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萧赜：伪善武帝如何因取巧逼反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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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康鸡笼山上的西邸（竟陵王府）里，经常摆设盛大的宴会，没有酒肉鱼虾，只是素餐。文武朝臣以及许多身披袈裟的高僧是客人，白衣小厮们在宴席间来往奔走。锦绣耀眼的主人也在端茶送菜，他就是官为司徒的竟陵王萧子良。

1、范缜的神灭论

有人见了这种情形，背后议论萧子良身居丞相之位，却在光头和尚跟前低声下气，有失体统。但僧徒们仍是萧子良崇高的贵客，高僧尤其受到尊敬的接待。萧子良设立讲坛，让他们讲授佛法，掀起了一个崇仰佛教的高潮，这在江南是前所未有的。

萧子良是齐武帝萧赜的第二个儿子，他和文惠太子萧长懋是同胞兄弟，两人十分友爱，而且都是佛教的笃诚信徒。萧子良不仅尊重高僧，对于有才识的名士也非常敬仰，文人骚客莫不登门拜访，倾谈终日。其中他的幕僚范云、萧琛、任昉、王融，加上萧衍、谢朓、沈约、陆倕等，都是屈指可数的人才，他们得到萧子良特别的信任，号称“八友”。

萧子良齐集才学之士，抄写“五经”及百家之言，编成《四部要略》一千卷。萧子良自己写的《梧桐赋》，对他西邸的群才毕集，骄傲地寓意而述：“植梧桐于广囿，嗟倏忽而成林……必鸾凤而后集，何燕雀之能临？……”

西邸“八友”中以范云为首，他的堂兄范缜也经常参加他们的谈论。

范缜（约450-510），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人，父亲早死。他少年时家贫，跟沛国相县（今安徽濉溪西北）人刘瓛读书多年。刘瓛是首屈一指的学者，权贵及官宦子弟常常不远千里去请教或受业。

范缜在这些衣着华丽、车马喧闹的达官贵人中，穿着粗陋的麻布服，脚蹬草鞋，安然徒步往来，没有一点羞愧之色。有了众多的高贵来客和学生，刘瓛老师绝不自傲，且特别看中范缜这个穷棒子。范缜卓越不群，勤学苦读，二十岁时，老师亲自为这个得意门生举行加冠礼。

范缜博通经史，有独到之见；喜好辩论，常常单刀直入，分毫不让，使对方感到难堪，他却安然若常。萧齐立国，范缜进入仕途，逐步上升到尚书殿中郎。萧子良的“八友”热衷佛教，范缜却不信佛，经常和他们抬杠，逐渐成长为反佛教的先锋。“八友”在辩论中经常失败，萧子良只得亲自出马。

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最能蛊惑人心，他们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现世人们的贫富穷达，是前生所为善恶的报应；而今生的善恶行为，必定是下世祸福的根源。这样的说教可以麻痹人们，让他们屈从于一切剥削和压迫。萧子良自己就是常常劝人为善，孜孜不倦，因而获得盛名。

萧子良对范缜说：

“你如此不相信因果报应，那么怎么会有富贵贫贱的区别呢？”范缜答道：“人生譬如树上的花，开在同一个枝头，都结在花蒂上，但花朵随风飘散，有的碰巧吹入珠帘绣幕进了雅室，落在彩艳夺目的坐毯锦褥上；有的却被篱笆土墙挡住，掉进又脏又臭的粪坑或猪栏边。前者就是殿下，后者就是下官，贵贱确实大不相同，因果关系却在何处？”

这个花生同树同枝，落在截然不同处的“一因二果”妙喻，说得萧子良哑口无言，没法再和他辩论，只是深深责怪他不应该反对佛法。

范缜回家，思绪如怒潮狂涌，当即执笔千言，写下了《神灭论》，《神灭论》说：

佛教对于政治和风俗的危害，犹如狂风迷雾，永无休止之境。现在的人们送给穷朋友一把米，脸上就流露出吝惜之情；捐赠富僧上千石的粮食，连毛发都感到欢欣。做好事不是为了救急，仅是存在自私目的。因为佛教用渺茫的谎言迷惑人，用地狱的痛苦吓唬人，用荒诞的许诺欺骗人，用天堂的快乐引诱人。许多人抛弃儒者的服装，披上僧徒的袈裟，废除传统的礼仪，接受佛教的衣钵。家家骨肉离散，人人断子绝孙。以致士兵在战争中打败仗，吏员从官衙中跑光，粮食被游手闲荡者吃尽，财富于建筑寺院中耗丧。这种逆流如果再不堵死，它的灾祸更是无法控制。

