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中考”，能解决教育焦虑吗？

日前，浙江省嵊泗县教育局在县政府官网上刊发的一篇文章引发全网广泛关注及讨论，文章称嵊泗县取消了中考选拔功能，确保本县户籍及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初中毕业生100%能够升入普通高中。

“取消中考选拔功能”是否等于“取消中考”？

显然不是的。文章提到“淡化中考选拔功能”“全面取消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门槛，确保本县户籍及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初中毕业生100%能够升入普通高中”，就是说该改革举措并不是取消中考，而是不以中考成绩作为升入高中和普职分流的门槛，满足县域内所有孩子上普高的愿望需求。因此，该项改革的本质实际上不是“取消中考”，而是加大普高学位供给，把普职分流的选择权交给学生与家长。

实际上，去年10月，上海市教委和四川成都市教育局公布的“贯通式培养”改革方案，就引发了一轮“取消中考”的误读。成都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贯通培养试点是一项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探索，不影响全市中考制度的正常实施。

不管是上海、成都的“贯通式培养”改革，还是浙江嵊泗的“淡化中考选拔功能”，都是落实“优化高中教育资源配置布局和育人方式改革国家战略”的举措，其具体考量是比较多的，其中之一就是最大程度降低普职分流带来的教育焦虑，减轻学生学业负担。

但问题是：取消中考的选拔功能，取消了普职分流，甚至真的取消了中考，就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焦虑与学业负担吗？

对于这个问题，此前，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曾撰文指出：中高考焦虑与竞争的背后是社会竞争的前置，可以取消中高考，但却无法取消竞争以及被前置的教育竞争。

取消中、高考，教育就不内卷了吗？

陈志文

（2023年12月11日首发于公众号“陈志文观察”）

教育内卷的根本原因是中高考？这个结论显然表面化了。

中、高考是教育内卷的原因吗？取消中高考等升学考试就能解决教育内卷，教育焦虑与负担吗？答案是否定的，把教育内卷，教育竞争归因于中、高考，显然把教育焦虑与负担表面化了，肤浅化了。

中高考的竞争与焦虑，本质是社会竞争的前置，不是教育问题，我们可以取消中高考，但永远取消不了社会竞争。

用人单位为什么看出身？

我们不能否认中高考给学生与家长带来了直接的焦虑，但中高考的升学焦虑，竞争焦虑，本质是社会竞争的前置，并非一个教育问题，招生考试制度的问题。说白了，是社会人才评价和社会竞争筛选导致的问题，无关教育。

在80年代高等教育精英教育时代，招生量非常少，一个专科生也是天之骄子，原因是当初我们用高等教育替代了人才选拔。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从上大学起就被国家买断，成为国家的“人才”：不仅不要交学费，住宿费，国家还需要给大学生生活费，而你的“工龄”也是从上大学开始计算的。当然，与之相关，你也没有太大选择权，毕业时一纸派遣证把你派到哪里就到哪里报到。

伴随改革开放，高等教育逐渐改变了发展模式，尤其是1999年大扩招彻底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高等教育迅猛扩张，我们仅用不到20年就跨越了大众化、进入普及化时代。在人口如此庞大的国家这么短的时间实现这种跨越是罕见的。2001年，中国大学毕业生第一次超过100万，2023年高校毕业生达到1158万，如果加上回国留学生，大概率超过1200万，几乎占到新增劳动力的80%。2023年政府就业目标也仅有1200万。2024年，大学毕业生再次提高21万，达到了1179万，创下新的记录。

在人人都是大学生的背景下，用人单位就开始看你是什么大学毕业的，即所谓出身歧视遍布各级政府与国有、私营企业。近日媒体报道的“困在第一学历的大学生”反映的就是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尺子，就是看你的学历，是不是研究生。无论是看出身还是看学历，本质还是一个选拔上的稀缺性问题。

这种出身歧视与学历歧视虽然存在违法嫌疑，但生生不息，显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即人才筛选上的大概率事件。各级省委组织部门组织的省级选调生选拔也都严格限定在少数985高校。目前985高校本科招生量大约等于我们扩招前的招生总量，在稀缺程度上几乎一样，这也就能理解很多强势用人单位卡在985，而不是双一流的原因。

