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华国锋与1977年恢复高考决策

1977年10月，中央恢复中断十多年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这是一个惠及国人的重大举措，常常被人纪念。当事人有不少回忆，研究者也多有涉猎。基本叙事脉络是：时任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倡议，邓小平拍板，或曰“一锤定音”。

这个脉络对不对？不能说不对。但是，这种历史叙事，是典型的单一性原则，无法涵盖史料的多元性和历史的渐进性。

“史料的多元性”，是指同一历史事件记录的多重性；“历史的渐进性”，是指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过程中的顺序性。就恢复高考这一历史事件来说，史料的多重性被忽略，历史的渐进性也被遮盖。

恢复高考，是两次会议的结果。第一次会议，就是人们熟知的1977年8月6日的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也就是查全性发言的这次会；第二次会议是1977年10月5日，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教育部决定恢复高考的招生意见。前一次会议的主角是邓小平，后一次会议的主角是华国锋。但在各种叙事文本中，史料的多重性被单一性取代，只见第一次，第二次基本不见。就历史的渐进性而言，在8月6日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之前，教育部的招生意见中，已经向恢复高考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也并未被重视。

历史的渐进性

1966年运动开始，大学停止招生，高考一词不再。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所写的编者按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就是著名的“七二一指示”。

1970年，为落实这个指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规定：高等学校恢复招收新生，招收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如何招生？废除考试实行选拔；选拔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著名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历史转折开启，各行各业开始拨乱反正。但是，历史具有强大的惯性，“两报一刊”提炼出的“两个凡是”，就是当年这种历史惯性的写照。

当年，有没有领导人用这“两个凡是”来压人？当然有。是不是华国锋？1981年的历史决议说是，2008年8月他去世时，中央发布生平说不是，学者研究的成果也说不是，这基本上是定论。

有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也有。比如，耿飚就说过，按照“两个凡是”，等于“四人帮”没粉碎。比如，邓小平也说过，按照“两个凡是”，他的复出就说不通。但是，私下质疑，只能代表个人认知的政治高度，要说对那时的政局有着转折性的影响，谈不上。耿飚主管宣传口，他不能这种质疑付诸行动；同样，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主抓科教，遇到“两个估计”的问题，也只能先绕道走（关于这一点，我在《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批准推翻“两个估计”》一文中已有论述）。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直至1977年底的大局势。

在这个大局势下，各行各业拨乱反正的步履不免蹒跚。但是，横向比较而言，教育界走在前边。改革既往的招生制度，就是最重要的表现。

1977年6月29日，教育部在太原召开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会前，教育部草拟《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草稿）》，报中央，并经华国锋“原则同意”，提交会议讨论，会后形成《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这个《意见》中，虽然招生原则依旧沿袭“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但在“七二一指示”这个“凡是”的框架下，左腾右挪，有四点重要的突破还是可圈可点：一是明确规定普通高校招生一般要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二是决定试招应届高中毕业生4000到-10000人（约占全国招生总数的2%-5%）直接上大学，并确定试招是为了“取得经验，明年推广”。三是强调重视文化程度，对考生要进行文化考查。考查也就是考试，方式是口试、笔试多种形式进行；四是确定有条件的高校招收研究生。8月4日，也就是邓小平主持科学和教育座谈会的那一天，教育部将《意见》报送国务院。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闭幕，邓小平正式复出。他主动请缨主抓科技教育工作。邓一直的主张是，高校招生要经过严格的考试。他有过几次私下谈话，都强调过这一点，这在《邓小平年谱》中有记载。在当年的大局势下，他对教育部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也表示同意。他说：关于恢复高考招生，“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逐步走向正规。他还说：“考试也要用主席的指示，搞开卷考试”。换句话说，在邓这里，恢复高考是1978年的工作日程，而不是1977年。这与华国锋的思路并无扞格。

但是，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将这个日程提前了。

查全性的发言和邓小平的插话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由邓小平召集，有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1977年8月4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座谈会是漫谈式的，在科学和教育如何适应四个现代化的大主题下，与会者自由发言，邓小平随时插话。