《神灭论》将佛教批判得体无完肤，揭露了它从精神上奴役人民、物质上妨碍生产的罪行。这篇文章一经传布，立即惊动朝野。人们见面，无不作为谈论之题。萧子良不甘罢休，召集了众高僧一起质难范缜，还是没有使他屈服。

有一个笃诚的佛教信徒王琰，大概是太原王氏世家的远族，他写了一篇批驳文章，说：“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古代“孝”是可以压倒一切的，王琰以为自己这句话振振有词，重于千斤，一语就可以封住范缜的嘴巴。哪知道范缜针锋相对道：“呜呼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王琰听到，羞愧得无地自容。

萧子良又派“八友”中的王融做说客，想使范缜放弃反佛。王融是东晋开国功臣王导的后裔，有名望极高的世家大族出身，他年轻时才华横溢，两片嘴皮子能说会道。二十多岁时兼任主客尚书，常常接待国外来使。有一次北魏使者瞧他长得年轻，询问年龄，王融答道：“五十之年，久逾其半。”又问：“在北方听说你写过一篇《曲水诗序》，胜过颜延年，希望能赐拜读。”使者阅后，赞赏不绝。王融自恃文才出人头地，以为三十岁内可以辅政，并说：“车前没有八名驺卒（衙役）开道，怎么能称得上男子汉大丈夫！”

王融自己官迷心窍，因而对范缜说：“以你这样的美才，不愁做不到中书郎，为什么发表如此荒唐乖戾的谬论，实在太可惜啊！还是快点收场吧！”范缜大笑不止，回答：“如果我范缜出卖真理来换官做，早就是尚书令或左右仆射，又何止小小的中书郎呢？”王融自惭形秽，勉强搭讪几句就告退了。

范缜坚持宣扬《神灭论》，触怒了权贵，几年后就被排挤出京师到宜都郡（郡治在今湖北宜都）任太守，境内的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有几座庙，范缜行使职权下令不准祭祀，别人无可奈何。

2、取巧的来历

齐武帝萧赜的臣僚中，除了萧子良和其“八友”外，还有一批势力很大的人，他们是齐武帝的一些幸臣。这些人并非世家大族出身，官位也很低微，只因为常在皇帝跟前打转转，逐渐掌握了大权。他们的官位是中书舍人，分列于中书省、尚书省、御史台等处，一人一处，代表皇帝行使权力。

地方官员上任下任，都要送厚礼给他们，茹法亮就是其中之一。茹法亮原来不过是小厮，就因为傍在齐武帝身边，时间一长便抓了大权，他曾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人说：“何必到外地做官拿外快呢？就像我家中坐坐，一年百万以上是稳稳当当的。”

尚书令王俭常常讲：“我虽然有高位，但权力和信任，哪能和茹公相比！”

这些通事舍人势倾天下，他们所收的礼品及贿赂何止每年百万，简直无以数计。他们建造起富丽堂皇的府第；私人的游园更是挖池堆山极尽奢华。茹法亮的书房华丽得跟齐武帝念书的延昌殿一样，他的住宅后面，有鱼池和钓台，土山上还造起高大的楼馆，仅长廊就有一里之远；园内满布奇禽怪树、茂盛的竹林、花卉和药材，其规模之大、品种之多，皇家的苑囿也比不上，后房中罗绮灿烂夺目，王侯的府第望尘莫及。

户籍是当时统治阶级最头痛的事，齐武帝即位后，专门设立了校籍官，设置令史若干人，负责这项工作。过去的户籍问题，是北方南渡而来的侨户不入户册不缴税不服役，以后按所住之地归为郡县编户，以“土断”的办法逐年解决了。

