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1931年前后的那个寒冬,安徽巢县一条甚至连名字都快被人忘掉的破巷子里,上演了一出让人哭笑不得的荒唐戏。
一辆黑得发亮的轿车猛地刹在巷子口。
车门一开,走下来一位满身贵气的“大老板”,手里拎着精致的皮包,整理了一下衣领,迈着方步直奔一户快要塌了的农家院子。
院里有个小丫头正踢土玩,猛一抬头瞧见这么个气势汹汹的男人,那一瞬间,好奇心压根没冒头,剩下的全是害怕。
她调头就往屋里钻,一边跑一边带着哭腔嗓子大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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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
快躲起来!
那个讨债的又上门了!”
这一嗓子尖锐得很,直接把刚跨进门槛的男人钉在了原地。
这不仅仅是因为被人当成了催命鬼,更要命的是,那个把他当洪水猛兽的小丫头,是他的亲骨肉。
而他,正是这个摇摇欲坠的家盼星星盼月亮才盼回来的顶梁柱——李克农。
这画面,恐怕是那个年月最让人心酸的黑色幽默了:大名鼎鼎的“特工之王”,红色战线上的顶级猎手,好不容易回趟家,面临的局面比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潜伏还要让人下不来台。
外表光鲜得像个上海滩大亨,兜里却掏不出一块能给老父亲买米的袁大头。
这笔糊涂账,究竟是怎么算出来的?
若是不懂里头的门道,光看这架势,任谁都得骂李克农一句没良心。
瞧瞧他这身行头:西装笔挺,专车接送,皮包油光锃亮,举手投足间全是那时候“上等人”的派头。
再回头瞅瞅这个家:墙皮都掉没了,日子过得紧巴巴,甚至还得靠借债买米下锅。
在那兵荒马乱的世道,没钱就等于要把命交出去。
一家老小为了活命,借钱是常事,可还钱的日子却遥遥无期。
李克农进屋后,那一阵客套的寒暄根本盖不住满屋子的穷酸气。
临走的时候,最扎心的一幕来了。
老父亲把他送出门,浑浊的眼睛盯着儿子这一身富贵皮囊,终于没忍住,话里话外透着一股子哀求:
“儿啊,你这回回来,能不能给家里留点钱?”
老人的算盘打得很实在:你在外头混得风生水起,家里锅都快揭不开了,哪怕手指缝里漏一点,也够全家老小喘口气的。
这会儿,摆在李克农面前的路其实只有两条。
第一条,掏钱。
哪怕身上没现大洋,把手腕上的表撸下来,或者把那身高档西装当了,再不济挪用一点随身带着的公款,都能解了家里的燃眉之急。
第二条,硬扛。
硬着头皮认下这个“空壳大款”的名头,让老爹心寒,让闺女接着过那种听见敲门声就发抖的日子。
换做旁人,看着老父亲那张满是皱纹的脸,八成会选第一条,哪怕砸锅卖铁也得凑点。
可李克农偏偏选了第二条。
一个子儿都没给。
不是不想掏,是真掏不出来。
这里头藏着一本极其残酷的“职业账本”。
李克农那时候明面上的身份,是打入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特务股股长”。
在上海滩那种吃人的名利场,还得在特务堆里打滚,这身行头就是他的防弹衣。
这套西装,那辆车,甚至手里的皮包,在特工的生存逻辑里,压根不是私产,而是“武器”。
就像战士手里的步枪、战壕前的铁丝网一样,那是组织发给他用来晃瞎敌人狗眼的道具。
要是他把这些家伙什变卖了贴补家用,这就不仅仅是犯纪律的事儿了,简直是在自毁长城。
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特务股长,在上海滩那种地方,活不过三天。
于是,他只能强忍着心里的酸楚,眼睁睁看着父亲眼里的光灭下去。
他兜里确实比脸还干净,所有的风光都是演给敌人看的,而所有的穷困和误解,却只能留给最亲近的家里人。
这种近乎“绝情”的决定,到底值不值?
要是光算家里这笔账,那是赔得底掉。
亏欠了爹娘,亏欠了闺女,甚至连“父亲”这层身份都快保不住了——闺女压根不认他,只当他是个可怕的讨债鬼。
可要是把账本翻个面,看看如果不这么干会是个什么下场,你就能明白李克农这种“职业性冷酷”到底有多关键。
就在李克农这回探亲前后脚的功夫,上海那边出了个捅破天的大篓子。
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被抓,紧接着就叛变了。
这顾顺章可不是一般的虾兵蟹将,他脑子里装着中共中央在上海几乎所有的核心机密,领导人住哪、怎么联络、行动规律,他门儿清。
一旦顾顺章把嘴张开,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就会面临灭顶之灾,搞不好会被人家一锅端。
就在这节骨眼上,李克农那身“光鲜亮丽的行头”和平日里苦心经营的“阔绰人设”救了命。
正因为他潜伏得够深,正因为他看起来太像“自己人”了,当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传到国民党内部时,李克农是头一波拿到情报的人。
那是一场跟阎王爷抢时间的生死赛跑。
李克农没敢耽搁半秒钟,利用自己身份的便利,火速把这份要命的情报送了出去。
后头的事儿,那是惊心动魄。
就在敌人动手的最后关头,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迅速转移,机关紧急搬家,切断了一切顾顺章知道的线索。
等国民党的抓捕队像饿狼一样扑向一个个秘密据点时,除了空荡荡的屋子和一地灰尘,连个人影都没抓着。
这笔账要是算下来,结果就太吓人了。
如果李克农当初为了贴补家用,把行头给卖了,或者因为没钱装门面被人看扁、踢出了核心圈子,他就不可能接触到这么核心的情报。
要是没拿到这份情报,咱们党在上海的整个中枢大脑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那个把爷爷吓得直哆嗦的“债主”,那个在老爹面前一毛不拔的“不孝子”,其实是在用另一种方式,给这个国家,也给这个小家,甚至给千千万万个家庭,死死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线。
这种把自己撕裂的生活,对人的折磨那是没法形容的。
李克农也是血肉之躯,是安徽巢县书香门第走出来的读书人。
早年间,父亲有一份体面的差事,家里底子还行,他受过教育,并非生来就是铁石心肠,能忍受这种骨肉分离和被人误解的苦。
但在干上特工这一行的那一刻起,他就必须把自己“劈”成两半。
一半是给外人看的:精明、圆滑、挥金如土的国民党高官。
一半是留给自己的:坚定、清贫、要把牙打碎了往肚里咽的共产主义战士。
为了家里人脑袋能在脖子上长稳当,他必须压住想家的念头,少跟家里联系。
不回家,是不想让特务的眼线盯上这个破院子;不掏钱,是因为每一分公款都有它的任务,绝不能挪作私用。
甚至连他的生活习惯都要经过严格的“政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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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出门前,都得把自己从头到脚检查一遍,生怕露出一丁点可能暴露身份的马脚。
这种如履薄冰的日子,他一过就是很多年。
直到很多年后,当李克农穿着将军服,站在授衔仪式上成为开国上将时,那段关于“讨债鬼”的旧事,才不再仅仅是个笑话,而成了一枚看不见的勋章。
那个小丫头后来终于琢磨过味儿来了,那天把她吓跑的男人,压根不是来讨债的,而是来还债的。
他用一辈子的隐姓埋名和对家人的亏欠,还了这个国家一个亮堂堂的未来。
李克农这辈子,没给家里留下什么金山银山。
但在隐蔽战线这本大账上,他算得比谁都精,也赢得比谁都漂亮。
所有的“狠心”,折腾到最后,都成了最大的“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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