人人都是北大清华毕业，就没有竞争了吗？

于是，虽然几乎人人都可以上大学，考不上大学已经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本科线最低仅有280多分，专科线几乎可以忽略），大家还是要拼命竞争，以考取一个更好的大学，以博得未来更好的发展，避免“困在第一学历里”。

我们可以倒退设想一下，先不说是否可能，未来我们就学习中小学搞集团校的办法，把所有大学都变成985高校的分校，甚至让所有大学都挂上北大清华的牌子，大家都是北大清华毕业生，用人单位就不搞出身歧视了吗？仍然会用更苛刻的尺子去筛选：你是燕园的北大毕业，还是XX的北大毕业？你是清华园的清华，还是XX的清华？或者，再来一次更严酷的考试，比如国考，进行二次筛选。

过去大学毕业生因为稀缺，毕业就是公务员，体制内单位，但是现在人人都是大学毕业生时，就来一次二次筛选，比如公务员考试。其竞争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中、高考，研究生考试，为什么？疫情的影响，让多数人意识到体制内更为安稳，于是大家涌入体制内，求职者众多，于是我们就再考，再筛选。

我们是否也要取消公务员考试？这不也是教育焦虑吗？

换句话说，也绝不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丰富了，就不会再有教育内卷与教育负担的，本质还是社会竞争的筛选。

所有竞争背后，都是为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如果可以直接拿到体面的工作，职高也会被挤破头，而不是大学。

正是因为是社会竞争的前置，因此，一旦可以直达目标，普高，大学都可以不读的。2023年7月江苏盐城中考就出现了罕见的一幕。一个中考中获得742分的高分考生在父母的引导下选择了分流到中职项目，而不是选择当地最好的普高盐城中学（录取分数723）。而这样的孩子还不是一个，是一批。原因就是当地为支持职业教育发展，这个中职项目背后连接着教师编制----如果没有意外顺利毕业，即可获得一个教师编制，于是大家趋之若鹜，放弃了读普高，考大学。这和我80年代初毕业时一样，初中毕业生中最优秀的学生很多都选择了中师、中职，中专，中技，而不是上高中，考大学，因为中师中职中专中技毕业就有一份铁饭碗，体制内工作。

同样，这些年在高考录取中，军警校、师范院校高热，都是这种选择的体现。北京某双非高校在提前录取中超过哈工大，根本原因就是这所高校与中央某部委千丝万缕的联系，就业去向良好。

当下中、高考带来的这一系列激烈竞争的背后，实际都是社会竞争的前置，社会筛选的前置，强加给教育的，是社会评价用教育评价替代的结果，并非教育本身导致的，更不是中高考制度导致的。

而社会竞争的激烈，本质还是因为悬殊的差距。如果一个出租车司机的收入，退休待遇和公务员差距不大，我们还会这么拼命卷吗？教育的竞争还会这么激烈吗？很多人推崇的教育模范生芬兰就是这样。在芬兰，不仅物质生活水平高度发达，而且因为相关制度的设计上几乎是去竞争化的：上班的人，不上班的人收入差距不大。在这种去竞争化的社会，教育必然去竞争化，功利化，成为我们很多教育专家的理想国。但本质不是芬兰教育的伟大，而是社会去竞争化的功劳，教育无非是适应了这种社会制度设计而已。

升学负担与焦虑，背后也是文化问题，绝不只是某种招生制度的问题。

教育焦虑，中高考竞争的激烈，还有很多原因，比如文化的问题。对子女的重视，核心是对其教育的重视，这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但也带来了普遍性的问题，儒家文化圈普遍存在这个问题。

