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全球民航体系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遭遇断崖式冲击,航空产业链全线承压,多家国际航企与配套巨头陷入前所未有的经营困局,部分头部企业甚至濒临系统性停摆。
英国老牌动力系统制造商罗尔斯·罗伊斯(简称“罗罗”),正是其中处境最危急的代表之一。
仅上半年便录得54亿英镑净亏损,市值缩水逾五成,账面可用现金急剧萎缩,银行授信收紧、供应商暂停交付、信用评级连遭下调,企业生存红线被反复拉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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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方递来的技术协同与资本支持方案,罗罗并未顺势接住这根“浮木”,反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险的自救路径。
公司启动大规模组织收缩,裁撤9000个岗位,剥离核心资产回血,甚至甘愿承受资不抵债的极端风险,也未向中资合作敞开大门。
一家拥有百年积淀的工业旗舰,为何宁可自削筋骨,也不愿接纳这份诚意十足的战略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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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背后的两大顾虑
罗罗此次决策,并非情绪化排斥,而是基于现实权衡后的审慎取舍。
其深层动因,既植根于长期技术主导形成的路径依赖,也受制于跨大西洋安全架构下的结构性约束。
先看技术维度的“护城河焦虑”。
自1906年创立以来,罗罗始终以航空动力系统为立身之本。一战时期的“鹰”系列活塞发动机、二战中驱动“喷火”战斗机的“梅林”引擎,均在关键历史节点上重塑了空中力量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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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其遄达(Trent)系列高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已成为空客A350、波音787等新一代宽体机型的主力选配,与美国通用电气(GE)、普惠(Pratt & Whitney)共同构成全球民用航发“铁三角”。
高压涡轮单晶叶片定向凝固工艺、陶瓷基复合材料(CMC)热端部件等核心技术,凝聚着数代工程师的持续攻坚,是企业市场话语权的根本支撑。
内部评估报告明确指出:若开放关键技术联合研发,凭借中国制造业的工程转化效率与产业协同能力,相关壁垒有望在十年内被实质性突破,届时其高端产品溢价能力将大幅削弱。
对这类技术密集型巨头而言,知识产权即生存底线,宁可承受短期阵痛,也不愿动摇长期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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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地缘维度的“阵营绑定效应”。罗罗并非纯粹商业实体,而是北约防务供应链的关键节点,其高温合金涡轮盘、特种轴承等三成以上核心部件,采购链条深度嵌入美国军工体系。
彼时美方通过《国际武器贸易条例》(ITAR)向罗罗发出明确警示:任何涉及敏感技术的对华合作,都将触发出口管制升级,直接导致其被纳入“实体清单”,并永久丧失F-35配套、P-8反潜机动力等北约军用订单。
相较破产风险,失去西方战略伙伴信任所引发的供应链断裂与市场禁入,后果更为致命。拒绝中方邀约,实为维系既有阵营身份的被动防御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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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特别指出的是,中方当时提出的合作框架极具针对性:首期注入200亿元人民币专项研发资金,并锁定中俄联合研制的CR929宽体客机项目,承诺十年内采购5000台配套发动机。
按当时市场均价测算,该订单年均贡献营收超十亿美元,足以覆盖罗罗全部研发投入及基础运营支出,堪称雪中送炭式的精准纾困。
但罗罗董事会历经47天激烈博弈,最终以7票反对、5票赞成的微弱差距,否决了这一合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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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沉重:裁员、卖厂
拒绝对华合作后,罗罗财务状况加速恶化。
2020年5月20日,公司正式宣布全球裁员9000人,占员工总数近17%。
总部所在地——英国德比郡小镇首当其冲,数千名资深航空工程师集中失业,当地主流媒体紧急编制《技术人才再就业服务手册》,区域经济活力骤然失速。
人员精简尚不足以缓解燃眉之急,罗罗被迫启动大规模资产处置计划以换取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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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子公司ITPAero以16亿英镑作价转让;新加坡、加拿大等地的制造基地陆续关停;旗下能源业务板块更以象征性价格8英镑打包出售,被业内称为“工业遗产清仓式甩卖”。
即便如此,资金缺口仍未弥合。
2020财年税前亏损达40.3亿英镑,总负债规模攀升至38亿英镑,股价较疫情前峰值下挫73%,信用评级被连续下调至投资级边缘。
催款电话密集涌入财务部门,上游供应商普遍要求现款现货,多家长期合作航司开始启动替代动力源评估,市场份额呈现持续性滑坡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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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关键的是,罗罗独特的商业模式放大了系统性风险。
其收入结构高度依赖“按飞行小时付费”(Power-by-the-Hour)模式,该业务曾贡献整体营收的60%,本质是将发动机全生命周期维护责任打包销售。
疫情导致全球航班量骤降90%,大量飞机长期封存于停机坪,维修服务收入几近归零,现金流链瞬间断裂。
与此同时,中国民航业率先实现复苏,国内客运量于2020年下半年即恢复至疫前七成,C919大型客机研发进度未受明显干扰,国产航空动力体系建设步伐持续加快。
