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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 时 | 节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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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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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仪式与文化空间:
腊八节民俗研究
王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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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节日以丰富的节俗内容、多样的节日形态,集聚了千百年来民众生产生活的经验智慧,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对节日文化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传统的地方志和“岁时记”中,都有关于节日生活的丰富记录与思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展了“十套民族民间文艺集成” 的普查和出版,节日庆典中的口头艺术和表演艺术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尽管早期的工作更多是文本的搜集、整理和出版,但在田野普查中,民间文艺工作者强烈感觉到中华文明是一个文化整体,从文化整体性而言,不能只关注某一现象。由此,部分学者在“文化自觉”观念的引导下,开始关注中国传统节日。节日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重大遗产资源,21世纪初,有学者从“节日文化”“节日庆典”“文化记忆”“节日遗产”“文化空间”等理论视角对传统节日的价值挖掘、节日创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中国节日志”于2009年起步,为我国200个左右的民族传统节日著书立志。2010年,创办了与节日文化主题相关的学术期刊《节日研究》。节日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仅是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学术界回应时代问题的重要研究课题,如何在理论和方法上为传统节日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学理上的支撑和保障,成为当下节日文化研究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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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志是中国民俗学的基本研究范式,也是中华文明自我叙事的基本方式。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延绵不绝,最重要的就是文明的自我叙事延续不断,其中,民俗志的书写传统尤其值得关注。“中国是一个重视史志的国度,自南朝梁宗懔写作《荆楚岁时记》以来,中国就形成了岁时民俗志的著述传统”,“节日民俗志是今人对社会节日的记录与描述”,也有学者将中国民俗志分成古今两类:文献民俗志和田野民俗志;一是古典民俗志,二是现代民俗志。民俗志不仅适用于当下的田野调查,其作为研究范式,同样适用于我们历史文献的考察。基于此,本文尝试用民俗志的方法对传统的腊八节民俗进行研究。
每年农历十二月初八,俗称“腊八”。民间有“送信儿的腊八粥”“过了腊八就是年”之说。腊八,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时间点,通常被视为春节的开始。巫瑞书在《“腊日”的衍化及楚地腊月节日群风俗》一文中认为新年存在两个节日群:“在我国传统节日中,有一个古老节日群,即‘十月朔’冬至节、‘腊八’, 以及‘小年’腊月二十四或二十三、除夕‘年三十’。它与民间的另一个新春节日群含‘大年’,人日,立春,元宵等,正好相互辉映,习俗久远。” 有学者认为,到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一个以腊八为起点的新年节日群。到清代,春节节日群已经和我们今天一样。腊八节是春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的重要内容。梳理腊八节的历史脉络,探究其文化内涵,并调查当下的转型与发展现状,关注腊八节俗的变迁与变化,是节日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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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日仪式:腊祭与驱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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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蜡祭和腊祭:
酬百神、祭祖先、祈丰年
“田家作苦,岁时伏腊,亨羊炰羔,斗酒自劳。”在我国传统农耕社会对时序尤为关注,有“岁时伏腊”的习俗。伏腊,原指“伏祭”和“腊祭”之日。夏有伏日,伏有伏祭;冬有腊日,腊有腊祭,后来,也以“岁时伏腊”泛指逢年过节。腊祭是我国古代重要的腊日祭祀,主要包括两种形式:蜡祭和腊祭。
蜡,是古代(特别是周代)的一种祭礼,有“大蜡”“八蜡”“蜡祭”之说。《礼记 • 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啬 而祭司啬也,祭百种, 以报啬也。”蜡所祭八神,皆与农业有关。周代以后,蜡祭祭祀的神灵有所增加,隋唐时,已增至百余位。我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丰歉事关社会兴衰,因此,上至天子,下至百姓,都十分重视蜡祭。《礼记 • 杂记》:“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 ?’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蜡祭酬百神、祭祖先,庆祈丰年,是一年中关于农事最大的祭典和节日,通常在岁终举行,皆燕会饮酒,民无不醉者。
腊祭,主要是祭祀祖先五祀。《礼记 • 月令》云:“孟冬之月……是月也,大饮烝。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冬月祭祀腊祭祖先、五祀,向天宗祈求来年的收成。
有学者认为,蜡、腊是两个不同的祭祀。《郊特牲》的蜡祭,为郊祭,是礼祭八神, 所用祭品是“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即用田中所产的谷粟杂粮。而《月令》的腊祭, 祭祀的是“先祖五祀”,是祖先之神, 祭祀在庙中举行,所用祭品则为田猎所得禽兽。 也有学者认为,蜡、腊二祭是同一祭祀, 或者说二者随着时代的发展合二为一。郑玄在《月令》“腊先祖五祀”注曰:“此周礼所谓蜡祭也。”汉代应劭《风俗通义》云:“腊,谨按:《礼传》: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汉改为腊。腊者,猎也,言田猎取禽兽以祭祀其先祖先也。或曰:腊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报功也。汉家火行衰于戌,故曰腊也。”可见,不管是秦曰腊,还是汉改为腊,“祭先祖的腊祭”,最迟在汉代,已与“祭百神的蜡祭”发生了关系,甚至慢慢合流为同一祭祀了。
古时举行蜡祭和腊祭的日子,即蜡日或腊日,起初并不固定。周时在孟冬之月举行腊祭,秦则在十二月举行腊祭,《史记 • 秦本纪》云:“十二年,初腊。”张守义《正义》:“十二月腊日也……猎禽兽以岁终祭先祖,因立此日也。”两汉时期,以腊为令节,有“年腊”之说,且有宴饮欢娱的节庆活动。《严延年传》:“母从东海来,欲从延年腊。”《元后传》:“至汉家正腊日,独与其左右相对饮酒。”汉代以冬至后第三个戌日为腊日,即《说文解字》所云:“腊,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南北朝时期,《荆楚岁时记》载,“十二月八日为腊日。” 腊日的时间逐渐固定下来,逐渐进入岁时节日体系之中,成为民众生活中重要的民俗节日,节庆内容更为广泛和世俗。不仅有腊祭,而且有假日休息和宴饮团聚等活动。
早期蜡祭八神或百神,腊祭先祖五祀,在后世的腊八节节俗都有遗存或留有痕迹。明代刘若愚的《酌中志》载:“初八日吃腊八粥。……至初八早,加粳米、白米、核桃仁、菱米煮粥,供佛圣前。户牖、园树、井灶之上,各分部之。”清代《帝京岁时纪胜》载:“家家煮果粥。……三更煮粥成,祀家堂门灶陇亩,阖家聚食,馈送亲邻,为腊八粥。”民国时期《北京指南》中载, “十二月通称腊月。初八日啜粥,曰腊八粥……五更即煮之,先祀祖,供佛,后馈亲友。送粥时必以腌菜菘菜为副。家畜之猫犬雏鸡,亦皆饲以粥。墙壁树木,则以粥抹之。”在北京的房山,“十二月八日,以各色米豆果品,作粥食之。又将粥同冰置花木果树上,以为来岁结果充实。此虽俗论,间试之亦有验之。”永平府也有同样的俗信:“十二月初八日为腊日,以米豆果肉杂为腊八粥,或遍置花木下,云来年无虫且茂。”固安的腊八节俗:“腊月八日腊八粥,必于五更以前食之。俗传食粥早,则五谷之收成亦早。”
