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赢了第一次长沙会战？双方战报相差十倍，日军将领自己都没底！

日军狼狈地撤退，表明中国军队已经取得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作为这次会战的指挥者，薛岳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在赵子立等参谋人员的簇拥下，一口气登上岳麓山最高峰。喘息刚定，他就对身边的人说道：“日本人逃跑了！我们胜利了！”

薛岳性情沉稳，平时话语不多。但长沙会战的胜利，一时改变了他的习惯，因为他怎么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薛岳如此兴奋，自有他的理由。这次胜利，是他押上性命才取得的。最高统帅明令不守长沙，他却大胆抗命，违背蒋介石的意图，在湘北摆开了战场。如果这一仗打败了，也许他真会实践诺言，一死以谢天下。因此，长沙大捷可以说是他的重生。

而实际上，薛岳以自己的生死来赌输赢，也只是一时的意气用事，在他和白崇禧争执时，在他在电话里跟宋美龄交谈的那一刻，他对于自己究竟能否守住长沙，心中并没有绝对的把握。因此可以说，他为了能够贯彻自己的意图，的确是冒了很大的风险。

现在，会战的结果按照他的意志实现了。日本人不敢贸然深入他的包围圈，仓促地退回了原防地。中国守军虽有较大的伤亡，但日本军队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薛岳戴上胜利者的桂冠，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

长沙会战，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采取的第一次攻势，其结果是，日军放弃了在进攻中占领的地区，迫不得已恢复到会战前的态势。

从确定日军开始撤退的那一刻起，薛岳就感到胜利的气息扑面而来。他立即向军事委员会报告：

日军分三路进攻长沙，我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予以痛击，敌伤亡惨重，向北溃逃。

显然，薛岳的这份电报是一份捷报，但上面还没有出现“大捷”二字。首先使用这个词语的是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他在电文中提出了“湘北大捷”。薛岳看见这种提法，不禁心中一动，洞悉了下属对会战结果的反应，知道该是庆祝胜利的时候了。

这次会战，虽然没有按照薛岳预期的结果发展，未能围歼日军主力于长沙城下，但从节节抗击到追击截杀，毕竟杀伤了日军几个主力师团的兵力。当一车车战利品运进长沙时，老百姓热泪滚滚，浏阳爆竹的硝烟裹挟着从前线硝烟中凯旋的官兵们。

薛岳认为，这就是胜利，是蒋介石和全国民众在心理上极其需要的胜利。想到这里，他不禁有些佩服关麟征的敏锐了。

于是，他在此后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称：长沙会战取得重大胜利。

几乎就在薛岳给蒋介石发报的同时，陈诚和统一指挥南方战场的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的报捷电报也呈现在蒋介石面前。

接到胜利的报告，蒋介石心情的激奋，绝不亚于他的下属。他的内心已经原谅了薛岳的抗命，为这次意外的胜利而欢欣鼓舞。

他给薛岳发了一份洋溢着喜悦的祝捷电报：

此次湘北战役，歼敌过半，捷报传来，举国振奋，俱是指挥有方，将士用命，无任嘉勉，所有此役有功人员，希切实查明评报，其死伤官兵，并应查报，以凭奖恤。

几天之中，薛岳收到各界的许多贺电和贺信。对他而言，有委员长的这份电报，他就心满意足了。

当然，自从9月下旬开始，长沙会战的战况就源源不断地传到重庆。经过广播电台和报刊的广泛传播，已经传遍了全国各地。

在抗战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国人听到这样一个振奋人心的胜利消息，自然是举国欢腾。陪都重庆接到有关湘北前线的每一个捷报，全城就会响起连绵不绝的爆竹声，喧闹昼夜不停。

“双十”节的来临，倍增了长沙大捷的喜庆。这就是当时有人说过的“双十重庆庆重庆”。

香港《星岛日报》驻重庆记者黄薇挥笔写就《战时首都庆祝双十庆祝大捷》一文，记述了重庆的喜庆气氛：灿烂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整个山城飘扬着，温暖的阳光从重重的浓雾中露出了光辉的笑脸，它庆贺我们的双十节，象征着我国抗战经过长期艰苦奋斗之后的光明前途，人们的心在喜悦着。

街道上，松柏缀成的牌坊，好像凯旋门似的显出它的雄姿，庆祝国庆暨庆祝湘北大胜利的几个金字，向着行人发出了辉煌的光芒，使得每个人欢欣鼓舞，使得每个人坚决必胜信心。各色各样的标语画报，贴满了大街小巷，每家商店门口，存留着前天贴下的庆祝湘北空前大胜利的红纸条：“我们以歼灭日人来庆祝二十八年的国庆日。我们更要以最后的永久的胜利来庆祝二十九年的国庆日！”

