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多年之后回忆：在所有被抓捕的人中，张志忠可称唯一硬汉

一个杀人如麻的特务头子，晚年最佩服的人，竟然是个死在他手里的共产党。

这事儿听着邪门，但白纸黑字就写在国民党保密局头子谷正文的回忆录里。

他这辈子经手的“共谍”没一千也有八百，软骨头、硬骨头他都见过，可唯独提到张志忠这个人，他的笔锋里没了往日的轻蔑，反倒多了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敬畏。

谷正文，这名字在五十年代的台湾，就是悬在人头顶上的一把刀，随时都能落下来。

他手下的保密局，专门干的就是挖地三尺抓“匪谍”的活儿。

那年头，整个台湾岛上风声鹤唳，抓进去的人，能囫囵着出来的没几个。

谷正文见过太多信仰在老虎凳上土崩瓦解的场面，也见过太多同志为了活命，抢着互相指认的丑态。

在他眼里，人性这东西，在生死面前，比纸还薄。

然而，张志忠是个例外。

这个例外，让谷正文记了一辈子。

故事得从1949年底说起。

那时候，国民党刚败退到台湾，脚跟还没站稳，心里慌得很，第一件事就是搞“大清扫”，要把岛上的中共地下组织连根拔起。

当时中共在台湾的头号人物叫蔡孝乾，台湾本地人，还是个走过长征的老资格，按理说，这应该是块最硬的骨头。

结果，这块骨头脆得很。

1950年初，蔡孝乾被捕了。

谷正文亲自审他，没用什么大刑。

老蔡同志在审讯室里，既没骂娘也没喊口号，琢磨半天，提了个要求：想吃一客台北“波丽露”西餐厅的牛排。

谷正文一听，心里就有底了。

一个革命者，命都快没了，脑子里还惦记着西餐厅那口吃的，这人的骨头能有多硬？

牛排送来了，热气腾腾，香得很。

蔡孝乾吃得也香，吃完嘴一抹，就把他亲手拉起来的队伍，从上到下卖了个干干净净。

一张四百多人的大名单，成了他的“投名状”。

这一下，就跟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似的，整个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简称“台工委”）哗啦啦地倒了。

副书记陈泽民，一开始还挺硬气，被抓时把一份名单嚼碎了吞进肚子。

可当特务把他老婆孩子带到跟前，拿枪顶着脑门时，这位当丈夫、当爹的汉子，腿软了。

宣传部长洪幼樵，更是没怎么费劲就点了头。

台工委的三个最高领导，蔡孝乾、陈泽民、洪幼樵，一个接一个地叛变。

这场大溃败，前后牵连进去一千八百多人，台湾的地下党组织基本上被一锅端了。

最绝的是，这三位前领导后来还被保密局请去当了“顾问”，专门研究怎么对付自己以前的同志。

从掌舵人，变成了拆船人。

就在这一片稀里哗啦啦的倒塌声中，有一个人，站得笔直。

他就是张志忠，台工委的武装工作部部长。

抓捕张志忠的过程，谷正文记得很清楚。

特务们在他藏身的中西大药房楼下，扮成卖烟的小贩，足足蹲守了三个月。

终于等到时机成熟，一帮人荷枪实弹地破门而入。

屋里没有想象中的鸡飞狗跳，也没有拔枪对射。

张志忠当时连鞋都没穿利索，看见这帮凶神恶煞的特务，他只是平静地看了一眼，说了句：“我知道你们要来，等你们很久了。”

没有求饶，也没有咒骂，就像在说一件早就注定了的事。

然后，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不像是在求情，更像是在交代后事：

第一，给我个痛快，让我死。

第二，我儿子还小，你们把他养大，千万别让他再沾政治。

谷正文后来在书里写，从听到这两句话开始，他就知道，眼前这个人跟蔡孝乾那帮人不是一个路数的。

张志忠不是不怕死，而是他心里有比命更重的东西。

从那天起，一场持续了四年的较量开始了。

这不是战场上的拼杀，而是一个人的战争，对手是整个特务机关和它背后所有的酷刑与心计。

谷正文把他能想到的法子都用上了。

先是来软的，许诺高官厚禄，说只要你肯合作，日子过得比蔡孝乾还好，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