而这个时期在户籍中却又出现了许多弄虚作假的情况：明明一家老少安闲地过着春夏秋冬，但户籍本上却吊销了他们的户口；明明本人在生活和劳动着，但户籍本上却记着他已经死了，或是叛逃到北魏去了；明明户主住在自己的家中，户籍本上却说他是在远地官府做衙役；明明身强力壮的人，户籍本上写着他是患了不治之症，难以起床。这样，这些户口都可以免去租税和劳役。

齐武帝设立专门检定户籍的官署以后，假冒户口者被称为“巧者”，官署规定官员每人每天必须审查出数户“巧者”，这样的办法称为“取巧”。查出的“巧者”从户籍中剔除出来，称为“却籍”。由于从上到下交待了任务和指标，因此官员们借此横行不法。一人被抓去审查，其亲属和乡里要有十人同时提去审问，弄得鸡飞狗跳，百姓闻讯逃奔。至于“取巧”中应该“却籍”的人，送上钱财则可以无事；不肯送钱虽然户口完全合法，反而遭到“却籍”。凡是送一万钱给这一机构中的官员，便能在自己旧籍上改注为“百役不及”的世家，从此可以永远免除一切苦役。

3、唐㝢之起义

会稽人吕文度是齐武帝幸臣之一，他在刘宋王朝时，只是个朝廷官署中编竹器的工匠和制作金银器皿的小吏，到齐武帝时逐步取得信任，从管理杂务至官为外监，名义上是中领军的属官，兵权却都在他手中，领军将军不过担个虚名而已。齐武帝对吕文度宠幸备至，曾说：“公卿之中如果有操忧国事如文度一般，天下就可以太平无事了！”

“却籍”者应该受到惩罚，但这些人不少是因为难以生活而取巧作弊的，现在官吏们想从他们身上勒索钱财，并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吕文度向齐武帝提出了一个办法，强迫这批人去守卫沿着淮水的边境十年。那儿艰苦异常，又加上北魏时常可能入侵，脑袋都提在别人手上，这样的日子很难熬。百姓怨恨不止，四处逃亡到崇山峻岭或湖沼地区，一小股一小股铤而走险，举行武装起义。

485年（南齐永明三年），在富阳、桐庐（今均属浙江）、新城（今浙江新登），流传出了一个“真命天子”，名为唐㝢之，传说他家祖先的坟墓有王气，他又在山中得到一颗金印。附近一些“却籍”者投奔他，到这年冬天就有了四百多人，他们占据了水陆码头，商旅不敢来往。

唐㝢之是富阳人，其祖先以及他自己都是风水先生，以给人选择墓地为业。不过唐㝢之会看风水，也会看形势，他看到民怨沸腾，是一个造反的好机会，便带领四百多人敢作敢为，冲杀到新城、桐庐等县城去，向敲诈勒索的官员清算怨仇。

这些官员虽然搜刮钱财时心狠手辣，但是一见农民起义，却贪生怕死，几个县令不敢动刀动枪就弃城逃跑。有的逃到建康，有的不知去向。唐㝢之又率领义军攻向自己的家乡富阳，沿途穷苦的农民参加起义队伍，富裕人家的财产遭到洗荡。富阳的县令何洵临时招募了一批渔民守卫县城，但顶不住起义军的进攻，富阳也被占领了。

唐㝢之起义的烈火熊熊燃起，三吴地区“却籍”的百姓风卷云涌而来，起义队伍汇集约有三万之多，声势浩大。会稽郡在八十多年前曾发生过东晋末年孙恩农民大起义，地方官心有余悸，这时听说有人造反，所属十个县赶紧齐集兵员，配备武器，官吏们整日提心吊胆。

唐㝢之的起义军向钱唐（今浙江杭州市西南）进攻。当时钱唐是吴郡的一个县，县里的官军被义军的先锋队伍打得狼狈逃窜。唐㝢之率领战船在钱塘江顺风而下，登陆后放火烧毁钱唐附近的房屋。县令刘彪眼见势不能敌，弃城逃跑。义军随即进攻和占领了附近诸暨及余杭等县。

