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永平告诫年轻人：不要埋怨时代？

前段时间段永平跟王石的采访中，大家只把目光投向了王石（详见：），但是段永平的发言其实也有很大的争 议， 比如最近关于个人奋斗与时代红利的话题。

每代人的机会是一样的？

在2025年底的一次采访里，有人问段永平：“现在很多人觉得中国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批人最幸福，因为他们几乎赶上了整个改革开放。你怎么看？”

段永平的回答很直接：“绝大多数的成功，都是因为自己的努力。社会给每个人的机会和条件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他还反问：“说‘时代造就了某个人’是不对的，因为那个时代有那么多人，怎么就造就了你呢？这种说法等于把别人的成功归咎于社会不公平，这样他们真的能感觉好一点吗？我不太理解。再说，改革开放有红利，那你怎么就不吃呢？”

这段发言登味十足，舆论被彻底引爆。

投资界的人肯定都听说过段永平——他是小霸王、步步高的创始人，也是 OPPO、VIVO的幕后推手，还因为投资网易、苹果、茅台等案例出名。他的成长路径和选择，确实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成就了他的成功。但这不代表他说的每个观点都绝对正确。

他的这段话其实有两层意思：

第一，成功离不开自己的努力，这句话没毛病。“时代造就某个人”这种说法肯定不对，从个人角度看，我们还是要努力，要相信奋斗的力量。而且，总说“时代造就了马云”这种话，其实是在否定企业家精神。

第二，“社会给每个人的条件和机会都一样”这句话，就值得商榷了。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时候大家都穷，个别人好一点，但没人条件多好，都是靠自己。可这话放在他采访对面的万科创始人王石身上，就不一定合适了（大家去了解下王石岳父背景就知道了）。

家庭的托举其实有很多类型，比如经济上的、社会关系的，还有文化方面的。就算像段永平这样的例子，他父母没直接给他政商关系或者财富积累，但也不能说他是“普通家庭”出身。他爸妈都是大学老师，这本身就不一般。尤其是他妈，是50年代北师大的大学生——你想想，那个年代的女性大学生有多稀缺？比现在的教授、博导还金贵。说白了，这种文化上的资本很厉害。

而且他父母从不打他，也不逼他做什么，从小就给他很大的安全感。放在那个物质和精神都匮乏的年代，这种家庭真的很罕见。说到底，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在父辈的基础上往前走，真正完全靠自己白手起家的，几乎没有。

走入社会后看得多了，也开始特别关注阶层这个问题。以前我是“我命由我不由天”，觉得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现在我依然这么认为，只是加了一点修正——每个人的起点是不一样的，这点必须承认。

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马云带着“十八罗汉”在他家里创业的故事，但90年代能在西湖边买商品房，是什么水平？更何况，那时候他已经多次创业了，普通人一开始根本撑不了那么久。

哪怕是看起来农村苦出身的俞敏洪、刘强东，他们的家庭背景也不简单。听说俞敏洪的妈妈在80年代就是当地的第一个万元户；而刘强东，那个被传说是带着乡亲凑的鸡蛋去上学的，其实父母做生意很有头脑，90年代他亏钱的时候，爸妈能一下子拿出二十多万帮他补窟窿。

面对这样的问题：“成功的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有人吃到时代红利？”段永平觉得很不理解，觉得这是失败者的自我安慰。但有时候让人感觉好一点，这其实就很重要。只是已经登高望远者，也不要忘记共情底层的人。

段永平眼中的世界是：时代给每个人的条件和机遇都是一样的，只要努力就能成功。

没有背景的年轻人眼中的世界是：即使名校大学毕业，实习不错，外语流利，却发现一个体面的工作需要几百人竞争。如果你想在大城市安家，买一套房子要掏空六个钱包，而这套房子可能还会贬值。即使你得到了很好的工作，35岁又会面临职场淘汰。

有趣的是两者都没有说谎，更有趣的是两者都面临同一个社会。

时代红利变迁

如果现在给你个机会，让你穿越回80年代，你愿不愿意？有人可能会心动，有人可能直接拒绝。因为那时候条件真的挺“原始”的——没手机，打电话是稀罕事，坐飞机、上网更是少数人的特权，更别提现在的外卖和快递了。

