到“自我命名”的过程。
她不是被命运打倒，而是被命运打醒，耳光之后，她没有哭，而是提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刻，她才真正成为了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