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麾下将领，很多人终生带有徐式烙印，唯两人被粟裕神奇抹去

说到我国的开国将帅们，那可真是战功赫赫、各有所长。其中，素有“布衣元帅”称号的徐向前可谓是独树一帜。

为啥？不光是因为他为人谦逊低调，更因为徐向前有着极其突出的军事才能。

从鄂豫皖苏区到川陕根据地，再到华北解放战场，徐帅一手带出来的战将遍布全军，上至开国大将、下至中高级指挥员，不少人都曾在他的麾下摸爬滚打，练就一身过硬的打仗本领。

也正因此，徐向前的军事思想和作战风格，都成了许多将领带兵打仗的底色，也就是“徐氏烙印”。不过，其中却有两个人被粟裕抹去了“烙印”。他们是谁呢？

其实徐帅的作战风格，总结起来就三个字：稳、准、狠。这不是凭空喊出的口号，而是从黄埔军校的启蒙，到枪林弹雨的实战中一点点磨练出来的。

1924年，徐向前考入黄埔一期，系统学习了军事理论，毕业后从基层排长做起，跟着革命军南征北战，一步步摸清了战场的规律。

等到执掌红四方面军后，面对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围剿”，面对敌我兵力悬殊的困境，他更是把战术运用到了极致。

徐帅打仗，从不会逞匹夫之勇，先是求“稳”，扎稳阵脚、筑牢防线，让部队立于不败之地；再寻 “准”，从敌人的部署中找到薄弱环节，精准锁定战机，绝不打无准备之仗；最后拼 “狠”，一旦抓住机会，便集中兵力重拳出击，打歼灭战、打速决战，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除了战术精妙，徐帅更可贵的是善于带队伍、育人才。他从不会把战术藏着掖着，而是手把手教麾下将领看地图、析战局、排兵布阵，要求严格到一丝一毫。

在他的培养下，红四方面军走出了一大批猛将，每个人身上都带着鲜明的“徐氏风格”。不过，其中就有两位将军转投粟裕麾下，还慢慢褪去了徐帅的特点，融入了粟裕的战术体系。

这两人就是有着“王老虎”之称的王必成，和被唤作“拼命三郎”的陶勇。王必成和陶勇，都是从鄂豫皖苏区走出来的红军老兵，是徐帅看着成长起来的猛将。

王必成1912年出生在湖北麻城，早年接触进步思想，参加农民运动后毅然参军，1931年进入红四方面军，从通讯班班长做起，心里满是带兵打仗的执念。

他没事就研究排兵布阵，上了战场更是不怕死，杨家寨、杨平口战役中，他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在徐帅的关注和提拔下，他当上连长，终于如愿以偿指挥部队。

1933年，国民党40万大军对红军展开第四次“围剿”，王必成率部配合主力，冲锋在前、一马当先，在反围剿中屡立奇功，被火箭式提拔为指导员、营长，“王老虎”的绰号也由此而来。

等到长征的时候，他已经是89师副师长，身上的勇猛作风，完全是徐帅麾下战将的标配。

陶勇1913年出生在安徽六安，16岁参加革命，转战河南时就因敢打敢拼被上级注意到，靠着出色的游击战术当上红十一军班长。他跟随徐帅西渡黄河后，在与马步芳部的作战中一战成名。

1936年10月，陶勇率部与马家军激战几天几夜，即便寡不敌众被迫撤退，那份胆识和斗志也让人刮目相看；两个月后，在河西走廊再次与马家军相遇，他又带领部队血战好几天，最终击败敌军。

陶勇打仗，向来身先士卒，有时候甚至赤膊上阵，“拼命三郎”的名号喊遍全军。在倪家营地区，他率部追着马家军打了一个多月，歼灭敌军近万人，把徐帅教的狠劲发挥到了极致。

抗日战争爆发后，陶勇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参谋长，和王必成成为并肩作战的战友，两人彼时的作战风格，都是典型的徐氏路数：勇猛、果敢，敢打正面硬拼的硬仗。

王必成和陶勇的经历也有许多交集，他们都是鄂豫皖苏区的老底子，全程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作战和川陕苏区的反六路围攻战，跟着徐帅从基层一路打上来，战术理念和作战习惯早就已经定型了。

唯一的不同，是陶勇后来参加了河西战役，继续在战场上践行徐帅战法，而王必成则进入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深造，错过了聆听徐帅后期教导的机会，但这并不影响两人身上深深的“徐氏烙印”。

两人的战术蜕变，就是从解放战争时期的部队合编开始的。

1947年，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粟裕成为华东野战军的主要指挥员，王必成和陶勇也由此来到粟裕麾下，分别出任六纵和四纵司令员。

