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一辈子,是不是在临走前,会把自己最怕的事儿,在脑子里当成电影再过一遍?
没人知道。
但对陈诚来说,1963年那个秋天,这事儿八九不离十。
那会儿他正病着,躺在台北草山的官邸里,肝上的毛病折磨得他睡不安稳。
好不容易迷糊过去,人就掉进了第一个噩梦里。
梦里头,他好像年轻了几十岁,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指挥着千军万马,从海上冲向了大陆的滩头。
登陆异常顺利,顺利得让他心里发毛。
就在他下令部队继续往内陆打的时候,地平线上,突然冒出了数不清的解放军,跟潮水一样,红旗一卷,就把他的人马给淹了。
他在梦里大喊,却发不出声,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包了饺子,吓出了一身冷汗,人也醒了。
等他好不容易把狂跳的心压下去,再次睡着,第二个梦又来了。
这个梦更邪乎,没有枪炮声,也没有兵荒马乱。
他就一个人,穿着便服,好像是在哪个乡下地方视察。
可走着走着,就被一大群人给围住了。
这群人,一个个面黄肌瘦,衣服破得跟布条似的,伸着干巴巴的手,也不说话,就这么直勾勾地看着他。
那眼神,空洞得吓人。
他下意识地往口袋里掏,想摸点钱出来,给大伙分分。
结果,手在口袋里掏了个遍,从里到外,空的,一个子儿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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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梦,一武一文,一个讲军事,一个讲民生,就像是有人在他脑子里提前演练了一遍“反攻大陆”的结局。
这不是什么神神叨叨的预兆,而是他跟蒋介石大吵一架之后,心里头那点儿仅存的理智,在梦里做的最后一次汇报。
这事儿,还得从1963年夏天说起。
那时候的蒋介石,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他觉得大陆刚闹完“大跃进”,元气大伤,苏联老大哥又跟北京掰了,国际上正是个好机会。
他盘算着,该动手了。
于是,他把时任“行政院长”的陈诚叫到了士林官邸,开门见山,让他回去准备,八月份就“反攻”。
蒋介石以为,他这位最信得过的“辞修”(陈诚的字),会像过去一样,立正敬礼,领命而去。
可他没想到,陈诚听完,脸上的表情不是兴奋,而是凝重。
陈诚清了清嗓子,开口了:“‘总统’,反攻是我们的本分,可现在是不是时候,我觉得,要不再想想?”
就这一句话,点着了蒋介介石的火药桶。
他“啪”一拍桌子,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指着陈诚的鼻子就骂开了:“你这是什么意思?
怀疑国军不能打?
你这是动摇军心,给我搞破坏!”
那声音,震得屋里的茶杯盖子都嗡嗡响。
后来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里写,说对陈诚太失望了,“辞修对我反攻复国计划根本失去信仰心”,觉得陈诚完全不顾及他这个“统帅”的脸面,“可痛”。
他觉得陈诚变了,不像以前那么听话了。
可当时的陈诚,也是豁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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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面对的,不光是他的“总统”,还是他名义上的“干岳父”(陈诚娶了谭延闿的女儿,谭与蒋是拜把兄弟,故有此说)。
但他没怂,也站了起来,脖子都红了:“‘总统’这么说,就是怀疑我陈诚的人格!
我们反攻,不是去送死,最起码也得是拼命!
可我们拿什么让弟兄们去拼命?
光说把人运过去,船呢?
运输船都不够,你不给交通部门时间,他们从哪儿给你变出来?