这些俗信在民间相沿成习,腊八节要喝腊八粥,腊八粥先祭祖供佛,同时还要给家禽家畜饲粥,户牖、墙壁、树木、井灶等处,也要祭祀或抹粥。民间有俗语: “腊八粥,吃以增福。”“腊八粥,吃不完,吃了腊八粥便丰收。”祭祀先祖及百神、祈求来年的丰收、祈福增福,是腊八节一直延续的节俗意义,也是腊八节长久以来,流传延绵不绝的重要生命力所在。也因于此,腊八节的节俗功能及意义,作为重要组成部分被纳入传统春节文化整体之中。春节是后起之说,学者们在梳理春节的起源时,也都追溯早期的腊祭和蜡祭。“关于春节的由来,或说源于上古社会的腊祭。”“春节是中国最大的一个节日,已有四五千的历史,一般认为其源为上古的蜡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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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傩舞与逐疫:
驱鬼邪、纳吉祥、迎新春
远古蜡祭和腊祭举行傩舞逐疫、击腊鼓迎春等礼俗在后世腊八节俗中有所延续和发展。
腊八期间有傩舞驱疫、击鼓驱疫的习俗,即大傩。《吕氏春秋 • 季冬》高诱注:“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周礼 • 夏官》有对方相氏的记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腊日逐除,也即岁末大傩,驱疫求吉仪式相沿成习。
先秦时的大傩仪式,在腊月及其他时间都有举行。汉代后集中在腊八或除夕举行。《后汉书 • 礼仪志》“腊”对汉代腊日前一日的大傩有详细记载:“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汉代的傩仪是在方相氏率领下,将疫鬼送走。腊日举行大傩仪式,驱除人间的不吉利,反映了古代人们趋吉避凶的心愿。
汉代之后,傩仪不断发展变化。唐代傩仪又称“打野狐”,方相氏增至四人,伥子多达四百人。《敦煌遗书》中有《进夜胡词》,称驱傩者为“夜胡儿”,驱傩者大声呼叫以逐鬼。宋代,方相氏、十二兽被值殿将军、判官、钟馗与妹、土地、出丁、六甲、灶神等替代。《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 等书记载两宋宫廷傩仪情况。南宋无名氏所绘的《大傩图》描绘了盛大的傩舞活动。各种打扮的人手执法器,击鼓驱除灾疫,场面十分热闹。宋代也有打夜胡活动,《东京梦华录》载:“自入此月,即有贫者三数人为一伙,装妇人神鬼,敲锣击鼓,巡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祟之道也。”“打夜胡”在岁末腊月举行,由几个贫者化装成妇女、神鬼,敲锣击鼓,为人驱祟,沿门乞钱。“自入此月,街市有贫丐者三五人为一队,装神鬼、判官、钟馗、小妹等形,敲锣击鼓,沿门乞钱,俗呼‘打夜胡’,亦驱傩之意也。” 每到十二月,贫丐者,三五人为一队,装神鬼、判官、钟馗、小妹,敲锣击鼓,沿 门乞钱。《清嘉录》载:“月朔,乞儿三五人为一队,扮灶公、灶婆,各执竹枝嗓于门庭以乞钱,至二十四日止,谓之‘跳灶王’。”不管是“打夜胡”还是“跳灶王”,虽然已经慢慢从傩仪演变为傩戏,有的甚至成为贫丐者沿门乞钱带有“娱乐”性质的民间表演艺术,但依然保留了“驱祟除灾”“求福纳吉”的民俗含义。
腊月还有击腊鼓的活动。鼓在古代是用于祭祀的仪式用具,傩仪中也少不了。先秦时期,腊日“击鼓驱疫”仪式为后世所沿袭,上至宫廷下至民间,都有腊日或腊日前一日击鼓驱疫的习俗。《荆楚岁时记》:“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在古代,人们击腊鼓、跳傩舞以驱疫,到唐代,击打细腰鼓又演化成优美的细腰鼓舞蹈。清代有一种太平鼓活动,亦从击腊鼓转化而来,活动时间是腊月和正月。《燕京岁时记》:“太平鼓者,系铁圈之上蒙以驴皮,形如团扇,柄下缀以铁环,儿童三五成群,以藤杖击之,鼓声冬冬然,环声铮铮然,上下相应,即所谓迎年鼓也。”这里记载的太平鼓至今仍在我国北方地区广为流传,且常用以伴奏《太平年》的歌曲,寓意击鼓迎年。《燕京杂记》载: “十二月击羯鼓,或谓之腊鼓,又谓之迎年鼓。”腊鼓,击鼓驱疫祛瘟,击鼓催春迎春。“寒塘敛暮雪,腊鼓迎春早”,腊八,是一年的终幕,也是新春的序曲。腊八开始,年味渐浓,人们开始进入忙年,家家户户开始杀年猪、打豆腐、腌腊肉、采年货。腊鼓声声,人们边打边唱,载歌载舞,除旧迎新。
腊日除傩仪外,还有一系列驱疫仪式,后来也都移至除夕或元旦习俗。《荆楚岁时记》载,十二月八日“其日,并以豚酒祭灶神,沐浴祓除罪障”,我国古代有以沐浴祓除不祥的风俗。后来,此俗移至“除夕”,扫尘沐浴,寓意“除旧迎新”。
《后汉书 • 礼仪志》载,腊日前一日“设桃梗、郁垒苇茭”于门,以辟不祥。此俗源于远古神话,《山海经》载桃都山上神荼、郁垒二神人管领众鬼,后世于除夕设桃符 ( 后演变为春联 )、画门神等。此外, 腊日有杀鸡著门户驱疫辟恶之俗。《风俗通》载:
太史丞邓平说 : 腊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阴胜,故以戌日腊。戌者,土气也,用其日杀鸡以谢刑德,雄著门,雌著户,以和阴阳,调寒暑,节风雨也。
汉代杀鸡著于门户上,据说是沿袭古俗, 祠鬼神皆用雄鸡,杀鸡著门户祭鬼神、除不祥。至南朝后,杀鸡之俗演变成元旦画鸡贴于门上。
此外,腊八日有舍药之举,称为“腊药”。据《武林旧事》载,民间医生多于此日合药剂,和虎头丹、八神、屠苏等用绛囊装着分赠给人们。《乾淳岁时记》载:“十二月八日,医家多合药剂,谓之腊药。”“腊日赐宰执、亲王、三衙从官、内侍省官……等腊药……八日……医家亦多合药剂,侑以虎头丹、八神、屠苏,贮以绛囊,馈遗大家,谓之腊药。”