这是两人军事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们习惯了徐帅“稳准狠”的硬桥硬马打法，而粟裕的作战风格，却与徐帅截然不同，为他们打开了全新的军事视野。

粟裕的打仗风格，没有徐帅那样步步为营的沉稳，更多的是机动诡辩、出奇制胜，被人称作“鬼战术”。

他不喜欢打正面阵地战，更擅长统筹全局，把战场看作流动的棋局，根据敌我态势随时调整部署，讲究抢占先机、掌握主动，在运动中寻找敌人破绽，再集中兵力分割包围、逐个歼灭。

这种打法，与徐帅的“必守必攻”形成了鲜明对比，一开始让王必成和陶勇有些不适应，毕竟多年的作战习惯早已根深蒂固，但莱芜战役的实战，让两人真切感受到了粟裕战术的威力。

1947年2月，莱芜战役打响，天寒地冻、大雪纷飞，李仙洲率领5万国民党军陷入我军包围。

按照以往徐帅教的打法，王必成和陶勇大概率会正面强攻、死守防线，但这一次，他们在粟裕的指挥下，彻底改变了路数。

陶勇放弃了擅长的强攻，转而布设疑兵，迷惑敌人；王必成则撤开了原本死守的吐丝口防线，故意留出门路，诱敌深入。两人一唱一和，把粟裕的运动战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最终配合友军，干净利落地歼灭了李仙洲集团。

远在华北的徐向前得知战报后，不禁感慨：“我的拼命三郎，竟学会了粟裕的‘鬼战术’。”

这声感慨，既是对爱将成长的欣慰，也印证了两人战术风格的悄然转变。

莱芜战役后，王必成和陶勇彻底放下了固有的作战思维，开始潜心学习粟裕的战术。孟良崮战役，成为他们融合粟式战法的关键一战。

面对国民党军的王牌整编74师，张灵甫仗着装备精良，孤军深入，粟裕抓住战机，下令对74师实施合围，同时安排部队在蒙阴、沂水穿插，切断敌人的增援路线。王必成和陶勇率领六纵、四纵，采用“猛虎掏心”战术，配合友军向74师发起猛攻。

这一战，他们不再一味猛冲，而是讲究战术配合，找准74师的防御弱点精准突破，经过几天的血战，成功歼灭了这支号称“不可战胜”的王牌部队，歼敌三万余人。

经此一役，两人彻底明白，打仗并非只有正面硬拼一条路，统筹全局、灵活机动，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如果说，徐帅的战法是“以静制动、后发制人”，那粟裕的战法就是“以动制静、先发制人”。

徐帅注重阵地稳固、层层推进，粟裕则注重战场流动、随机应变；徐帅要求部队守住阵地、盯住目标，粟裕则教将领先忘掉“必守必攻”的执念，跟着战场形势走。

在粟裕的麾下，王必成和陶勇耳濡目染，加上长期的实战磨合，慢慢把两种战术的精髓融合起来。

豫东战役中，陶勇率部一日三变阵，一开始负责阻援，紧接着转为突袭，最后又投入围歼，战术切换行云流水，把粟裕的机动诡变用得炉火纯青。

王必成则学会了“虚实结合”，在战场上布设假阵地、制造假情报，诱敌深入后再突然出击，“火门诱杀”的战术还成了军队教材的经典案例。

两人之所以能成功褪去“徐氏烙印”，融入粟式战法，离不开三个关键因素。

一是粟裕的军事才华确实令人信服，粟裕打仗从不按常理出牌，却总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苏中七战七捷、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一场场胜利让王必成和陶勇打心底里敬佩，心甘情愿跟着学习。

二是两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极强，他们虽是猛将，却不墨守成规，能看清不同战场的不同需求，放下过往的经验，吸收新的战术理念。

三是长期的并肩作战形成了高度默契，从华东野战军到第三野战军，王必成和陶勇跟着粟裕南征北战，从莱芜到孟良崮，从豫东到渡江，十几年的磨合让他们能精准领会粟裕的作战意图，做到指哪打哪。

不过两人也并没有彻底抛弃了徐帅的战法，而是把徐帅的“稳”和粟裕的“活”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作战风格。

陶勇虽然学会了机动穿插，却依旧保持着徐帅要求的细致，在阵地防御上从不含糊，这份稳扎稳打，还是徐帅的底子。

王必成虽然擅长虚实结合、出奇制胜，却依旧保留着勇猛的作风，关键时刻依旧敢打敢拼，把徐帅的狠劲和粟裕的奇谋结合得恰到好处。

说到底，不管是徐帅的“徐氏战术”，还是粟裕的“粟式打法”，都是在战火中练就的智慧，而陶勇和王必成的改变，也只是为了适应战场。

他们都是为了祖国的解放，都是值得我们敬佩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