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的中国生意：当小县城开始大搞“演唱会”

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多演唱会开始在县城举办。

以前，演唱会是一二线城市的专属，后来渐渐下沉到了三四线城市，如今，县城成为了演唱会的新战场。

当孙楠、张靓颖在江苏金湖县的荷花荡旁唱起成名之作，当4.6万人在四川顺庆县的17个足球场大的场地上挥舞荧光棒，你可能还没意识到，这些画面背后，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地方政府GDP暗战。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音乐产业促进工作委员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演唱会及音乐节市场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前3季度，全国45.6%的拼盘演唱会落地三线及以下城市。三线及以下城市的音乐节市场占比超过4成。

从山东五莲到云南弥勒，从湖北崇阳到河北固安，几乎每个周末，都有明星在县城的夜空下开唱。

如此普遍的现象背后，必然有深刻的经济因素。

这个因素，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如今县城文旅经济策略的重要一环。

以四川顺庆“三国之源・潮起顺庆”群星演唱会为例，作为近十年南充最大规模文化盛事，它以17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场地面积刷新全国拼盘式户外演出场地纪录，吸引 4.6 万名观众到场见证，一举打破四川单场演出观众纪录，间接拉动周边餐饮、住宿、零售等领域综合消费达1.7亿元，不仅让周边酒店入住率提升30%，多家餐饮门店的客流量也实现了50%的显著增幅。

并不是要去赚演唱会的门票钱，而是要去靠演唱会让更多其他人赚钱。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演唱会选择开在县城里。

演唱会成了县城“硬通货”

要理解这场变革，得先看清底层逻辑的转变。

过去，一个县城要搞一场演唱会，背后通常是这么两个动机：

第一，开演唱会这件事儿可能是上级官方摊牌下来的“任务”，目的在于满足上级的某些要求。

第二，在那个地产兴盛的时代，财大气粗的房地产商也乐于资助举办演唱会为自己的楼盘造势。

显然，这样的出发点换不来什么高质量的演出——要么是已经过气的明星前来走穴，要么就是本地乐队和本地歌手刷存在感的舞台。

某种程度上来说，过去的那些演唱会有点像是文化产业的“庙会”。

庙会上销售的商品，不论品质还是档次都远远落后于商场，销售的都是些周边小企业的产品，有时候甚至就是淘汰下来的二手货——在一二线城市的商业社会里，这些产品没有任何生存空间。但在下沉市场，这些东西的确可以满足一部分需求。

那些年县城里的演唱会也是这个意思——它所能提供的文化产品和体验远不如那些正经的演唱会，更像是把主流文化产业里的落后产能找个地方进行输出。

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更具体地说，演唱会之于县城的性质变了。

对于广大县城而言，演唱会不再是“文艺庙会”，也不再是被动承接淘汰下的产能——今天，演唱会成了县城的“新基建”，是县域经济重构的重要流量入口。

这个转变背后，是三股力量的合谋：

首先，地方政府需要演唱会带来的经济效益。

近两年的小城市的产业发展的确面对着很大的挑战——土地出让金腰斩，传统产业转型乏力，招商引资内卷严重。当传统增长引擎熄火，文旅消费成了“看得见的抓手”。

对地方政府而言，一场万人级别的演唱会，至少能带来三波收益：

首先，门票、交通、住宿、餐饮......这些刚需费用，按照人均2000元来算，这就直接能给县城带来2000万的收入。

其次，全国人民都知道北上广深，但很少有人能说出本省某个地级市下面有哪些县城。北上广深稍微有点什么琐事都能全国曝光，而广大小县城想火一把，除非有人搞了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狠活儿”——从这个角度看，演唱会以及相关的信息传播，能让小县城在全网观众的面前稍微露一露脸，这就等于省掉了千万元级别的城市广告费。

最后，知名度的提升，意味着越来越多投资商会知道我们这个县城的名字——这个演唱会引发的相关传播，会通过各种途径曝光给不同的人——哪怕只吸引了一家企业来县城里投资了一间工厂，这演唱会的“历史任务”也都算完成了。

而且，策划举办演唱会的演艺公司们，其实对县城的广大市场也早就饥渴难耐了。

一二线城市演唱会市场饱和，票价越炒越高，监管越来越严。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 数据显示，2023年相比2019年，五线城市演唱会票房增幅超600%，西北地区超900%，远超一二线城市增速，市场下沉趋势显著。