张志忠听完，只是冷笑。

软的不行，就来更损的。

他们把已经叛变的蔡孝乾叫来，让他亲自劝降自己的老部下。

让昔日的领导来当说客，这不光是劝降，更是羞辱。

蔡孝乾到了牢房，支支吾吾地开了口。

张志忠压根没给他留面子，当着特务的面，指着他的鼻子痛骂他生活腐化，出卖同志，丢尽了革命者的脸。

一番话骂得蔡孝乾满脸通红，灰溜溜地跑了。

文的武的都用尽了，张志忠的嘴还是比铁还硬。

谷正文的审讯室，对张志忠来说就是地狱。

老虎凳、电刑、往指甲缝里钉竹签、往鼻子里灌辣椒水，能上的刑都上了个遍。

前后七次重刑下来，张志忠被打断了三根肋骨，肺部严重感染，人已经脱了相。

可他愣是一声没吭，没供出一个同志的名字，没透露一点组织的秘密。

最狠的一招，是心理折磨。

特务们把他只有十岁的儿子带到监狱，不让他见，就让孩子在牢房外面的院子里玩。

他们想用父子天性这根最软的弦，来崩断张志忠的意志。

张志忠隔着铁窗，只是默默地看着儿子玩耍的身影，把所有的心痛和不舍，都咽回了肚子里。

这块骨头太硬，连蒋经国都惊动了。

他亲自到监狱里见过张志忠两次，想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可不管谁来，张志忠的回应都只有一句话：“让我快点死，就是对我最大的恩惠。”

在牢里的四年，张志忠做到了零口供。

他自己不开口，还成了狱友们的精神支柱。

他告诉那些快撑不住的难友一句话：“早讲早死，晚讲晚死，不讲不死。”

这话听着简单，却是一句大实话，也是一种斗争策略。

特务机关留着不开口的人，是想继续挖线索，一旦你全说了，利用价值也就没了，离死也就不远了。

这句话，让不少动摇的人又挺了过来。

他没法在外面战斗了，就把牢房当成了战场。

每天天一亮，他就在牢里高唱《国际歌》，高喊口号，狱警冲进来就是一顿毒打，打完了，第二天他照样唱，照样喊。

他用偷偷藏起来的炭块，在墙上写下血书：“死，对于一个革命者，是多么无足轻重的事！

可是，我们不能死在耻辱里。”

1954年3月16日，台北马场町刑场，风很大。

44岁的张志忠走完了他的人生路。

行刑前，他拒绝了蒙眼睛的黑布，也拒绝了让他跪下的命令。

他就那么站着，平静地看着行刑的枪口。

枪响前，他用尽全身力气，喊出了最后一句话：“新中国万岁！”

一个人的战争，打完了。

他没能活着看到他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却赢得了对手一生的敬重。

谷正文在回忆录里评价他：“有骨气，是条汉子。”

甚至还补了一句，要是共产党里多几个张志忠这样的人，国民党早就完了。

只是，英雄用命守护住的信仰，却没能护住他的家人。

他的妻子季沄，也是一名坚定的地下党员，在他被捕后不久，于1950年就被枪决了，死的时候才29岁。

临刑前，她托人给丈夫带了句话：“要挺住。”

他们那个唯一的儿子，那个张志忠临死前还惦记着“千万别让他碰政治”的孩子，在父母双亡后，顶着“匪谍之子”的罪名，在白眼和欺凌中长大。

1968年，这个年仅21岁的年轻人，在一家小旅馆里，自己结束了生命。

他们的女儿，也在26岁那年因病去世。

张志忠保住了组织的秘密，保住了无数同志的命，却没能保住自己的孩子。

直到1998年，张志忠和妻子季沄的名字，才被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

而这个把他送上刑场的敌人，最后却成了给他立传的人。

谷正文的笔，让张志忠这个名字，没有烂在历史的尘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