但反过来说，80年代也是一个充满空白的时代。万元户都少见，社会像一张没画过的纸，你可以随便涂——只要你敢想、敢干，就有可能闯出一片天。

所以段永平那一代人，虽然他自己说过，28岁才第一次打电话，30岁才学会开车，但就这样的起点，他照样能做出小霸王、步步高，还能投资网易、苹果、茅台，二十多年前就实现财务自由。

说白了，他们那代人吃了两大红利。第一是国内制度改革的红利——从计划到市场，中间有巨大的套利空间。很多人总结，那时候创业拼的不是智商，是胆量。像段永平的小霸王，其实就是把任天堂的游戏机改个名，叫“学习机”，绕开进口限制，再用“寓教于乐”的概念打开市场。

这当然是创新，但本质也是利用了信息差，尤其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的差距。类似的机遇在当时真的很多——倒卖批文能发财，承包乡镇企业能发财，第一批开饭店、跑出租的个体户也能发财。不是大家多聪明，而是市场刚打开，供给远远不足，需求却爆棚，只要敢干，就有机会。

所以那时候流行一句话：“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真不是开玩笑。

再说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外部全球化带来的红利。2001年中国加入WTO，彻底进入全球分工体系，出口一下子进入黄金期，外资涌进来，技术也跟着进来了，市场全面开放。段永平投的那些公司，比如网易、苹果，其实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这些红利加在一起，导致那时候的努力回报率特别高，杠杆效应很明显。当然，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每个时代都在筛选人，但首先你得在那个时代“上车”。

而到了今天这一两代人，情况就不太一样了。首先是制度固化——市场经济的大框架已经搭好了，法制和制度环境比以前好得多，但同时也意味着制度套利的空间几乎没了。用大家常说的话就是——卷。你想开个餐厅？餐饮的失败率摆在那儿，市场上早就成百上千家店在抢客人。你想做个App？抱歉，头部平台已经把流量牢牢锁住。

不过很多人会说，现在的年轻人比段永平那个年代富多了。的确，我跟一些80年代的名校毕业生聊过，他们毕业只能被分配工作，甚至得回原籍，一个月几十块钱，连自行车都买不起。辞职还要领导批准，更别提出国、创业这些事了。相比之下，今天的年轻人起薪起码几千上万，出国旅行、买iPhone都不是问题。

但这里有个容易被忽略的点——幸福感是靠比较出来的。今天的年轻人，谋生确实容易，但要想发达就很难。生活算是轻松的，因为整体经济水平提高了，但成功的门槛却比以前高得多。

现在中国最焦虑的，其实不是那些真正的穷人，而是看起来还不错、但随时可能掉下去的“中产阶级”。他们可能有房、有车、有学历，但根基很不稳，一场病、一次裁员、一项政策变化，就可能让他们陷入困境。

这种不安全感不是瞎想，在这个时代，更多的人是面临阶层下滑的风险。社会上升的通道在变窄。北大谢宇团队在2022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研究就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的代际流动性呈倒U型曲线，先升后降。换句话说，排除工业化的影响，最近几年出生的年轻人，无论是职业还是教育上的代际流动，都在下降。

所以，段永平以及他上一代人，确实是通过个人奋斗改变了命运。但今天的年轻人呢？不可否认，大家已经不是站在一穷二白的起点上了，父母所在的阶层对子女影响很大。更现实的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显示，16-24岁的青年失业率在2022年7月一度达到19.9%。这不是因为年轻人不努力，也不是因为他们不优秀，而是经济增速放缓，新岗位减少，每年还有上千万毕业生一起抢工作。

再加上全球化退潮、逆全球化、产业链重构、贸易战、技术封锁……以前的风口，现在变成了逆风。那些曾经靠全球化红利发展的人，如今要面对内卷和出海的双重挑战。

在今天，努力的杠杆率大大降低。在很多行业，投入十分努力，可能只换来一分的回报。作为个体，想完全摆脱父母所在阶层的影响，变得越来越难，而且这已经成了全球的趋势。

全球性的阶级固化

斯坦福大学的拉杰·切蒂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他发现，1940年出生的美国人（也就是婴儿潮一代的父母），有92%的人在30岁的时候，收入已经超过自己的父母，这也是所谓的“美国梦”最辉煌的时期。

