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四人帮前，叶剑英在陈锡联名后画了问号，李先念：他完全可靠

1976年9月9日傍晚，长安街两侧的路灯准点亮起，雨雾压得天色发暗。毛泽东逝世的讣告刚刚广播完毕，机关大院里没什么人敢大声说话，只有走廊深处偶尔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空气里弥漫着难以言说的紧张，所有人都知道，一个巨大而危险的权力真空出现了。

在这种气氛中，中央几位核心人物的日程被重新排布。华国锋白天待在灵堂，夜里却频繁出门“看病”。9月11日，他径直去了西黄城根9号。门一关，他抬头看着李先念，只说了一句：“局势拖不起。”不到十分钟，华国锋离开；李先念心里的弦却彻底绷紧。

第二天，陈云在府上翻看中央委员名单。他低头拨弄算盘珠，掂量谁能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投下决定性一票。算盘拨来拨去，心里却越来越凉——按照常规程序想击倒“四人帮”，胜算并不大。这个判断与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几乎不谋而合。

紧接着的9月14日，李先念借“去香山散心”之名上车。车快到植物园，他突然让司机掉头去西山。到门口才通知卫士：“找叶帅。”叶剑英迎出来，两个人进屋后，收音机立刻开到最大声，为的是干扰任何可能的窃听。叶帅耳背，李先念便提笔写字。

“斗争不可避免。”李先念的钢笔字有些发抖。

“你死我活。”叶剑英划下一横，笔锋极重。接着，他写下“陈锡联”三个字，后面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李先念看完，快速写下：“完全可靠，放心。”叶剑英这才舒了口气，把纸条撕得粉碎，扔进火盆。30分钟不到，两位元帅已在关键节点上达成默契。

陈锡联的态度之所以重要，有三个原因。其一，他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掌握调兵用枪的最后钥匙；其二，他与李先念是川陕根据地并肩血战的老部下与老首长，感情深厚；其三，他向来少言，多用行动表态。毛泽东逝世后，他曾在301医院洗手间对李先念低声说：“再拖下去可不行。”李先念只回一句：“办法会有的。”话虽简单，却等于打了暗号。

需要指出的是，外界长期流传“陈锡联夺权”的讹言。当年叶剑英因病休养，军委工作由陈锡联代管，一些同志不明就里，误以为两位元帅暗中较劲。为此，陈锡联曾主动给叶帅打电话：“您不能离京。”叶剑英反问：“怕我捣鬼？”双方其实心知肚明，只是无法把真实意图直接摊开。

进入9月下旬，西山成了商议大事的核心。谭震林、粟裕、王震、耿飚、杨成武等人陆续登门，请叶剑英拿主意。叶帅一一嘱托：“先稳部队，再看动向。”同一时期，华国锋也获得吴德、汪东兴的支持。几股力量在暗处交汇，逐渐形成合围之势。

9月21日，聂荣臻通过杨成武送来口信：“防他们先下手。”叶剑英轻轻一笑，让杨成武回话：“请老总放心，筹划已定。”随即，他把住处搬到玉泉山，那里更安全，也便于调度。

十月初，形势越发迫切。北京卫戍区加了暗哨，中央办公厅调整了电话线路，甚至连人民大会堂后门的灯泡都换成了新的。多一道保险，就多一分胜算。

10月6日傍晚，钓鱼台18号楼灯火通明。华国锋坐在临时指挥室里，汪东兴盯着表。19时整，部队同时行动，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被分别控制。凌晨时分，军委作战室收到“全线顺利”的确认信号。第二天一早，叶剑英才脱下军装外套，长舒一口气。

“在决定性时刻，叶帅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是后来中央文件里的评价。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天陈锡联立即上交报告，建议让叶剑英重新主持军委。华国锋婉拒：“叶帅还得帮我处理全国事务，你的担子暂时不能卸。”直到1977年3月，这份调动才最后敲定。

“四人帮”被捕的消息最初只在高层流传。北京坊间议论纷纷，真假难辨。有人悄悄买酒，有人跑去菜市口抱螃蟹，街头巷尾一句话压低了声调：“全抓起来了。”当《人民日报》10月22日公开报道后，整个沪上鞭炮齐响，黄浦江边仿佛过年。

上海民兵后来组织了十万人大游行，规模空前。先前被召到北京接受谈话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到上海时，群众当面质问：“到底谁在隐瞒真相？”三人哑口无言，只能照本宣科传达中央决定。

至此，“陈锡联”后面的那个问号彻底被擦掉。事实证明，李先念那句“完全可靠”并非虚言。若没有那支稳住军心的手，10月6日的行动恐怕难以在静悄悄中完成。而叶剑英与华国锋、李先念之间的迅速默契，则为胜局加上了最后一块压舱石。

风声渐停时，北京城的杨树叶子已落了一层。玉泉山里，叶剑英让警卫把那台总开着的收音机关掉。屋外天刚亮，远处的军号声如常吹响，没有人再担心收不到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