汉魏之后,腊日的节日活动主要是傩舞驱疫,同时又在佛寺中施粥。从我国典籍文献记载来看,腊八节是我国古代形成的节日,并不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才出现的。佛教传入中国后,腊八节被注入了新的节俗内容,特别是腊八粥的传说和施舍上,在各地又有了新的发展。从传统文献记载中,我们看到了腊八节形式多样的仪式习俗,但节日民俗背后的节日内涵却有着相对稳定性:无论是酬百神、祭祖先仪式,还是傩舞驱鬼、擂鼓逐疫,其节日内核却始终保持了祈丰年、驱鬼邪、纳吉祥、迎新春的文化功能与意义。这些文化功能和意义是腊八节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延续、发展、丰富,以及与其他节俗融合的原生力和创新力。探讨古代蜡祭、腊祭及腊八节的形成对研究我国传统的春节节日习俗有着重要意义。
二、节日饮食:腊八粥与腊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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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节庆,有其独特的饮食,即“节日饮食”。腊八节的节日饮食最有代表性的是腊八粥和腊货。古人将猎取禽兽之类的干货统称“腊”,后世也称“腊味”“腊货”。农历十二月,也称“腊月”。古时,每年腊八举行“腊八祝”,用腊(干物)祭祀八谷星神,祈求丰收。腊月人们开始腌制鱼肉鸡鸭鹅等,制作腊鱼腊肉,除禽兽之肉,有些蔬品也被称为“腊货”。
我国古代,有在腊日贮腊水、制腊肉、酿腊酒等习俗。人们相信在腊日前后做的食物经久不坏。“腊中贮水,来年治一切疾病,制饮食,腊八日水尤神。”腊八节除了要准备腊月的腊味腊货,最常见的是“腊八粥”“腊八蒜”“腊八酒”“腊八豆”“腊药”等。
(一)
腊八粥
古人每年腊日以“腊”(蔬菜瓜果干物)煮熟成粥,敬献五谷神,祈求丰收,称为“腊八祝”, 因祝与粥同音,后人将其视为腊八粥的来源。也有说腊八源于赤豆驱邪之俗,我国古代,以撒豆、吃豆粥作为驱邪之法。有观点认为,腊八节源自“赤豆打鬼”的风俗。传说上古五帝之一的颛顼氏,三个儿子死后变成恶鬼,专门出来惊吓孩子。古代人们害怕鬼神,认为大人小孩中风得病、身体不好都是由于疫鬼作祟。这些恶鬼天不怕地不怕,单怕赤(红)豆,故有“赤豆打鬼”的说法。所以,在腊月初八这一天人们常用赤(红)小豆熬粥,以祛疫迎祥。
《荆楚岁时记》载: “冬至日,量日影,作赤豆粥,以禳疫。”隋杜公瞻注文曰:“共工氏有不才之子,以冬至日死,为疫鬼,畏赤小豆,故冬至日作赤豆粥以禳之。”源于古代以红豆粥禳疫的古俗,后来不断发展,形成八宝粥。一些地方将腊八粥称为“红粥”,祭祀祖先神灵,可以避邪禳灾。《崞县志》(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载:“初八为腊八,早起吃八宝红饭。”《河曲县志》(清同治十一年刻本)载:“腊八日作红粥。”《张北县志》(民国二十年铅印本)载:“初八日谓之腊八,各家杂米、豆、粟、枣八样,熬成红粥,谓之腊八粥,以祀诸神及祖先,并将粥涂于墙壁、树木、门环等处,以禳不祥。”
到了宋朝,人们把喝豆粥之俗与佛教佛祖传说结合起来,原有喝粥驱邪之意渐渐淡化,腊八粥与佛教、佛寺的关系越发紧密起来。“腊八粥始于宋,十二月初八日,东京诸大寺以七宝五味和糯米而熬成粥,相沿至今,人家亦仿行之。”我国古代,有的寺院在腊月初八以前,由僧人到处化缘,将收集的米、粟、枣、果仁等原料煮制成腊八粥,分发给民众。据说吃了腊八粥,会得到佛祖的保佑,所以人们叫它做“僧粥”“佛粥”。南宋陆游有诗云:“今朝佛粥更相馈,反觉江村节物新。”宋代诗人王洋《腊八日南邻送粥方雪寒欣然尽》诗中也有:“腊月八日梁宋俗,家家相传侑僧粥。”《梦粱录》载,寺院称“腊八”,俱设五味粥,名曰“腊八粥”,主供僧和馈送施主。
自冬至后戌日,数至第三戌,便是腊日,谓之“君王腊”……此月八日,寺院谓之“腊八”。大刹等寺,俱设五味粥,名曰“腊八粥”,亦设红糟,以麸乳诸果笋芋为之,供僧,或馈送檀施、贵宅等家。
《东京梦华录》等书中所载,认为腊八粥起源于佛教。腊月八日煮粥施粥成为诸大寺浴佛会的重要内容。
十二月……初八日,街巷中有僧尼三五人,作队念佛,以银铜沙罗或好盆器,坐一金铜或木佛像,浸以香水,杨枝洒浴,排门教化。诸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都人 是日各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腊日,寺院送面油与门徒,却入疏教化上元灯油钱。闾巷家家互相遗送。
元明时期,沿袭了宋朝腊八节俗,腊月八日成为法定节日,官方会择地举行特定的仪式。孙国敉《燕都游览志》载:“十二月八日,赐百官粥,以米果杂成之,品多者为胜。此盖循宋时故事,然宋时腊八乃十月八日。”“是月八日,禅家谓之腊八日,煮红枣粥以供佛饭僧。都中官员士庶作朱砂粥,传闻禁中亦如故事。”元朝以后,北京的腊八节尤为隆重,宫廷腊八节供粥料、赐百官宴,民间百姓家皆仿效庵寺,熬制腊八粥,供佛祭祖,相互馈赠。“(腊月)八日……是日,家效庵寺,豆果杂米为粥,供而朝食,曰腊八粥。”“初八日,吃腊八粥,先期数日,将红枣捶破泡汤,至初八日,加粳米、白果、核桃仁、栗子、菱米煮粥,供佛圣前,户牖、园树、井灶之上,各分布之。举家皆吃,或亦互相馈送,夸精美也。”《光禄寺志》有“腊八日供粥料”的规定。“凡立春、元宵、四月八、端午、重阳、腊八日,永乐间俱于奉天门赐百官宴用乐,其后皆宴于午门外。”