但是到了1980年出生的美国人（千禧一代），这个比例跌破了50%。换句话说，你收入超过父母的概率，跟抛硬币差不多。

更惨的是Z世代（1997~2012年出生），婴儿潮一代迟迟不退，千禧一代占住了中层岗位，房价和教育成本一路飙升，再加上GDP增速放缓，年轻人的收入和机会根本追不上上一代。

类似的情况在日本和韩国也在发生。日本的“废宅文化”就不说了，韩国出现了所谓的“N抛世代”——N代表无数，意思是放弃恋爱、结婚、生育、买房、社交、梦想等等。对一些韩国年轻人来说，他们觉得自己一出生就背着债——父母的债、学费贷款、公司的压力，整个人生就是在还债。所以他们有人说韩国就是“地狱”，甚至想逃离这个国家。这不是夸张，这是整整一代人的集体绝望。

在这种背景下，你还能像段永平那样轻松地问：“为什么是我吃到时代红利，你没吃到？”

确实，今天也有年轻的成功富豪，比如拼多多的黄峥、字节跳动的张一鸣，他们也是白手起家。但你不能忽视的是——成功的概率变了，心态也变了。而且这些人的存在，其实正好说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赢家通吃的时代——你成功了，可能拿走绝大部分蛋糕，但普通人想分到一小块，比以前难太多了。

段永平那个年代的成功，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他自己也经常提——就是没资源。他说当年创业的时候，既没人脉，也没人指导，全靠自己摸索。但反过来看，这反而成了他的优势。因为大家都没有资源，市场几乎是空白的，没什么竞争对手；没人教你怎么做，也就意味着你不用跟巨头硬碰硬，不用和资本博弈，更没有前辈跑在你前面挡路。只要你肯学、肯试，就有机会杀出一条路。

可现在不一样了。你想做一个好产品，光有想法远远不够，还得有资源、有人脉、有能力、有抗风险的底气，同时还要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整体经济环境的波动。有数据显示，中国创业成功率长期在10%左右，现在可能更低，比全球平均的20%还差一截。

我相信中国的创业者依旧很努力、很聪明，也很有企业家精神，但问题是——创业环境变了，已经从当年的蓝海，变成了现在的红海。换句话说，机会还在，但门槛和难度，已经完全不是一个级别了。

就算是段永平今天，能否复制昨日的成功呢？小霸王可能面临知识产权纠纷，步步高的“农村包围城市”策略今天会被电商平台碾压，甚至投资网易时的“全仓买入”机会，在今天可能面临更多竞争者，并且可能需要更规范的信息披露及合规要求。更不要说现在买入茅台，等待他的不是十年十倍，而是两年腰斩。

结语

段永平号称“中国巴菲特”，对比之下，巴菲特和他的合伙人芒格，对于年轻人的处境是足够了解的。芒格在生前最后一次播客节目（2023年10月的Acquired播客）中，当被问及当下年轻人投资求发展是否比他们当年难很多时，他说：“世界充满欺骗和疯狂，年轻人的处境变得越来越难。我们年轻时候投资的低垂果实到处都是，随便找个好生意，买入并长期持有就行。”他感叹，长期持有就能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不一样，竞争白热化，信息噪音太多，股市整体估值偏高，要找到低成本扩张的机会几乎不可能。

他的这次博客全文，我都放在了我的知识星球里面。我对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很 坦率地承认，如果现在是年轻的他开始做投资，一定无法取得现在的成就。

也许时代的剧本是给定的，也许这一代人的命运也是注定的，但是我们依旧可以选择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每个时代不同，时代红利也不会平等地分给每个人，当然 每个人的起点是不一样的 ；承认这一现实与结构性困境之后，依旧保持乐观主义，保持努力，这才是人生真正的价值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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