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肝癌，介入手术6次人财两空！我悔恨把他推上手术台。

讲述：邹天 文：风中赏叶

2021年11月 确诊

父亲右肋下隐痛了两个月，B超和增强CT的结果，把所有侥幸击得粉碎：原发性肝细胞癌，肿瘤不小，且紧贴重要血管。外科医生摇着头：“位置不好，切不干净，手术风险太大。”

另一种方案被摆到面前：肝动脉化疗栓塞术，也就是介入治疗。“通过大腿根部的血管，把药和栓塞剂直接打到肿瘤的老巢，饿死它、毒死它。创伤小，很多患者能带瘤生存不少时间。”

父亲沉默着，他这辈子没做过主刀的大决定。最后看向我：“儿子，你懂，你定。” 我说：“做。有办法就得试试。”

第一次介入：2022年1月

手术本身很快，两小时。术后反应却像一场风暴。高烧、剧痛、呕吐，父亲在病床上蜷缩成一团，黄疸让他的眼白都泛着黄。医生说这是“栓塞后综合征”，说明药物在起作用。

一周后，他虚弱地走出医院，复查CT显示肿瘤供血被切断了大半。我们像打赢了第一仗，觉得这罪受得值。

第二、三次介入：2022年4月、7月

治疗进入每三月一次的循环。每次去住院，都像赴一场已知的刑期。发烧、疼痛、乏力的流程越来越熟，父亲的耐受力也越来越差。他的头发掉了大半，食欲锐减，人迅速消瘦下去。

但复查时，医生指着CT上那片坏死的肿瘤区域说：“控制得不错，活性减弱了。” 这句话像强心针，支撑着我们走向下一次。父亲总说：“有用就行，我能忍。”

第四次介入后：2022年10月 转折

这次出院后，父亲没像之前那样慢慢恢复。腹胀开始纠缠他，起初以为是消化不良，喝了粥也胀。肚子渐渐鼓起来，像扣了一口锅，皮肤绷得发亮。医生说，是腹水。肝脏功能受损，门静脉压力高了。

我们开始和腹水作战。利尿剂让他一趟趟跑厕所，腿软得走不动，肚子却不见小。第一次抽腹水，抽出了3000毫升淡黄色液体，他暂时松了口气，可不到两周，腹胀卷土重来。

肿瘤似乎被控制着，但他的身体，正被另一种痛苦缓慢吞噬。

第五次介入：2023年1月 煎熬

这次治疗，更像一场赌博。医生谈话时提到，反复介入可能加重肝功能损伤。但我们也怕，一旦停下，肿瘤反扑怎么办？

父亲是咬着牙走进手术室的。术后反应前所未有的重。腹水猛增，即使频繁抽取，他也无法平躺，整夜半坐着喘气。黄疸加深，皮肤瘙痒让他抓出一道道血痕。他开始沉默，眼里没了光，只有深不见底的疲惫。

第六次介入前：2023年4月 我的坚持与他的顺从

主治医生私下找我谈话：“肝功能已经很差，Child-Pugh评分到了B级。再做介入，风险很高，可能加速肝衰竭。从生活质量角度看，或许该考虑支持治疗了。”

我慌了。停了介入，不就等于放弃？我无法想象自己签下“停止治疗”的字。我哀求医生：“再做一次，最后一次，试试看能不能把肿瘤压下去，肝功能我们慢慢调养。”

我转身对父亲说：“爸，咱们再做一次，最后一次，拼一把。” 他看着我，眼神浑浊，良久，极其缓慢地点了点头。那不是同意，是 精疲力竭后的顺从。是我，用儿子身份和所谓的“希望”，把他最后一次推上了那条路。

第六次介入后：崩溃

他没有挺过来。

或者说，他的肝脏没有挺过来。术后肝功能急剧恶化，黄疸指数飙升，出现了肝性脑病的早期迹象：反应迟钝，手开始不自觉颤抖。腹水成了顽固的恶魔，抽不尽，补上蛋白也没用。

最让我心碎的一幕，发生在他还清醒的时候。那天，他挣扎着要去厕所，我扶他站在洗手池前。他抬头，看见镜子里的人：眼球浑浊蜡黄，肚子高高隆起，双腿浮肿如水桶，曾经强壮的身体枯瘦如柴，布满针眼和瘀斑。

他就那么定定地看着，看了也许有一分钟。然后，喉咙里发出一声类似呜咽的、被堵住的声音，大颗大颗混浊的眼泪，毫无征兆地滚落下来。他没有哭出声，只是浑身剧烈地颤抖，眼泪汹涌不止。那是一个男人对自己身体最后尊严彻底崩毁时，无声的、彻底的崩溃。

我站在他身后，扶着他，像是扶着一座正在我眼前轰然倒塌、我却无力阻止的山。那一刻，我推他上手术台的所有理由——“延长生命”、“控制肿瘤”——都显得那么虚伪和苍白。我给他争取的，究竟是什么？

人财两空

他的生命在随后几周里迅速凋零。肝衰竭，肾衰竭，昏迷。我们花光了父母一辈子的积蓄，用尽了我的存款，还欠了债。最终，在ICU里，靠着冰冷的机器维持了最后几天体征后，他走了。

整理遗物时，我翻出了厚厚一沓缴费单、借款凭据，和六张介入手术的记录单。总花费，六十余万。换来的，是他从确诊到离世的不到两年时间里，至少一半时间在承受治疗带来的痛苦，而最后几个月，完全活在没有质量、没有尊严的煎熬中。

悔恨

我悔恨。

我悔恨自己当初那句轻率的“你定”。我悔恨自己把“积极治疗”等同于“孝顺”，把医学上的“可行”当成了必然的“应为”。我悔恨在医生已经提示风险时，依然被恐惧驱使，用“最后一次”的幻想，绑架了他最后的体力。

我更悔恨，是我亲手，一次一次，把他推上手术台。我原以为推他上去是对抗死亡的战场，后来才明白，那或许只是一条提前消耗他所有生命尊严与家庭元气的、另一形式的荆棘路。

肿瘤或许被部分“控制”了，但“人”被治垮了，“家”也被治空了。介入手术没有错，它是很多人的希望。错的是我，在复杂的医疗决策中，只听得见“可能有效”的召唤，却忽略了父亲身体发出的、越来越清晰的痛苦哀鸣，也低估了那每一次“有效”背后，家庭需要付出的惨重代价。

这张手术台，成了我对他最后的、也是最痛的辜负。这份人财两空的悔恨，比肝癌本身，更长久地噬咬着我的心。它告诉我，有些决定，看似在救人，实则可能是在以爱的名义，完成一场缓慢的告别，而代价是所爱之人最后的安宁，和一个家庭未来的喘息之机。这教训，太贵了，也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