8月6日下午的座谈会上，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何东昌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插话虽短，与会者震动。

（1977年8月，邓小平与参会代表合影，（3排左8）为查全性。

随后，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发言，提出立即改进大学招生办法的建议，引发热烈讨论。

查全性的发言，以《必须立即改进大学招生办法》为题，刊登会议简报第9期。杨学为编辑的《高考文献》（下）也收录了这期简报。奇怪的是，这本书说是“文献”，却无视“文献”原貌，对发言者的名字全部用×××来取代，这让读者有时猜不出这个“×××”是查全性还是别人。我手头上有朋友提供的这份简报最后定稿的手写稿，照录如下，以给研究者提供完整的史料。

8月6日下午，武汉大学查全性同志在发言中，分析了当前大学招生中存在的问题，他强烈呼吁采取坚决措施，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切实保证招收新生的质量。

他说，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一是中小学的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但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了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名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

现行的招生制度，有四个严重弊病：（1）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那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去了招生名额，这是极不合理的。（2）从阶级路线上看，现行招生制度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他们如果没有特殊关系是上不了大学的，这一点比文化大革命以前还严重。群众反映说：“解放前上大学靠钱，十七年靠分，现在靠权。解放前，我们没有钱，现在没有权，靠分还能有份。” （3）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凤，而且越演越烈。据我所知，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但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制度不改，走后门不正之风刹不住。（4）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也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查全性同志还就改进招生制度，提出了建议。他认为：招生的总原则，应该是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要从制度上保证录取政治上、业务上优秀的青年，要不拘一格选人才。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报考招生制度，并应体现以下精神：（1）名额不要下到基层，由省、市、自治区掌握。现在名额分配上很不合理，走后门很严重。“多的撑死，少的饿死”。（2）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漏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的成绩，可以看出学生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3）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志愿选择专业。学生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也可以从社会青年中招。有些人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上达到了高中的程度，可不受资历的限制。各级领导、各单位，对于确有培养前途的优秀青年，要支持他们报考大学，不得阻挠。查全性同志认为，只要采取了这些措施，今年新生的质量，就会大为改观，收到十分显著的效果。查全性说，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插话踊跃、情绪热烈，对招生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数学所吴文俊、长春光机所王大珩、上海有机化学所汪猷、科技大学温元凯等许多同志，先后都发了言。他们都表示赞同查全性的意见，建议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不然，又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格的，浪费损失可就大了。

专家们的意见感染了邓小平，他当即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的及吗？刘说，推迟招生，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

（刊登查全性发言的简报第9期最后定稿）

这期简报没有反映邓小平的插话内容。当年在教育部工作的海南省原副省长辛业江老人，对这次座谈会有详细的笔记，内中有邓小平的插话，摘录于下：

当查全性等同志纷纷建议尽快改变先行招生办法时，邓小平说：

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过去允许自报三个志愿，到学校后再分专业。如果来得及就从今年开始改，不要耽误。招生十六字方针可以改一改嘛。

当温元凯建议把十六字方针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时，邓小平说：

你的十六字比较好。你的第二句话有点问题，比如他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脾气坏些，领导不同意怎么办？我取你的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基本符合提高的要求。

当查全性谈到要在青年中做好思想工作，使之认识到上山下乡光荣，上大学也光荣时。邓小平说：

现在主要是想升学的多，主要是有些不合格，要考试，选研究生也考试。

这样，在邓这里，恢复高考的日程提前了。

华国锋积极支持

在当年的大局势下，恢复高考直接与“七二一指示”相冲突。邓小平只能向中央提出建议，最终拍板权，在一把手华国锋和政治局手中。于是，座谈会后，一系列呈报程序开始了。

8月13日，教育部再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重新研究落实1977年招生工作。

8月18日，教育部报送《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决定将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招生推迟到1977年第四季度进行，录取新生于次年2月底前入学。邓小平当即批转中央常委及相关负责人：“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华主席、叶副主席、（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吴德、（余）秋里、谷牧同志核示。” 当天，华等均圈阅同意。