两个人就这么在办公室里顶着牛,眼看就要彻底闹掰。
陈诚的日记里说,当时“正吵得厉害”。
还好宋美龄听见动静不对,赶紧跑过来打圆场,一边劝着蒋介石,一边给陈诚使眼色。
最后,总算是把蒋介石的火气给按了下去,把“马上动手”改成了“抓紧准备”。
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关于打不打仗的争论。
可往深里看,这根本就是两种想法的对撞。
一种,是蒋介石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在脑子里画出来的大饼;另一种,是陈诚这个当过兵、管过家的“明白人”,算出来的柴米油盐账。
陈诚敢当面跟蒋介石拍桌子,也不是一时冲动。
那会儿的他,早就不是当年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被称作“小委员长”的红人了。
他的位置,正一点一点地被挪走,好给另一个人腾地方——蒋经国。
时间往前倒,早在1949年底,蒋介石刚到台湾,脚跟还没站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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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掌控的特务机关就放出风声,说美国人要拿钱换人,条件是让吴国桢当“台湾省主席”。
这风声是真是假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冲着谁来的。
陈诚心里跟明镜似的,他当时正兼着这个职务。
与其等着被“请”走,不如自己识趣点。
于是,他主动请辞,把实权交了出去。
这只是个开始。
陈诚的儿子陈履安后来回忆说,国民党搞改造,中央委员从二十五个人砍到十六个,“就把和我父亲有关系的人全拿下去了”。
这刀法,快、准、狠,一看就是高手所为。
谁是那个高手?
大家心照不宣。
陈履安把话给挑明了:“政治上就是这样,你在那个位置上,你不走,后面的人就上不来,你就成了别人的目标。”
更让蒋介石心里犯嘀咕的,是陈诚跟胡适、梅贻琦这些自由派的读书人走得很近。
外头好事的人,把他们几个叫“商山四皓”。
这典故,蒋介石懂。
秦朝末年,四个老先生看不惯朝政,躲进商山里。
后来刘邦想废太子,还是靠这四个人出山才稳住。
蒋介石一看,好啊你陈诚,这是在学古人,给自己找后路,准备等我哪天不行了,出来辅佐“新君”?
还是想跟我儿子别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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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日记里写得咬牙切齿:“跟这些人搞在一起,怎么搞在一起?”
这一切,陈诚心里都有数。
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叹气:“老‘总统’对我期望还是很殷切,但是对我的疑虑实在是太深。”
一边用着你,一边防着你,这种日子,换谁都憋屈。
所以,当蒋介石提出那个不着边际的“反攻”计划时,陈诚的反对,就不光是一个军人对战局的专业分析了。
这里头,还掺杂着一个被架空、被猜忌的政治人物,最后的清醒和硬气。
他知道,这一仗要是听了蒋介石的,打输了,他陈诚就是头号罪人;万一打赢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那功劳也落不到他头上,反而更招猜忌。
横竖都是死路。
现在,再回头看他那两个梦。
第一个梦,登陆之后被解放军包围。
这不是瞎想,这是他血的教训。
想当年在东北,他指挥的几十万大军是怎么没的?
他跟解放军交过手,吃过大亏,知道对方的厉害。
他心里清楚得很,就凭台湾当时那点儿家底,几十万兵,几十条破船,冲过海峡,那不叫“反攻”,那叫“千里送人头”。
这个梦,就是他作为一个败军之将的本能,在警告他自己:别去,去了就是死!
第二个梦,被老百姓围着要饭,自己口袋里却一毛钱都没有。
这就更扎心了。
他当过“行政院长”,管过整个台湾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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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搞过土地改革,知道老百姓要的是什么。
他更知道,打仗打的是钱,是后勤。
当时台湾的经济,全靠美国人给的钱撑着,每年财政都紧巴巴的,哪有余钱去支撑一场规模浩大的战争?
梦里那个空空的口袋,不光是他陈诚的口袋,是整个蒋介石政权的口袋。
口袋里没钱,你怎么打仗?
就算侥幸打过去了,拿什么去安抚大陆亿万民心?
这两个梦,一个是军事账,一个是经济账、民心账。
两本账算下来,结果都是同一个字:输。
那场争吵之后没多久,陈诚的“行政院长”也干到头了。
他彻底成了一个闲人,在忧愤和病痛里,熬了不到两年就走了。
他用自己最后剩下的那点政治生命,给蒋介石那辆快要失控的战车,踩了一脚刹车。
这一脚,保住了台湾几十万士兵的命,也让那个风雨飘摇的小岛,免于一场灭顶之灾。
他死后两年,台湾街头的墙上,“光复大陆”的红漆大字,还在风吹日晒里,一层盖着一层地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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