韩国与我们有不同的中、高考制度，但为什么教育竞争与负担也如此严重？同样，中国人涌入美国后，为什么热衷的还是应试培训？我们到硅谷看看，遍布各学校门口的辅导班，就知道，这绝不简单是我们的招生考试制度问题，否则根本无法解释这么多的辅导班的存在。2022年，好未来董事会做出了重大的战略转移，主战场转移海外，服务以华人为代表的亚裔人群。早在2019年，学而思就在硅谷建了第一个分校，主要科目就是小学生奥数！万恶的奥数在美国华人圈盛行，美国奥数代表团几乎就是“中国2队”。

这，能怪中国的中、高考制度吗？

为什么负担最重的是小学高年级，而不是高中？取消升学考试，教育负担与焦虑大概率是提高，而不是降低

取消中高考，就能降低负担与焦虑吗？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教育负担最重的是哪个学龄阶段？恰恰不是中学生，而是小学生。双减前，中小学生的负担主要是校外辅导，这也是减负政策调整为“双减”的一个重要原因，校内校外一起减，校外是重点。在双减前的各种调查都表明，中小学负担最重的是小学高年级，而不是初中，更不是高中，我们完全可以从校外辅导机构的业务重点看到这个情况。

在校外辅导机构最火爆的时期，上市公司营收主要来自小学阶段，相关上市机构都在年报中都有披露。后来因为政策原因，不再公布，但我们从其开班数量也可以看出这一结构。

2016/2017学年，学而思所开班次最多的是小学阶段，其次是初中，最少的高中，其中在小学阶段开设班次最多，超过了7万余个，整个高中是最少的，大约为1万左右。

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距？

这里面存在一个很有趣的技术性因素：小升初没有考试，但初中有中考，高中有高考。

推行9年制义务教育后，我们首先取消的就是小升初升学考试，但遗憾的是，大家都想上更好的中学，于是大家把各中学半遮半掩的旁门当大路，想尽一切办法挤进小小的旁门，竞赛，特长，综合评价等等，不一而足。于是，为了这些小小的旁门，孩子们18般武艺都要学，都要准备，于是各种辅导班、坑班风起云涌。反观初中，高中，因为有中考，高考这一明确的升学大路，学校全面承担了主体责任，不必大家到校外去学习，导致校外辅导机构很难有机会在中、高考中攫取更多市场机会，于是这个学段的辅导班少之又少。

这其中，伴随近年中考的去区分度，推行复杂的录取制度，不再由考试完全决定，以初中生为对象的辅导班逐渐开始兴盛，其原因和小升初取消类似。你不看考试，你看其他的，我就开始针对性准备。各种直升，签约、综合评价，旁门左道越来越多，于是伴随这些旁门，就多了一些五花八门的辅导班。比如当下推行的综合评价，就带来了复杂的综合评价“应试化”。

同样，前些年因为高考有自主招生，于是面向高中生的辅导班主要就是“自主招生”，这些年的噱头则变成“强基计划”，而不是高考。

升学或者说招生评价的丰富化，必然同步带来新的应试训练与应试负担，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

因此，当时就有人建议，既然无法杜绝择校，也无法摆脱这种竞争，还不如在确保就近受教育权利的背景下，恢复小升初考试，让择校公开化，统一化，以统一的考试这个大路，取代五花八门的尺子，以最大程度减负。

这个提议显然有现实的意义，但理论上不符合相关理念与政策，也就不可能实施。

当下，无论是北京还是偏远的农村，事实上我们已经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只要愿意，大家都可以上高中（上职高国家还有直接的补贴），理论上完全可以取消中考，但为什么没有取消？高考也同样，无论是读普高，还是职高，最后都可以以极低的分数上大学，但为什么不取消高考？

其中一个原因比较简单：谁上著名中学，谁上普通高中？谁上普高，职高？谁上清华北大，谁上本科，谁上高职高专?

如果我们取消中、高考，用各种复杂的尺子去实现不可避免的“择校”，比如各高校的自测，会不会上演小升初取消带来的这一幕？

不信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有人说的好，减负，减不了竞争！取消中、高考，也取消不了这种竞争。如果取消各种升学考试，大家无非还会以更复杂的形式竞争，教育的负担实际大幅增加，而不是减少。

（作者：陈志文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