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向中国妥协！航发巨头宁愿裁员9000人，也要走日本铃木的老路

2026年1月，北京首都机场附近一座新的航空发动机维修工厂即将投入运行。这座由罗尔斯·罗伊斯（Rolls-Royce，以下简称“罗罗”）与中国国航合资建设的工厂，看似是一次普通的商业合作，实则是航空动力领域一场持续数年的“攻防战”的阶段性成果。若将时间拨回至2020年前后，罗罗正深陷亏损与技术危机的双重泥潭，面对中国抛出的合作橄榄枝，这家百年老牌企业却选择了“宁死不屈”的强硬态度，拒绝在核心技术层面让步。如今，局势已悄然变化，罗罗以“维修服务”为切入点重新进入中国市场，背后是政治约束、供应链依赖与商业利益的复杂博弈。这场博弈不仅关乎一家企业的命运，更折射出全球航空动力产业格局的深刻调整。

2020年：拒绝合作的背后是“生死抉择”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航空业遭受重创。航班量骤降70%，罗罗的核心盈利模式——按飞行小时向航空公司收取服务费——瞬间崩塌。短时间内，公司亏损超过50亿英镑，现金流压力如泰山压顶。与此同时，其特伦特1000发动机因叶片腐蚀和裂纹问题陷入质量危机，导致波音787机队部分停飞，赔付与整改成本累计高达22亿英镑。双重打击下，罗罗濒临破产边缘。

就在此时，中国向罗罗抛出了“救命稻草”：中国大飞机项目与未来宽体机需求被视为巨大市场，长期可能涉及上千台发动机的潜在订单。中国提出的条件包括在中国建设产能、推进技术本地化，甚至涉及三转子架构等关键技术。对罗罗而言，这意味着若想换取中国市场，必须在核心技术上做出重大让步。然而，罗罗管理层选择了拒绝。

这一决定的背后，是比商业利益更复杂的外部约束。罗罗虽为英国企业，但在关键材料（如高温合金）和部分核心供应链上高度依赖美国。若美国对其施加出口限制或技术禁令，罗罗的生产和交付可能立即停摆。对一家制造业企业而言，被美国“断供”不是利润下降的问题，而是业务可能被迫终止。因此，罗罗需要在两种风险中做出选择：一是拒绝中国市场，承受更长时间的财务困难和内部调整；二是接受对华技术合作，触发美国的供应链和政策打击，导致关键材料或技术无法获得。最终，罗罗选择了前者，代价是大规模裁员（约9000人，占员工总数的15%）、出售盈利的西班牙子公司ITP Aero（换回16亿英镑现金），以及错过更早进入中国大飞机生态的机会。

2026年：务实合作下的“有限突围”

时间进入2026年，局势已发生微妙变化。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商业动作更加务实，通用电气（GE）甚至出现订购C919的计划，显示出商业利益正在推动企业跨过政治阻力。与此同时，中国国产大推力发动机CJ-1000AX的研发加速推进，目标在2030年前后实现取证量产。国产发动机的进展意味着，国际发动机厂商在中国市场的不可替代性将逐步下降，未来谈判中的主动权也将向中方倾斜。

在这种压力下，罗罗选择了以“较低敏感度”的方式重新进入中国市场。2023年起，罗罗与中国国航推进合资合作，落点不是核心技术转让，而是发动机维修与服务。2026年1月，首都机场附近的合资维修工厂即将投入运营，对罗罗而言，这是在不触碰最敏感技术底线的情况下，尽可能抓住中国航空市场增长机会的现实选择。对中国航空业而言，本土化维修能力的提升能缩短维修周期、降低成本、提高机队保障效率，同时增强产业配套能力。

然而，罗罗的“最佳窗口期”已经过去。2020年前后，若能在更深层面形成绑定，罗罗可能换来更长周期的市场份额与合作深度。如今，它只能从服务环节切入，维持存在感，同时面对国产发动机逐步成型带来的长期竞争压力。从结果看，罗罗在政治和供应链约束下保住了与美国体系的兼容性，避免了在最危险时期触发更严重的外部限制，从而“活了下来”。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大量员工流失、优质资产出售，以及在中国市场的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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