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社交圈有限分享不应认定为传播淫秽物品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普及，即时通讯工具成为私人交往的主要载体，私人社交圈内的信息分享行为日益普遍。其中，部分涉及淫秽物品的有限分享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常面临是否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的认定争议。传播淫秽物品罪的规制核心，在于打击破坏国家淫秽物品管理秩序、败坏社会风尚的扩散性行为。私人社交圈的有限分享，因缺乏“传播”所必备的扩散性本质，且未达到刑事处罚的法益侵害程度，不应纳入该罪的规制范畴。

一、“传播”的核心要义

刑法意义上的“传播”，并非单纯的信息转移行为，其核心要义在于具有扩散性本质。这种扩散性体现为信息在空间维度上向不特定或多数人延伸，在影响范围上突破私人交往的边界，进而对公共领域的社会风尚造成冲击。

传播淫秽物品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国家对淫秽物品的管理秩序与社会公共风尚。这一法益属性决定了“传播”行为必须具备公共性或开放性特征，唯有如此才能对公共秩序产生实质危害。若行为仅局限于私人交往范畴，未向公共领域扩散，便难以对上述法益造成侵害，自然不符合该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从法律规范层面来看，相关司法解释对传播淫秽物品罪的入罪标准设置，始终围绕“扩散性”展开。无论是针对互联网传播的具体规定，还是对“情节严重”的认定，均以传播范围、影响人数等扩散性指标为核心依据。这一立法逻辑表明，立法者在界定该罪的“传播”行为时，已将扩散性作为核心判断要素，排除了私人领域内有限分享的入罪可能。

需明确的是，“传播”与“分享”在法律语境下存在本质区别。分享更侧重于私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具有封闭性、特定性特征；而传播则强调信息的扩散与蔓延，具有开放性、公共性属性。私人社交圈的有限分享，本质上属于私人交往中的信息交流行为，与刑法意义上的“传播”行为存在质的差异。

二、私人社交圈有限分享的行为特征

私人社交圈的有限分享，通常表现为特定主体之间基于私人情谊，在封闭性社交场景中进行的少量信息传递。其行为特征与“传播”的扩散性本质存在明显背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分享对象的特定性：排除扩散性的前提

私人社交圈的有限分享，其对象始终限定于特定范围内的少数人。这些分享对象往往是行为人基于私人交往形成的亲友、熟人，双方存在明确的人身依附关系或稳定的交往基础，分享行为依赖于封闭性的社交场景而存在。

这种特定性使得信息传递始终局限于私人交往边界内，不会向不特定公众扩散。而传播淫秽物品罪中的“传播”行为，其核心特征在于对象的不特定性或多数性，信息传递会突破私人领域，向社会公共层面蔓延。二者在对象范围上的差异，直接决定了行为是否具备扩散性本质。

从刑法教义学角度分析，犯罪行为的对象特征直接影响法益侵害程度。私人社交圈的特定分享，因对象范围有限，其对社会风尚的影响仅局限于极小范围，且可通过私人交往的自律性得以控制；而不特定对象的传播行为，其影响范围具有不确定性，极易引发淫秽信息的广泛扩散，对公共秩序造成实质性破坏。

（二）分享范围的封闭性：阻断扩散性的关键

私人社交圈的有限分享，通常发生在封闭性的社交场景中。这些场景具有明确的准入门槛，非圈子内成员无法获取相关信息，信息传递处于可控的封闭状态。这种封闭性从空间维度上阻断了信息的扩散路径，使得淫秽物品无法进入公共领域。

相较于传播行为所依赖的开放性平台，私人社交圈的封闭性特征决定了其信息传递不具备扩散的可能性。无论是一对一的私聊沟通，还是小型私密群组的信息分享，均未突破私人交往的封闭边界，与传播行为所追求的信息扩散效果存在本质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封闭性并非绝对的物理隔离，而是指信息传递的范围处于行为人可掌控的私人领域内。即使在多人组成的私人社交群中，只要群成员具有特定性、群内信息不对外扩散，其分享行为仍属于封闭性范畴，不应认定为具有扩散性的传播行为。