外国记者团的见闻

中国政府对于长沙大捷的宣传，引起了外国记者的注意。他们向重庆政府提出，要求赴湘北地区实地采访。

对于这一次大张旗鼓的宣传战，中国方面并不心虚。于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率领一个外籍记者团，浩浩荡荡开往湘北。

薛岳指定由赵子立接待外国记者团，赵子立自然不敢有一丝马虎。他是一位谋略型的人物，他赢得薛岳的信任，是因为他在几次作战的关键时刻，为薛岳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意见，使薛岳摆脱了困境，因而成为薛岳的智囊。

这一次接待外国记者团，薛岳自己不便出面自吹自擂，便将这项任务交给赵子立，相信他能把事情办得非常圆满。赵子立自然明白薛长官的心思。他在外国记者团到达之前，非常认真地做好了各项准备。

记者团到达长沙的那天，阳光灿烂，天气宜人。来自哈瓦斯社、合众社、美联社、纽约《泰晤士报》、塔斯社等新闻媒体的记者们，经过旅途劳顿，在长沙下车，立刻眼前一亮。赵子立组织了一支威武雄壮的军人队伍，在长沙东门外二里牌的战区长官部门前迎接，给记者团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

接着，赵子立要让记者团看到最有说服力的事实。一行人稍事休息以后，他领着大家参观日军俘虏，并允许他们拍照和采访。在这边忙完之后，又领着记者团参观战利品。

赵子立指着几摞堆得高高的日本军刀、刺刀、军帽、军服、子弹袋和太阳旗，对记者们说：“奉薛长官指示，诸位记者女士先生们难得亲临抗日最前沿，这些战利品，你们每人可以随意选一件，作为我们第九战区奉送的纪念品。”

赵子立话音刚落，记者群里立即发出一片欢呼。

这群来自异国他乡的记者们，早就听说日本人攻城略地，无往不胜，大和民族军人不可战胜的神话，已在他们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象。来到第九战区，对于中国军队宣称的胜利，他们是心存怀疑的。但是，他们刚刚亲眼看到了日军俘虏，并且做了采访，正在扭转自己的印象，现在听说能够拿到一份中国军队的战利品作为纪念，立刻感染了胜利的气氛。何况，他们把纪念品带回去，可以对同事和家人们津津有味地讲述来由，是非常令人兴奋的。

薛岳人未出面，已经先声夺人，以过硬的真实说服了这群见多识广的记者。

薛岳正式和记者见面时，身着戎装，表情严肃。他那自然流露的军人气质和颇有气势的谈吐，立刻赢得了外国记者的尊重。这些外国人不得不在心中承认，眼前的薛岳将军，是一位标准的军事指挥家，不失英武和儒雅。因此，中国军队在他的指挥下打了胜仗，是非常令人信服的。

这还不算什么。第九战区还要向记者们展示战地现场。第二天，一个由二十多辆汽车组成的车队，从长沙城内出发，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向北驶去。这个车队由卡车和吉普车组成，卡车上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官兵，车头架着机枪。中间的一辆吉普车上，坐着薛岳和他的随员。

薛岳真是疲劳极了，车一开他就闭目养神，一路上都是半睡半醒。

汽车的速度非常缓慢。车下的公路是仓促间修葺的，原本是日军进攻时开挖的通道，日军撤退后中国军队和民工赶忙修了一下，路况十分糟糕。湘北现在已经没有好一点的公路，因为在会战前，薛岳组织民众毁路还田，这个土办法有效地限制了日军战车和重型火炮通过，大大削弱了日军的攻击能力。

车子狠狠地颠簸了一下，薛岳挺直身子，睁开眼问道：“到什么地方了？”

坐在司机旁边的赵子立扭头回答道：“唐田，一半路程了。”

唐田，一个小地方。但不要小看这些小地方，他们正在前住的福临铺也是个很小的地方，它和原来默默无闻的新墙河一样，不但上了全国各大报纸的，而且就要扬名国外了。

薛岳想着想着，又闭上眼迷糊起来。

终于，赵子立轻轻地将他唤醒，与此同时，汽车减速，慢慢停稳。薛岳赶紧打起精神，整理了一下军装。他看见了福临铺，碧水青山之间的一个小镇。今天，在这个小镇上，将要举行一个特殊的仪式。这些天里，他被鲜花、镁光灯、掌声和赞扬弄得头昏脑胀，很需要这样一个活动，让自己沉下心来，仔细地思索战争和胜利的真正含义。