在一线城市，艺人经纪公司强势，场地成本高，审批流程复杂。到了县城，政府主动补贴、协调场地、简化审批，演艺公司的净利润率能提升5-8个点。

简而言之，在县城，赚钱的金额或许低了，但赚钱的难度也小了。

更重要的是，县城里那些有消费能力的人们，其实也很需要演唱会。

实体商品的购买路径，早就被网购打通，即便住在山村里，只要你有网，那么你的物质生活和一二线城市的中产们比起来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异，无非就是收货时间慢个两三天而已。

但像是酒吧、脱口秀、演唱会、音乐会、展览这样的文化消费，玩儿的就是一个身临其境，你不去现场，你就是享受不到那种感觉——以当下的技术水平，再怎么发达的网络，也不能解决这种问题。

县城里有大量“县城贵妇”——做小生意的老板娘、体制内中层、返乡创业者，她们有房有车无贷款，可支配收入惊人，但却总是苦于“不知道玩什么好”。

小城市有许多“代购店”，“县城贵妇”需要买“更有逼格”的东西。

相关数据显示，县城演唱会观众中，本地居民占比普遍在40%-60%，远高于一线城市。这些人不是消费下沉的受害者，而是被长期压抑的文化需求终于得到了释放。

本地中产+返乡青年+周边城市游客，构成了县城演唱会的“铁三角”客群。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既要性价比，又要仪式感；既想接轨大城市潮流，又希望能在家门口实现。

一线城市的“低成本复制”？

外界对县城演唱会最大的误解，是认为这只是低配版的一线城市演出。

这其实是一种傲慢

成功的县城演唱会，都是“政策+文化+消费”的精密设计，是比一线城市更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本质，是用音乐作为流量入口，将短期观演转化为"门票+文旅+衍生品+长周期复购"的消费闭环。

简单说，就是把演唱会从“文化事件”升级为“经济事件”。

一二线城市的演唱会通常票价数百元起步，内场票价几千元也不奇怪。但县城里的演唱会，价格可以低到不足200元。因为这种演唱会，做的不是粉丝的生意，而是周边居民们文化消费的生意。

场地上，自然也可以不选那些高大上的体育馆。一片足够大的空地，就足够解决问题了。

而且，明星们也不一定只是唱歌——来都来了，给本地带带货行不行？给自己的粉丝们介绍下本地风土人情行不行？

甚至，很多地方政府，还会把演唱会的票根变成本地“消费通行证”——拿着票根，本地各种景点、各大酒店都能打折。

以江苏淮安金湖县为例，作为江苏淮安的下辖县，金湖知道自己的优势不在本地人口（全县仅30多万），而在区位——距离南京仅1.5小时车程。

所以，金湖演唱会的目标客群非常明确——南京都市圈的中产家庭。所有宣传资源都投向南京，在小红书、抖音做精准投放，关键词就是“南京周末去哪儿”“南京周边游”。

过去，县城是资源输出地——劳动力去大城市打工，农产品按吨卖。

现在，是时候让大城市的居民们反哺一下县城了——县城成为了消费目的地，通过演唱会输出“体验”和“品牌”，按人头收费。

结语：城市品牌战争才是终章

看懂县城演唱会，要看懂它在大棋盘上的位置。

本质上说，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到第三个阶段的必然产物：

第一阶段（2000-2010）：大城市化，人口向北上广深集中

第二阶段（2010-2020）：都市圈化，成都、杭州、南京等强二线崛起

第三阶段（2020-2030）：县域城市化，1300个县城争抢“留下来的人”“慕名而来的人”

当人口总量见顶，谁能留住人、吸引人，谁就能在未来十年占据主动。演唱会，是县城在这场“人口争夺战”中最性感的武器之一。

县城和县城的竞争，如今已经来到了更深刻的阶段。

一个更宜居、更有人情味儿、更好玩的县城，对人们的吸引力，远超过一个有优势产业的县城——县城的规模，决定了哪怕它具有独特的优势产业，在对人的吸引力上而言，也永远无法和大城市抗衡。

那么，小县城吸引人的法则就要变一变了——大家不再谈产业、谈机会，而是开始谈人情味、谈文化。

而这种新法则，对地方政府在软件层面的运营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演唱会终有散场时，但城市的品牌战争，永不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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