（三）分享意图的私人性：否定传播故意的核心

私人社交圈有限分享的行为人，其主观意图通常是基于私人情谊的信息交流，不存在将淫秽物品向公共领域扩散的故意。行为人在分享时，往往仅针对特定对象的需求，未追求信息的广泛传播，甚至会对分享范围进行刻意限制。

传播淫秽物品罪的主观要件要求行为人具有故意，且这种故意包含对信息扩散后果的放任或追求。而私人分享的行为人，主观上并无传播的意图，其行为本质上是私人交往中的一种情谊行为，与传播行为的主观恶性存在明显差异。

从主观要件的认定逻辑来看，刑法中的故意要求行为人对行为的危害后果具有认知并持放任或希望态度。私人社交圈的有限分享，行为人通常认识到其行为仅局限于私人领域，不会对公共秩序造成危害，其主观上缺乏传播淫秽物品的故意，不符合传播淫秽物品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三、有限分享入罪的司法困境

若将私人社交圈的有限分享认定为传播淫秽物品罪，不仅会导致对“传播”概念的扩大解释，还会引发一系列司法困境，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一）扩大解释的滥用：突破罪刑法定边界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法规范的解释必须严格限定在文义范围内，禁止超出国民预测可能性的扩大解释。将私人社交圈的有限分享认定为“传播”，本质上是对“传播”概念的扩大解释，突破了该词语的核心文义范围。

在日常语义中，“传播”通常指向信息的广泛扩散，而私人分享则强调信息的有限传递，二者的语义边界清晰。若司法实践中忽视这种边界，将私人分享纳入“传播”的范畴，会导致刑法规范的适用范围不当扩大，使得国民对自身行为的合法性缺乏明确预期，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

从刑法解释学角度来看，对构成要件要素的解释，应结合罪名所保护的法益进行。传播淫秽物品罪保护的是公共领域的管理秩序与社会风尚，只有对公共领域造成危害的扩散性行为，才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私人社交圈的有限分享未侵害公共法益，将其解释为“传播”，显然与法益保护的目的相悖。

（二）刑法谦抑性的背离：不当扩大刑事打击范围

刑法谦抑性原则要求，刑事处罚应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后手段，仅在其他法律手段无法有效规制时才予以适用。私人社交圈的有限分享行为，其社会危害性极小，完全可通过民事规制、行政监管等非刑事手段进行调整，无需动用刑罚手段。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已明确将利用信息网络传播淫秽信息的行为纳入行政制裁范畴，无论传播场景是公开还是私密，未达到刑事标准的分享行为，均可通过治安处罚予以规制。这一规定已构建起行政监管与刑事追责的阶梯式治理体系，为私人分享行为的规制提供了充分的非刑事路径。

若将私人社交圈的有限分享认定为犯罪，会导致刑事打击范围不当扩大，使得大量轻微违法行为被纳入刑事规制范畴，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这种做法不仅会增加司法机关的办案负担，还会降低刑罚的威慑力，不利于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与科学化。

（三）主观要件的认定困境：陷入客观归罪误区

司法实践中，若将私人社交圈的有限分享认定为传播淫秽物品罪，往往会陷入“客观行为即定罪”的误区，忽视主观要件的独立证明价值。部分办案机关以行为人实施了分享行为这一客观事实，直接推定其具有传播故意，却未对主观意图进行充分举证。

传播淫秽物品罪的主观要件要求行为人明知是淫秽物品而故意传播，这种故意不仅包含对物品淫秽属性的认知，还包含对传播后果的放任或追求。而私人分享的行为人，可能仅因私人情谊传递信息，对物品的淫秽属性缺乏明确认知，或无扩散信息的意图，其主观心态与传播故意存在本质区别。

若忽视主观要件的独立证明，仅以客观分享行为定罪，会导致客观归罪的错误，违背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基本原则。这种做法不仅无法准确打击犯罪，还可能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损害司法公正与权威。