关麟征、张耀明和覃异之等人在车下迎接。这是一个特殊的场合，人们平静地敬礼、还礼，简短地相互问候，没有一句寒暄。

部队已在一座向阳的山坡前整齐肃立。几千名官兵像年轻的丛林般站立，他们穿着整洁的军装，钢盔乌亮，绑腿打得紧紧的，如同马上就会出发远征。

青山之阳，一座崭新的墓碑矗立着。

呢制军服笔挺、将星闪亮的军官们在薛岳的带领下，手托军帽，缓步登上台阶。

铭联：比家山千秋不朽，福临铺一战成功。

碑文：长沙地控南北，兵家必争之地，倭寇图之久，营长史思华奋战比家山，与全营壮烈牺牲。一九五师阻击福临铺，寇北退，长沙无恙，烈士之功不朽矣！

铭联和碑文上的书法刚毅劲道，出自第一九五师师长覃异之之手。

将军们低下头，为死去的烈士默哀，三鞠躬。一百名士兵整齐地向长空鸣枪。

枪声如雷、如雨，在天地间久久回荡。

外国记者团参观了湘北的一些战场。一望无垠的大地和刚刚褪去战火仍弹痕累累的昨日战场，厮杀的景象还没有消去，随处可以俯身拾得弹片弹壳，这样的一种氛围，让记者们发出一阵阵惊呼。

记者们参观了史思华营的墓碑，与此同时，他们得知，在福临铺一个小村落里，一个普通的农家，举行着另一场祭奠。这个中华民族的古老仪式，引起了记者们的兴趣。

走进这家农舍，看到土墙草顶的三间房。这是李觉军第十九师第五十五团第三营少校营长罗文浪的家。会战结束了，罗文浪请假回来奔丧，祭奠他那在江西战场捐躯的长兄。他的长兄名叫罗荫浓，牺牲前是一位副团长。

遗体早已在战场掩埋，墓碑立在江西修水的漫江。但在他家乡的这所低矮的房屋里，家人为他设了灵堂。

遗体不在这里，也就没有棺材，只有供奉在桌上的灵牌。几炷香袅袅升腾，绕着死者生前穿过的衣物。

罗荫浓于1926年投身国民革命军，三年后，他还只有二十岁，就当上了少校营长，人称“少年营长”。又过了八年，他在1937年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仍然是个营长。他是血战台儿庄的英雄。战前，他激励官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国家正处在危亡之际，我们都是保卫祖国的军人，正是我辈誓死报国，洗雪百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耻辱之良机。我们要共同勉励，誓死歼灭侵犯我国疆土之日寇！”

战斗中，他身先士卒，率部死守阵地，用刺刀与日军肉搏，最后身负重伤。

长沙会战开始，罗荫浓已升任中校副团长。在江西北部甘坊以西青岭一线与日军的激战中，团长负重伤，他代替指挥全团。在派出分队向山顶日军机枪阵地攻击时，他为了减少攻击部队伤亡，把日军注意力引向自己，带头高呼：“冲啊！杀啊！”

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军人杀声震天，眼看就要攻上山顶时，罗荫浓忽然被日军的子弹击中，壮烈殉国。

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已经哭哑了嗓子，欲哭无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凄楚，撞击着每个人的心。罗文浪和他也在部队当兵的弟弟，一身戎装，臂挂黑纱，站立在母亲身后。

村里乡亲前来凭吊者络绎不绝。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家庭对于一个普通中国军人的祭奠，这里没有哀乐，没有花圈，但仍然唤起了人们无尽的哀思，使人们感受到了一个民族的仇恨和沉痛。

漂洋过海而来的记者们，心情沉重地走出这个普通的农家，走向下一个参观点。

他们踏进关麟征集团军总司令部，电报的“嘀嗒”声，挂在墙壁上的巨幅作战地图，连同图上的红蓝箭头，如同一股热浪，把战时的气氛带给每一个人，记者们立刻换了一种心情。

眼前的关麟征将军，不修边幅，将军肩章佩戴在布衣军服上。他不善言语，性情刚烈，但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他指点着军事地图，介绍作战情况，仿佛又沉浸在已经过去的战斗中。他的描述简明扼要，令人感觉十分真实。

走上新墙河战壕连着战壕的防线，记者们看到中国的士兵们身着土布粗衣，但是情绪非常高涨。记者们还到了已经闻名中外的新墙河边，把手浸在冰凉的河水中。他们在河滩上看到了斑斑的血迹。