明清时期,腊月八日成为佛家和民间的重要节日,城乡各地僧众及居民皆在此日煮食“腊八粥”。我们从历代笔记可以查到大量类似记载,如《帝京岁时纪胜》载,“腊月八日为王侯腊,家家煮果粥。皆于预日拣簸米豆,以百果雕作人物像生花式。三更煮粥成,祀家堂门灶陇亩,合家聚食,馈送亲邻,为腊八粥。”《日下旧闻考》载,“十二月八日,赐百官粥。民间亦作腊八粥,以米果杂成之,品多者为胜。此盖循宋时故事,然宋时腊八乃十月八日。”清代北京的地方志中关于腊八粥的记载,大体类似,也有细微差别。如康熙大兴县志和宛平县志有载: “十二月八日,先期凿冰,纳窖中。以豆果杂米为粥,供朝食,曰‘腊八粥’。”“十二月八日……是日循腊祭遗风,以豆果杂米为粥,供朝食,曰‘腊八粥’。”
腊八粥所用之食材、腊八粥的制作等,也是多种多样。因食材和制作方法的不同,腊八粥有了不同的称呼:“佛粥”“五味粥”“七宝粥”“七宝五味粥”“八宝粥”。“八日为腊八,居民以菜果入米煮粥,谓之‘腊八粥’。或有馈自僧尼者,名曰‘佛粥’。”《燕京岁时记》载,“腊八粥者,用黄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红豇豆、(去皮)枣泥等,合水煮熟。外用染红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瓤、松子及白糖、红糖、琐琐葡萄,以作点染。切不可用莲子、扁豆、薏米、桂圆,用则伤味。每至腊七日,则剥果涤器,终夜经营,至天明时,则粥熟矣。除祀先供佛外,分馈亲友,不得过午。并用红枣、桃仁等制成狮子、小儿等类,以见巧思。”
腊八粥的做法,各家不同。北京每年腊八前两天,各粮食店里有专为做腊八粥配现成的各种米豆,就叫“粥米”,各家也不十分一样。就是粥果儿,也很少雷同的。如北京同仁堂后人乐均士提及同仁堂腊八粥的秘方材料具体如下。
黄米五斤、小米五斤、白米五斤、红枣七斤、栗子三斤、糯米二斤、豇豆五斤、绿豆半斤、小豆一斤。在这九种之外,有两样附属品,是核桃、白糖。
十二月通称腊月,初八日啜粥,曰“腊八粥”盖杂各色米、豆及菱角、芡实、枣栗、莲子诸物,熟煮以为糜。外以染有红色之桃仁、杏仁、花生、瓜子、葡萄干、青红丝、黑白糖等点缀之。五更即煮之,先祀祖供佛,后馈戚友。送粥时佐以各种蒸食及小菜。家畜之猫犬鸡雏,亦皆饲以粥。墙壁树木,有以粥抹之者。
北京各地腊八粥品种繁多,食材不只有8种,有的不下20 种。民间相对朴素,食材包括杂米、豆、核桃、榛子、松子、枣、栗之类,吃的时候再在碗里铺干果色糖。腊八粥原料很多,如何搭配也有讲究:第一是讲究营养的搭配,第二是讲究色彩的搭配, 第三是讲究味觉的搭配。“腊月八,家家煮得叭嗒嗒。”在北方这一天,几乎家家都要做腊八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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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腊货
腊八日除腊八粥外,还有各种饮食及节日活动,如北方民间喜欢腌制腊八蒜。“又有于是日以蒜浸醋,封而藏之,至次年新正启食者曰‘腊八蒜’,又曰‘腊八醋’。”《春明采风志》载:“腊八蒜亦名腊八醋。腊日多以小坛贮醋,剥蒜浸入其中,封固,正月初间取食之,蒜皆绿,味稍酸,颇佳。醋则味辣矣。”另外老北京还流传一种腊八蒜,是取蒜头用竹签串起,水养在盆中,让它发出绿芽,用来作菜,也可以作冬天里的绿色盆景装饰房间。
老舍在《北京的春节》中写道:“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在这天放到高醋里,封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的。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些辣味,色味双美,使人忍不住要多吃几 个饺子。”腊月初八一早,将去皮的蒜瓣浸入醋中,装入小坛封严,一直到除夕启封,腊八蒜就算腌制完成了。泡腊八蒜得用紫皮蒜和米醋,紫皮蒜瓣小泡得透,蒜瓣硬崩瓷实,泡出的蒜脆香;米醋色淡,泡过蒜色泽如初,黄翠绿,口感酸辣适度,香气浓而微甜。
据老人讲,腊八蒜的蒜字,和“算”字同音。各家商号在腊八这天拢账把这一年的收支算出来,包括外欠和外债,都要算清楚,俗话说的“腊八算”就是这么回事。进入腊月,各家商号要清算账目,讨要欠款。为了照顾欠债者的颜面,一般不会直说,而是在腊八节前私下送去一小罐腊八蒜。因此,北京城流传有:“腊八粥、腊八蒜,放账的送信儿,欠债的还钱。”欠债的人看到腊八蒜,心领神会,也就自觉将欠钱送还。俗语说,“捎信的腊八(债主开始逼债),要命的糖瓜(腊月二十三,逼债愈急),救命的饺子(除夕夜,停止逼债)。”也因为腊八蒜有此“言外之意”,老北京临年关,街巷胡同有 卖辣菜的,但是没有卖腊八蒜的。腊八蒜不能上街吆喝,都是一家一户自己动手泡腊八蒜。
腊八腌的酸菜,是用大白菜来腌。《燕京岁时记》中载:“大白菜者,乃盐腌白菜也。凡送粥之家,必以此为副。菜之美恶,可人卜其家之盛衰。”这种风俗与冬至腌菜差不多。
腊八酒,我国各地有流传,多于腊八日煮酒饮用,以驱寒气。陆游有诗,“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腊八酒,也叫“腊脚酒”“腊酒”,腊月酿酒,敬神祭祖,招待宾朋。
