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留不下，乡村又回不去，农民工的出路在哪里？/秦庆武

这是一个扎心的话题。每到春节前夕，都是大量的农民工回乡的日子。回家过春节，全家团圆，不仅是一个传统的民族习俗，而且还有一个春节以后能否回到城市的问题。很多的农民工都在犹豫着。

城市留不下，乡村又回不去，农民工的出路在哪里？这个看似朴素的诘问，已悄然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最具张力的现实命题。它不是一句情绪化的叹息，而是一组结构性困境的凝练表达：

一边是户籍、住房、教育、医疗等制度性门槛筑起的城市高墙；再加上目前城市的就业岗位越来越少，农民工的就业困难；

另一边是土地撂荒、产业空心、人口断层、公共服务萎缩的乡村现实。更重要的是，只靠种地，就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和家庭。

夹在中间的，是超2.9亿农民工群体——他们用钢筋水泥浇筑城市天际线，却难以在城市安放一张书桌；他们熟悉故乡的田埂与炊烟，却再难靠几亩薄田支撑全家生计。

出路何在？答案不在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里，而在系统性破壁、多维度赋能与制度性托底的协同演进中。

城市“留不下”的深层症结

表面看是收入不足，实则根植于制度性排斥。户籍制度虽持续松动，但附着其上的公共服务获取权仍未真正解绑。

一名在深圳务工15年的建筑工人，社保缴费满十年，却因无本地户籍，子女无法参加中考；一名在杭州纺织厂工作的母亲，每月工资六千元，但一套60平方米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月租仍需三千五百元，且轮候期长达七年。

更隐蔽的障碍在于职业发展天花板——超六成农民工从事制造业一线、建筑业体力岗及生活服务业基层岗位，技能认证体系与城市职业教育资源长期与其脱节，导致“干得多、学得少、升得慢”。留不下的本质，是劳动价值未被充分转化为市民权利与成长资本。

农村“回不去”，是理性权衡后的无奈

今日乡村早已不是费孝通笔下“生于斯、死于斯”的熟人社会。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农村常住人口较2010年减少1.6亿，其中青壮年外流率超72%。

留守者多为老人、儿童与妇女，村庄空心化直接导致三个不可逆变化：

一是农业生产组织能力瓦解，一家一户零散耕作难以对接现代供应链，优质农产品常陷于“好货卖不出好价”困局。长期的粮价低迷，使的种粮食的收入已经无法养活全家。

二是乡村产业单薄，除少数文旅、电商示范村外，县域缺乏有竞争力的二三产业支撑，返乡创业面临融资难、物流贵、人才缺三重瓶颈，在农村创业者成功的极少；

三是公共服务供给严重失衡，乡镇卫生院执业医师数仅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43%，村级小学近十年撤并率达28%，教育医疗资源的稀缺性，让“返乡养老”成为高风险选择。

农民工的出路在哪里？

出路，正在于打破这种“双向悬浮”的僵局，构建一条可落地、可持续、有尊严的第三条路径——不是被动滞留城市边缘，亦非盲目重返凋敝故土，而是以“县域”为战略支点，推动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实现动态、弹性、高质量的再定位。

第一重突破，在于重构县域就业生态。

国家发改委《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已明确方向，关键在落实：支持中西部县域依托资源禀赋发展特色轻工、农产品精深加工、新能源配套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吸纳农民工超百人的县域企业，给予稳岗补贴、技能培训专项补助及社保缴纳阶段性返还；

同步建设县域零工市场与数字化用工平台，将建筑零工、家政服务、物流分拣等灵活需求精准匹配，让“打零工”不再是权益裸奔的生存挣扎，而是有合同、有保险、有培训的职业起点。

第二重突破，在于激活乡村内生动能。

要使返乡成为主动选择而非被动退守。这绝非简单鼓励“回乡种地”，而是以“新农人+新机制+新基建”重塑乡村生产力。

可以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契约种植模式，由企业统一提供种子、技术、保底收购，农民以土地入股或订单生产获得稳定收益；加快县域冷链物流骨干网建设，打通农产品上行“最初一公里”，使各种优质农产品等区域品牌直连城市社区团购；

尤为重要的是，实施“乡村工匠培育计划”，对返乡创办家庭农场、民宿、非遗工坊者，提供三年免息创业贷、免费数字营销培训及县级政务代办服务，让乡土智慧真正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第三重突破，在于制度性托底与权利平等。

要加速户籍制度改革，推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试点“居住证积分互认”，让农民工在就业地连续居住、就业、参保满五年，即可享有同等教育、医保结算、公租房申请权；

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明确新建保障房中面向新市民、青年人的配租比例不低于60%，并探索“租金补贴+共有产权”混合保障模式；

建立全国贯通的农民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体系，将砌筑工、育婴师、电工等50个高频职业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实现“一证跨省通用、一技终身受益”。

更深远的出路，在于代际突围。

当95后、00后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力，其价值观已发生质变：他们不再满足于“出卖体力换温饱”，更渴望技能提升、职业尊严与生活品质。

浙江某智能制造产业园调研显示，超七成00后普工主动报名夜校数控编程课程，只为三年后转岗技术员；四川某县返乡青年创办的抖音助农团队，用直播带货让家乡腊肉溢价40%，并带动23名同龄人返乡创业。

这提示我们：出路不仅是政策供给，更是对新生代主体性的尊重与激发——为他们铺设技能跃升阶梯，搭建城乡要素流动通道，守护其扎根的选择自由。

城市与乡村，本不该是命运的单选题。农民工的出路，不在逃离与回归的钟摆两端，而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广阔纵深里。

当县域经济成为就业蓄水池，当乡村产业焕发创新活力，当制度壁垒渐次消融，那句沉重的诘问，终将转化为笃定的答案：

新一代的农民工们，既不必在城中村蜗居十年却不敢谈定居，也无需在故园守着荒田叹息时代落差——他们可以是县城工厂里的高级技工，可以是直播镜头前自信的带货主播，可以是合作社里持股分红的新农人，也可以是周末驱车返村照料父母、周一清晨搭乘城际高铁进城上班的“双栖者”。

这条路不会一蹴而就，但每一份县域产业扶持资金的精准滴灌，每一次职业技能培训的扎实开展，每一处保障性住房的如期交付，都在为这个庞大群体松动枷锁、拓宽边界、点亮可能。

真正的出路，从来不是为他们指定一个终点，而是赋予他们自主选择、从容转身、体面生活的权利与能力。一句话，就是给他们以自主选择和自由选择的能力。

因为一个健康的社会，从不强迫人留下或离开，而始终致力于让每个人，无论身在何处，都能有尊严地劳动，有希望地生活，有归属地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