经过实地考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著名的报人董显光电告重庆各界：

湘北之捷决非台儿庄胜利可比拟，盖台儿庄战役范围较小，其战果仅为保持据点之胜利，而湘北一役，关系湘鄂赣全局。

由新墙河、鹿角市至武宁之战线，长达七百华里，合二百五十英里，其战线之长与范围之广，在世界各战史上实属重要地位，而我军扼守此线，拦击敌人，使之不敢越雷池一步，确为一伟大的战斗序列！

实地走了一圈的各国记者，各自拍发通讯电报，除了报道证实湘北大捷确有此事，还报道了小乡村农舍里所设的灵堂。自然，他们不会忘记用生花妙笔描写薛岳将军，以及与薛将军风格迥然不同的关麟征将军。

战果与牺牲

凡是读过武汉会战中万家岭战役那一段战史的人都知道，冈村宁次在薛岳面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手下败将。在后来的南昌会战中，冈村费尽心思，似乎扳回了一局。至于第一次长沙会战，究竟是谁胜谁败，双方在宣传战中颇有一番争执。所不同的是，薛岳所宣称的胜利，得到了己方最高统帅的认可，而冈村宁次就没有这么幸运。

那么，第一次长沙会战，究竟是中国人打胜了，还是日本人打胜了？按照赵子立的说法，这是一个平局。他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长兼作战科长，解放战争后任全国政协常委。他在1984年撰写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此次会战，我军是逐次抵抗，且有既设阵地可供利用；日军是攻者，常暴露于我阵地之前，其伤亡不会比我军少。据实而论，只能算是一个“平局”。说是“长沙大捷”，有些夸张。

但是，从中国方面公布的会战双方伤亡数字来看，中国军队应该是取得了很好的战果。根据1939年10月31日公布的《第九战区长沙会战人员伤亡失踪统计表》，第九战区在这次会战中伤亡四万多人。

《第九战区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中公布的日军伤亡数字为三万多人。

一些学者对这个统计数字是持支持态度的。曾任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任的张宪文教授，在他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丛书·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中写道：

此次会战……中国方面参战的有三十二个步兵师、三个挺进纵队，约二十四万人；日军参战的有四个师团、两个步兵联队、两个炮兵联队、一个工兵联队，共约十万人，并有海空军配合。战斗结束时，中方伤亡、失踪达四万零二百九十三人；估计日军伤亡约三万多人，物资损失双方均严重。战斗结束，两军都回到原有阵地。因此，就会战局部而言，双方未分胜败。但从抗战的全局而言，却是对中方有利。

不过，湘潭大学历史学者石柏林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有关资料以及台湾、日本方面公布的有关资料综合统计后认为：

日军参战人数：近十万人；死伤人数：三千六百人；国民党军参战人数：约三十万人；死伤人数：三万余人。

既然可供采信的统计数字存在如此大的差别，那么对于谁胜谁败，似乎是很难做出决断了。我们有理由担心，试图厘清这些相距甚远而早已在历史烟尘中变得模糊了的数字，由此来判别胜与败，显然无法得出中肯的结论。也许我们应该采纳张宪文教授的说法：从中国抗战的全局来看，会战的结果对中国方面是有利的。

日本方面在长沙会战之后做出的反应，也可以供我们分析这次会战的胜负。在重庆政府大肆渲染捷报时，日本设在武汉、南京、北平和伪满洲国的广播电台，也在不遗余力地吹嘘他们的战果：

此次湘赣作战之中，英勇的皇军深入湘北地区百余千米，扫荡反和平之武装，击溃华军中央系主力，取得伤亡敌军四万余之重大战果，实为推进圣战胜利之至重要之一役。皇军达到既定作战目的之后，已胜利凯旋······

显然，冈村宁次给西尾寿造大将呈递的作战报告，也是一个大大的捷报。但是，他的捷报未能充分地说服他的这位上司和远在日本国内的裕仁天皇。日本军部显然也听到了中国政府在宣传长沙大捷，于是怀疑冈村的报告里掺了水分，层层查问下来，冈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说明他原定的作战意图，并且解释说他是在达到了作战目的以后才有计划地命令部队撤退。

为此，冈村宁次气得几天寝食不安，情绪低落，他上书西尾寿造，向上司诉苦：

中国派遣军之编成，颇使敌人震撼，于我总司令官到任之后，发动赣湘作战，实无言之声明。敌虽已决心放弃长沙，而我军竟未加攻略，即恢复军原来态势。此不啻号召敌人反击，对其作战军师予以鼓励，努力于提高士气。因此，今后当进攻作战之际，一旦攻占要地，则必须予以确保·····

由此可见，包括冈村宁次在内，日军方面对于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结果，的确没有胜利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