9月6日，邓小平就大学招生等问题再次致信中央常委“国锋、（叶）剑英、先念、东兴同志”：“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如何才能避免大的波动，办法正在研究，方案拟定后，拟先送请批准。此件连同中小学教学计划草案，送请你们看看，供作考虑之用。”

因为如邓小平所言“招生问题很复杂”，正在召开的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争论不下。当时，让教育部和中央感到挠头的事，还不是“七二一指示”，而是社会安定的问题。既然如邓所言“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那就涉及到上山下乡的一千二百万知识青年了。这就触动到当年最敏感的社会神经。此时，知青返城暗流涌动。如果恢复高考，会不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所以，会期一拖再拖，难以决断。直到9月25日，这场建国以来会期最长、整整开了44天的招生工作会议才落下帷幕。后来有人这样描述这次招生会议：“召开时，京城酷暑难耐，蝉鸣如涛；散会时已经是金凤送爽，月明中秋。”

10月2日，刘西尧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的意见》报送邓小平，请“审阅指示”。10月3日，邓致信华国锋：“此事较急，请审定后，拟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如何，请酌定。”4日，华圈阅并批示：“东兴同志请印中央讨论，文件送政治局同志。”

10月5日会议

马不停蹄。第二天，也就是10月5日，华国锋就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恢复高考的“高等学校招生文件”和红旗杂志评论文章。关于后者，即教育部批判“两个估计”的文章，我在《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批准推翻“两个估计”》一文中已有论述，有兴趣的读者可点击标题阅读。

会议关于高等学校招生文件的讨论，辛业江笔记中也有详细的传达记录。会上，华国锋在发言中，阐述“全国高校招生，这件事很重要”的观点。关于安抚知识青年的问题，从华国锋到其他与会者，都有议论，并提出建议。

华国锋说：“这几年工农兵学生的质量是低了一些，但在讲法上要注意，保护他们一下，因为不是他们的责任，不要把他们搞得灰溜溜的，要帮助他们补习一下。”

徐向前表示赞成：“说清楚了，他们更加仇恨‘四人帮’”。

华国锋接着说：“这次招生是新办法，是文化 大 革命后的第一次，要搞好宣传，特别要处理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问题，不要注意这一方面，上山下乡又不安心了。招生只有百分之一，还有百分之九十九在下面。”

与会者都感到这个问题重要，议论纷纷：

李先念说：“考上了光荣，考不上也是光荣的，你团结了二十万，得罪了千百万，这可不得了。”

纪登奎说：“要专门说这个问题，不要搞得大家不安心，百分之九十九考不上的人，工作要做好，要统筹安排，否则有阻力，会扭住你不放。”

邓小平也说：“这个问题要说一说，要说够。”

尽管有这样那样难以预料的问题，但是，华国锋还是支持恢复高考，他明确表态：“这次招生就这样定下来”！会议一致通过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如果要说“一锤定音”，华国锋的话才应该是恢复高考的一锤定音。而且，就在当天，华还与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一起接见了出席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

10月7日，邓小平在教育部修改后的《意见》上批示：“我看可以。华主席、剑英、先念、东兴、方毅同志核示，退教育部。”当天，华国锋圈阅同意。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该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10月21日，《人民日报》刊发题为《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消息，标志着中断十多年的高考制度正式恢复。

结语

从恢复高考的决策过程看，邓小平先改变己见，将恢复高考日程提前到1977年，华国锋积极支持并最后拍板，中央主要领导即达成一致意见。

前边说过，关于1976-1978年的历史，各种版本都充斥着“两个凡是”是华国锋的“政治主张”。可是，若华果真如此，恢复高考断然不会如此顺利。在这件事上，华并没有坚持所谓“两个凡是”。他虽然“原则同意”1977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的“意见”，但仅隔2个月，就转变了态度，支持邓有关恢复高考的建议。对邓上报的所有文件，华都及时处理，或在当天或第二天就圈阅同意。

历史是复杂和多面的，如果有意或者无意忽略历史的渐进性和史料的多元性，叙事就只能是单一性原则；而单一性原则所得出的结论，必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恢复高考决策这件事上，华国锋和邓小平一样，都有顺应民意的可贵政治品格，不应厚此薄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