罗罗只能眼见这片最具增长确定性的新兴市场加速扩容,却因自身战略抉择而错失入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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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主流财经媒体《金融时报》当时刊文评述:“罗罗放弃的不是一笔交易,而是穿越周期的生存支点。”
为维持基本运营,罗罗最终转向英国政府寻求支持,获批总额30亿英镑的担保贷款,并通过增发普通股、发行中期票据等方式完成融资,暂时规避破产危机。
但代价同样显著:原有股东权益被大幅稀释,重大经营决策需接受政府代表监督,这家百年工业标杆的独立性与战略自主权已不可逆转地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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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态度,两级反转
现实压力倒逼战略转向,罗罗对华立场逐步发生实质性松动。
驱动这一转变的核心变量有二:一是自身经营压力持续加剧,二是中国航空工业崛起速度远超预期。
罗罗很快意识到,欧美航空市场复苏节奏明显滞后,直至2024年才勉强恢复至疫情前水平,耗时长达四年。
而中国市场则呈现强劲韧性:C919成功投入商业运营,累计订单突破1200架;CR929项目稳步推进,已完成全尺寸机身段制造;全国机场旅客吞吐量于2023年即实现正增长,成为全球唯一保持民航运输量连续三年上升的主要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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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罗罗警觉的是,中国航发自主研发进程提速明显。
早在2017年,中国航发集团已正式启动CJ-1000系列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研制,初期仍持开放合作心态,期待通过技术引进缩短攻关周期。
罗罗的断然拒绝,促使中方彻底转向全自主路线,集中优势资源攻克“卡脖子”环节。
多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实行“三班倒”轮值机制,高温合金涡轮盘、单晶叶片定向凝固、数字孪生健康管理系统等关键技术相继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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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8年完成初步概念设计,到2023年CJ-1000AX验证机通过高温部件地面台架考核,推力稳定输出130千牛,完全满足C919干线客机适航需求。
单晶叶片一次合格率由早期不足10%提升至65%以上,具备规模化量产条件。
该型发动机不仅燃油消耗率降低5%,大修间隔延长20%,更因国产化率超80%,整机采购成本较进口同类产品下降逾50%,对航空公司形成显著成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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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国产航发技术快速迭代,叠加自身业绩持续承压,罗罗管理层终于调整姿态。
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罗罗主动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宣布在北京临空经济区共建航空发动机大修中心。
该项目总投资22.42亿元,占地8万平方米,标志着罗罗对华策略出现根本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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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底,由双方各持股50%的北京航空发动机维修有限公司(BAESL)正式投产,首期聚焦遄达700型发动机大修业务。
规划显示,2026年首批8台发动机进厂检修;至2034年全面达产,年处理能力达250台,单台大修费用约500万美元,满负荷状态下年营收可达12.5亿美元。
但此次合作已非昔日平等对话,更多体现为罗罗在全球市场格局重构下的务实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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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罗罗中期财报显示,公司虽借欧美航线回暖实现扭亏,上半年净利润达17.1亿英镑,但中国市场营收占比仅为25.3%,显著低于管理层此前设定的35%目标。
同期,中国航发CJ-1000A发动机已在运-20平台完成高空飞行试验,2025年内完成全部地面适航验证,预计2029年前后实现批量交付。
C919订单持续增长,国产动力配套进度同步加快,罗罗赖以立足的技术代差正在被系统性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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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2020年“宁可清算也不让渡技术主权”的强硬姿态,到2025年主动来华共建维修基地的战略回调,罗罗的轨迹折射出传统工业巨头在时代变局中的认知跃迁。
它印证了一个朴素真理:关键核心技术无法靠购买获得,亦无法凭施舍获取,唯有扎根本土、持续投入、久久为功,方能在全球竞争中赢得真正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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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罗的经历也为全球高端制造企业敲响警钟:当技术扩散速度加快、市场重心持续东移,固守旧有思维定式与阵营惯性,终将错失结构性机遇,被更具适应力的新势力所超越。
开放协作不是退让,而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再定位;主动融入不是妥协,而是重获增长动能的关键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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