腊八崇冰。在北京,腊八有“崇冰”习俗。腊月初七夜,人们要为孩子们“冻冰冰”。在一碗 清水里,放入用红萝卜、白萝卜刻成的各种花朵,用香菜作绿叶,摆在室外窗台上。第二天清早,如果碗里的冰面起了疙瘩,就预兆来年小麦丰收。将冰块从碗里倒出,五颜六色,晶莹剔透,很是好看。孩子们人手一块,边玩边吮吸。河北有的地方,腊八清晨农民一起床,便去河边、湖边打冰,将打回的冰块倒在自家地里,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庄家丰收、人畜兴旺,表达了人们期望丰收的美好愿望。
有些地方过腊八煮粥,不称“腊八粥”,而叫煮“五豆”,有的在腊八当天煮,有的在腊月初五就煮了,还要用面捏些“雀儿头”,和米、豆(五种豆子)同煮。据说,腊八人们吃了“雀儿头”,麻雀头痛,来年不危害庄稼。煮的这种“五豆”,除了自食,也赠亲邻。吃饭时加热搭配食用,一直吃到腊月二十三,象征连年有余。
我国古代典籍文献较为丰富,其中,地方志对习俗有一整套记录的传统规范。关于腊八节俗,包括腊八粥的起源、名称、食材及制作,腊八蒜、腊八酒等其他饮食,各地方志的记载既有通约性,又保留了地方独特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腊八节的标志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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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空间:以雍和宫腊八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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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有其独特的时空,正是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节日的内容得以集中呈现,节日文化记忆与文化认同等功能和意义得以不断强化。在时间上,腊八节从最初的时间不固定,到后来固定为腊月初八。在文化空间上,腊八节最初为以里社为单位,如蜡祭在郊外举行,是露天而祭,腊祭祭祀的是“先祖五祀”,祭祀在庙中举行。后世的腊八节仪式有所变化,多在寺庙或老百姓的家里举行。以下主要以《中国节日志 • 春节(北京卷)》课题组的调查资料来考察腊八节的文化空间。
(一)
雍和宫和腊八节
雍和宫位于京城的东北角,建于清康熙三十三年 (1694),原是康熙帝赐给四子胤禛的府邸,时称雍亲王府。胤禛登基改年号雍正,将王府改为行宫,名“雍和宫”。雍正之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皇帝)也诞生于此。一座雍和宫,前后两皇帝,便有了“龙潜福地”之称。雍和宫的腊八仪式,是清宫比较重要的大典之一。原料、火候、程序等都有详细的要求。《雍和宫志》记载,腊八盛典共分熬粥、供粥、 献粥、舍粥四大步。
雍和宫院内天王殿庭院的西南角,紧靠鼓楼的左侧,放有一口直径大约2米,最深1.5米左右的大铜锅,重达8吨,乾隆九年(1744)由养心殿造办处制造,是专为熬制腊八粥使用的。
传说雍正和乾隆皇帝很重视腊八节,每逢腊八他们就以敬佛为名,用雍和宫院内那口大锅熬煮腊八粥,用腊八粥供佛,请喇嘛诵经,并将粥分别赏赐各王公大臣食用。在清代,每年的腊八节,雍和 宫都要举行盛大的腊八仪式。宫廷不仅派司员“运料”,皇帝还会指派王公“监称”“监粥”。《燕京岁时记》载,“雍和宫喇嘛于初八日夜内熬粥供佛,特派大臣监视,以昭诚敬。其锅之大,可容数石米。”
清代,宫廷中煮粥是在雍和宫。《养吉斋丛录》记:“腊八日雍和宫煮粥、供粥,以亲、郡王或大颂其事。”《光绪顺天府志》又云:“腊八粥,一名八宝粥,每岁腊月八日,雍和宫熬粥,定制,派大臣监视,盖供上膳焉。其粥用糯米杂果品和糖而熬,民间每家煮之,或相馈遗。”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保存有清代各时期雍和宫熬粥的奏折,内中包括腊八日所诵经文和熬粥所用的米豆、干果、家什、木柴以及所雇人员、所用银两的数量。
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二月的奏折中,关于雍和宫熬粥应用米豆等数目如下:“广储司领用:大手帕十三个;小手帕五百六十四个,共银二百三两四钱六分八厘;官三仓领用:小米二石、黄米二石、粳米二石、绿豆二石、江米二石、红豆二石,共银三十两八钱;营造司领用:木柴一万斤、共银二十七两;办买:红枣一百斤、粟子一百斤、苓米二十斤、杏仁五斤、桃仁五斤、白葡萄二斤、黑糖一百五十斤、控米箩五个、小铁杓一百十把、白布四十尺、雇夫40名、苏拉二十名,共银二十五两八钱九分八厘,此次熬粥共用银二百八十七两一钱六分六厘。”光绪二十年(1894)十二月初八日,内务府奏折关于雍和宫腊月初八日的安排为:“熬粥应用米豆等项目:小米二石、黄米二石、粳米二石、江米二石、红豆二石、红枣一百斤、白葡萄二斤、黑糖一百五十斤、大手帕十三个、小手帕五百六十四个、木柴一万斤。”