四、私人与公共领域的界分

传播淫秽物品罪的规制边界，应建立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清晰界分之上。私人社交圈的有限分享属于私人领域的交往行为，不应纳入刑事规制范围；而公共领域内的扩散性传播行为，才是该罪的规制核心。

（一）私人领域的自主空间：刑法不应过度介入

私人领域是公民享有自由权利的核心空间，在私人交往中，公民享有一定的信息传递自由，只要其行为未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与公共利益，刑法便不应过度介入。私人社交圈的有限分享，属于私人领域内的自主交往行为，其影响范围局限于私人之间，未对公共利益造成实质危害，应排除在刑事规制之外。

从刑法的功能定位来看，刑法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危害社会公共利益与他人合法权益的犯罪行为，对私人领域的交往行为应保持克制。若刑法过度介入私人领域，会导致公民的交往自由受到不当限制，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与比例原则。

需要强调的是，私人领域的自主空间并非绝对，若私人分享行为超出有限范围，向公共领域扩散，或对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则可能突破私人领域的边界，进入刑事规制的范畴。但这种情形已不属于私人社交圈有限分享的范畴，而是具备了传播行为的扩散性本质。

（二）公共领域的规制核心：聚焦扩散性传播行为

传播淫秽物品罪的规制重点，应聚焦于公共领域内的扩散性传播行为。这类行为通常表现为利用开放性平台，向不特定或多数人传播淫秽物品，其行为具有明显的扩散性，会对国家淫秽物品管理秩序与社会风尚造成实质危害。

司法解释中对传播淫秽物品罪入罪标准的规定，均体现了对公共领域扩散性行为的规制。无论是传播数量、传播范围的要求，还是对建立淫秽信息群组行为的规制，均以行为的扩散性与公共性为核心判断依据，明确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规制边界。

在司法实践中，应严格区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行为界限，准确把握“传播”的扩散性本质。对于公共领域内的扩散性传播行为，应依法予以刑事打击；对于私人社交圈的有限分享行为，应坚守刑法谦抑性原则，不予认定为犯罪。

结论

私人社交圈的有限分享，因缺乏“传播”所必备的扩散性本质，且未侵害传播淫秽物品罪所保护的法益，不应认定为该罪。这一结论的得出，既符合刑法规范的文义解释与体系解释，也契合刑法谦抑性原则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基本要求。

从司法实践层面来看，准确区分私人社交圈有限分享与传播行为，有助于明确传播淫秽物品罪的规制边界，避免刑事打击范围的不当扩大。司法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紧扣“传播”的扩散性本质，重点审查行为的对象特定性、范围封闭性与意图私人性，严格区分刑事犯罪与行政违法、民事行为的界限。

从社会治理角度而言，将私人社交圈的有限分享排除在刑事规制之外，并非对淫秽物品的纵容，而是通过构建“行政监管兜底、刑事追责从严”的阶梯式治理体系，实现对淫秽信息传播行为的精准规制。对于未达到刑事标准的私人分享行为，可通过治安处罚、批评教育等方式予以规制；对于公共领域内的扩散性传播行为，则依法予以刑事打击，实现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与科学化。

综上，坚守“传播”的扩散性本质，明确私人社交圈有限分享与传播行为的界限，是准确适用传播淫秽物品罪的关键。

北京胡瑞律师，北京市知名律所刑事辩护律师，长期深耕刑事辩护与代理、民刑交叉等领域，全国办案。尤其擅长经济犯罪、职务犯罪、涉黑涉恶犯罪、有组织犯罪等刑事案件的办理。曾成功办理河北某市人大常委、企业家涉案数十亿涉黑案等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疑难复杂案件。胡瑞律师善于把握案件核心要点，制定针对性辩护方案，通过证据梳理与调取、法律研究论证、积极沟通协调等全流程工作，化解复杂案件中的核心争议，在多起案件中为当事人争取到无罪、不起诉或轻判等有利结果。始终秉持“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执业信念，以高度的责任心、精湛的专业能力，深受委托人认可和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