486年春天，唐㝢之在钱唐即皇帝之位，国号为吴，建元兴平。并且立了太子，以城戍为天子宫，县衙为太子宫，拜他的弟弟唐绍之为扬州刺史。

钱唐的一个富豪柯隆大概也受到因“却籍”被官府敲诈的苦，投顺了起义军，被唐㝢之拜为尚书仆射、中书舍人，领太官令。义军兵器缺乏，柯隆献出能制造数千刀枪的铜铁，唐㝢之乐不可支，立即加他领尚方令，召集一批铁匠，炉火融融，锤炼武器。

唐㝢之派高道度带领一部分义军进攻东阳（今浙江金华），东阳郡太守萧崇之是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带领官军企图螳臂当车，被打得一败涂地，最终送了自己的命，东阳也被义军占领。

唐㝢之任命孙泓为会稽太守，带着一部分义军进攻会稽的郡治山阴（今浙江绍兴），这一路碰了硬钉子，义军到了浦阳江（即今曹娥江），被官军打败。

起义的消息传到建康，齐武帝萧颐正在乐游苑内游玩。他对豫章王萧嶷说：“宋明帝初年，九州都造起反来，不久就被平定了。现在这些鼠辈竟敢作乱，且看我萧公雷霆万钧，砸烂它们的脑袋！”齐武帝派遣禁军数千人到钱唐去镇压，禁军内有骑兵数百，他们冲入迎战的义军里左劈右砍，个个疯狂逞威如杀人魔王一般。义军都是没有见过世面、没有和骑兵交过锋的农民，他们身上没有盔甲，手里没有好的武器，因而一触即溃。唐㝢之等少数人奋力搏斗，但终于被活捉，坚持不屈不挠而牺牲。禁军又分兵到各县去平定余众。

4、“却籍”的代价

率领骑兵的是前军将军陈天福，他原来就是齐武帝的宠将，擅长于马上舞矟刺杀，并且创造了一套矟术，长时期受到将领们的赞扬和师法。这次屠杀素无训练的起义群众，立了大功，他更是翘首天外，缴获义军财物归入私囊还不算，抢红了眼，他又带头闯入寻常百姓家中，稍有值钱一点的东西都被席卷而去，这支骑兵所到过的地方就如洪水冲刷过一般。

齐武帝生性十分严肃，幸臣吕文显在侧殿高声咳嗽，他就命人去训斥，说是对皇上太不尊敬，因而左右侍从们都小心翼翼。齐武帝派属将周奉叔也率领一部分禁军去参加镇压起义，周奉叔作战很骁勇，过去打仗常常抢掠钱财，这次知道齐武帝执法严厉，约束所部士卒，不准他们胡作非为。

禁军返回建康，齐武帝得知这些情况，提拔遵守军纪的周奉叔为东宫直阁将军，将一个纵容抢掠的左军将军刘明彻免官削爵，交付东冶（作坊）罚劳役。带领骑兵肆无忌惮烧杀掠夺的宠将陈天福，被绑押送到闹市上斩首示众，朝野十分震惊和慑服。陈天福在出征前，命令家人预作寿冢，队伍还没开达钱唐，又派人带信回来督催。原先他大概以为必死于起义军之手，不料却因胜利转而抢夺无度而被杀，寿冢葬下了他身首异处的尸体。

齐武帝为了挽回禁军暴虐的影响，又派幸臣刘系宗到遭受战祸的各县去一一慰劳，参加起义的百姓得到免罪。但是不久，这些“却籍”者还是被强迫到建康北边，起早带晚地从事劳役，修建白下城。齐武帝走在新建的城头上，夸奖道：“刘系宗使国家得到如此一座城！”刘系宗办事常常能使齐武帝称心如意，所以齐武帝说：“学士辈只会读读书，要是总理国家大事，一个刘系宗就够了，沈约和王融这数百人，顶什么事！”

会稽、吴兴一带原来是比较富裕的地方，但经过官军如此骚扰，官府和百姓都遭受巨大损失，经济破坏，死者很多，民间传谣道：“会稽打鼓送恤，吴兴步担令史。”意思是说在这两郡的地方送葬打鼓者不绝于道；令史出巡，只能以人力挑担，徒步而行。

490年，齐武帝为了避免“却籍”者再度揭竿而起，下诏准许“却籍”的人仍可注入户籍，过去远戍边境者可以回到原籍来，并且申明如果以后再有假冒违法的，一定要从严惩处，于是这一场检定户籍的斗争才告结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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