每年腊月,清廷的总管内务府就要特派人采办五谷果料及奶油等,把一车车的粥料和干柴运输到雍和宫来。粥料的品种繁多,其中仅杂粮一项,则有小米、黄米、江米、高粱米、薏米、菱角米、莲米等;干果一项中,就有红枣、栗子、核桃仁、杏仁、花生仁、瓜子仁、榛子仁、桂圆、葡萄干、青红丝及果脯等,还要有上等奶油和羊肉丁。这些东西陆续运来,大约到腊月初五才能聚齐。初六一大早,皇帝会指派大臣会同内务府总管大臣,率领三品以上的司员和民夫来庙里,监督搬柴和搬粮。每锅粥,要下足小米十二石,杂粮和干果各百斤根据火候的需要按顺序下锅,十分讲究。熬一锅粥,费柴万斤。
初七清晨开始生火,到初八凌晨粥才能全部熬好,一共熬六锅。第一锅供佛,称为供粥。第二锅献给皇帝及宫内,这锅粥比献给佛的要讲究得多,粥上面除码上各色精美的果料之外,还得用枣泥等堆塑出寿星老人、八仙之类,象征着福、禄、寿、禧等图案。第三锅给王公大臣和大喇嘛。第四锅给文武百官,还有封装后快马送给各省的地方督抚。第五锅分给雍和宫的众喇嘛。这些称为献粥。第六锅加上前五锅剩的,就作为施舍百姓的腊八粥了。前三锅有奶油和全份的果料,后来用的料一锅不如一锅好了。光绪末年,财力匮乏,传说西太后慈禧喜欢御膳房的蜜炒腊八粥,雍和宫的供粥只熬一锅,摆放在紫禁城内的供桌上。
(二)
腊八舍粥
至今,雍和宫仍保持着腊八舍粥的传统,每年腊八举行向市民及游客免费发放的舍粥活动。雍和宫僧人往往提前三天就开始做准备工作,负责食堂的僧人和工作人员要配备各种腊八用料。初七晚上就开始熬制,经过长达半天的熬制,初八早上,一锅又一锅热气腾腾的八宝粥就出炉了。
2007年雍和宫腊八粥共用了771斤、29种原料,共计35锅,按每人一碗计算,能够满足3000 人,创造了当时腊八舍粥的历年之最。2013年1月19日 , 雍和宫照例举行了腊八舍粥,雍和宫食堂精心配备多种原料,熬制腊八粥93锅 , 共有5000余人参加了舍粥活动。2015年,雍和宫精心配备了30余 种原料,用料4000余斤,熬制腊八粥98锅,从早9点开门舍赠,至上午11时15分,共为4500余位游客信众发放了粥品。2018年,北京雍和宫共熬粥98锅,耗用各种原料合计5000多斤,有6600多人来到现场喝了“腊八粥”。2019年,雍和宫“舍粥”100余锅,舍粥8500余份。2020年,腊八粥用了32种原材料,5000余斤,舍粥100余锅、15000余份。2021年,因疫情防控,雍和宫腊八暂停开放,传统的雍和宫舍粥活动取消。2022年腊八施粥,改变了现场分粥喝粥的方式,而是提前将粥装进密封餐盒内,再发放给游客,游客领粥后需回家品尝。2023年腊八节,雍和宫舍粥11500份。腊八粥的食材清单如下。
大米、江米、黄小米、红小豆、白豇豆、白芸豆、豇豆、薏仁米、紫花豆、黄米、绿豆、瓜子仁、红芸豆、大麦米、红高粱、熊猫豆、葡萄干、桂圆肉、去皮花生米、百合、核桃仁、枸杞、红枣、白莲子、 栗子仁、白糖,共 26 种。
初八早上,腊八粥熬好后,在舍粥之前,雍和宫全体僧人都要在法轮殿诵读佛经,并将第一碗粥,供于佛前。早上开门迎客,僧人们将一桶桶熬好的腊八粥抬至雍和门院内,有僧人和寺院义工负责摆放桌子,发放盛粥的碗和勺,还有僧人专门负责舀粥。
在北京,腊八节这天,除了雍和宫舍粥,其他各寺院都用香谷和果实做成粥来赠送给门徒和善男信女们。传说喝了这种佛寺发放的粥,可以得到佛祖的保佑,因此,腊八粥也叫“福寿粥”“福德粥”“佛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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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去雍和宫求福粥
2024年1月18日(农历2023年腊八)北京雍和宫外,市民排长队领食腊八粥,人山人海,好不热闹。有人腊八来雍和宫,喝腊八粥,“为家人祈福,为自己祈福。”据说喝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福粥,能得到佛祖庇佑,拥有一年的福气和好运。清晨6点半左右,雍和宫东门外已经排起长长的队伍。我们访谈了队伍的前几名,大多是年轻人,有本地的也有外地来的,第一名是凌晨1点来的。有人有备而来,带来了便携式板凳,天气比较寒冷,有的女士特意带了暖宝宝,大家一边排队一边玩手机,也有人彼此聊天打发时间。有一位男士,是从辽宁来北京出差,听说雍和宫腊八舍粥,也专程赶来排队,打算喝完雍和宫的腊八粥再去赶中午的火车。另有一对父子,早上四五点赶来排队,未能排进前十,但已经比较靠前了。
我们在排队人群中,注意到身穿藏袍的一家七口(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三个娃),爷爷已经 87 岁了,精神矍铄,此次是专门赶过来,就为喝雍和宫的腊八粥,给佛祖上香。这一家人来自四川理塘,先去了峨眉山和乐山,后又经五台山,雍和宫是他们此行的最重要目的地。一家7口四五点钟就赶来排队,领到“福粥”后,他们坐在铜锅旁的长椅上,和其他人共享了喝粥最幸福的时光。然后,一家人出发,去天王殿上香。
来雍和宫排队领福粥的年轻人非常多,在访谈中得知,他们大多是第一次参加,都是听闻雍和宫腊八粥盛况,特来体验。在年轻人心中,雍和宫已经成为“网红打卡地”,他们来此,不仅可以喝到传说中的“福粥”,更重要的是打卡并上香求福。也有不少是年年都来的,他们中有的还自带餐盒或保温杯,每年腊八来雍和宫排队领粥,喝上一口温暖的“福粥”,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温暖、甜蜜的腊八粥是新年的开始,也是来年生活的能量补给。喝了粥的百姓们在这里许下心愿,种下希望,开始新的一年的征程。
2024年,腊八节来雍和宫的还有一群人,是互联网新媒体工作者,他们穿梭在人群中,从不同角度播报施粥现场。在互联网和自媒体发达的今天,人们不仅可以现场来雍和宫体验和品尝腊八粥,也可以选择在网上关注、共享腊八节的盛况。
在北京有句歇后语,“雍和宫的八宝粥——过午不候。”从腊八早上开始,雍和宫的僧人和寺院义工们就将熬制好的八宝粥分给大排长龙的人们。由于“僧”多“粥”少,尽管雍和宫准备了一桶又一桶的粥,但是,总也抵不过这一批又一批的人。往往,不到一上午, 就全部舍完了。腊八粥在民间互赠,作为礼物也很盛行,赠送亲友腊八粥一定要在中午之前送出去。
北京腊八节除了雍和宫施粥,其他寺院、老字号或公共活动处,如东岳庙、潭柘寺、同仁堂等也都免费派送自家秘制的“腊八粥”。在各大社区,也有组织免费发送“腊八粥”、舍粥等活动。腊八节作为腊月的第一个节日,揭开了春节的序幕。尽管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熟悉其早期的腊祭仪式,祈求丰收、驱疫逐瘟等民俗功能,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公共节日来度过,但祈求福运、感受严寒中的温暖,节日让生活更美好的体验却是始终如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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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腊八节作为我国春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春节其他节日内容,共同建构了丰富多元开放的春节文化整体,并在节日仪式、节日饮食、节日空间等文化实践方面承担了独特的节日文化功能。
我国古代不仅有“民俗志”的观念,而且有着悠久的民俗书写传统。“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人在记录、编纂民俗资料的勤奋上,在考察民俗事象的方式上,以及在叙述民俗文化的态度上,都表现了自己的民族性格。中国的民俗学,从来都是中国人用自己的眼睛、心灵、情感、人生经历和学理知识来创造的学问,是中国人自己在描述自己的民俗志。”正是这些丰富的悠久的民俗记录,为我们“文献田野”“文献民俗志”提供了可能,也为我们丰富和充实“中国人自己在描述自己的民俗志”提供了方法和路径。
“古代的民俗记录大体上可分为史志类和笔记类两大体例。”我们在腊八节民俗志研究中,也主要是从文献民俗记录来探寻腊八节的起源、仪式的变迁、节日时空的转换。在《礼记》《汉书》《后汉书》等典籍中, 我们发现并梳理出关于腊八节的相关习俗是如何以礼制的形式被规范、传承和记录。腊八节起源于古老的蜡祭和腊祭,承担了祭祀先祖及百神、逐疫驱邪、祈福纳祥、酬神迎春等节日功能。在各地方志和大量笔记文献中,我们发现,腊八节民俗中既有约定俗成的节日名称、节日仪式、节日饮食、特定的文化时空,也有丰富的细节、灵动的内容,如腊八粥除了统一的名称,也有地方性的俗 称“八宝粥”“五味粥”等。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人们在腊八节的活动既有通约性, 又有独创性,正是这些丰富多样性共同构成了腊八节文化。
结合文献民俗志与田野民俗志,对腊八节民俗进行民俗志的书写与研究,这是一次个案的尝试,也是希望能在理论上有所推进。无论是典籍文字的记录,还是我们学者在具体文化空间中田野调查所得,人们关于腊八节的感受、记忆、交流和实践,才真正构成了腊八节这一节日文化;也正是在人们对腊八节节日仪式和文化空间等维度的参与实践中,腊八节才得以延续传承并不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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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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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素珍,湖南双峰人,民间文学博士,现为中国文联出版社副编审,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出版学术总监,《民间文化论坛》编辑部主任。
长期从事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方面的学术研究与编辑工作,承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辑工作。代表性论文有《以作品为中心的民间文学体裁研究》《赞土地与唱春——我国民间说唱艺术比较研究》《从体裁学到体裁研究—— <日常叙事的体裁研究——以京西燕家台村的“拉家”为个案> 述评》《俗说、谣谚与叙事》《流动的家乡风味——饮食的记忆和想象》等多篇,专著有《地可发千祥——湘中的土地神与土地庙》《铭记家训》《礼仪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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