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样板戏是空洞又虚假的，但对领袖的崇敬却是真诚又热烈的

1967年的冬天冷得刺骨，外头的街道却像是开了锅。

剧场里头，锣鼓家伙敲得震天响，《智取威虎山》正演到最要劲的地方。

台上的杨子荣扯着嗓子吼那句“甘洒热血写春秋”，声音大得连窗玻璃都在跟着颤，底下的观众把巴掌都拍红了。

把镜头切到上海的另一头，就在那个熏得乌黑的锅炉房边上，63岁的巴金正跟一辆运煤车较劲。

他裹着件脏得发硬的旧棉袄，推着那一车死沉的煤块穿过冻得梆硬的院子。

煤灰飘下来，像黑色的雪花一样落在他的白头发上，也渗进了他塞在贴身衣服里的那叠稿纸中。

这会儿，要是有人拦住他问一句：这罪遭得值吗？

毕竟就在几个月前，那帮年轻的红卫兵还挥舞着《红灯记》的剧本堵着他喊：你看人家李玉和一家，为了革命把命都豁出去了，这才是英雄！

怎么你写的人都那个德行？

怎么满脑子都是那种调调？

在那号年头，最聪明的活法就是把头低到尘埃里，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赶紧写几份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的检讨书，说不定还能少挨两下皮带。

可偏偏巴金心里的算盘，打得跟别人不一样。

手里虽然攥着把破扫帚，弯着腰在那儿一点点抠厕所地上的脏东西，他嘴里蹦出来的回答却硬得像块石头：“样板戏里的英雄那是神仙，不用吃饭不用睡觉。

可咱是活人，活人就得有爱，就得知道疼。”

这话现在听着没啥，但在那个恨不得把人供上神坛的日子里，说这话简直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这股子倔劲儿，可不是一两天练出来的。

要把日历往前翻，你会发现巴金这一辈子，其实就在死磕一道选择题：

是随大流做一个挑不出错的“正确”人，还是顶着雷做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人？

这笔账，他从头发还黑着的时候就开始算了。

把时钟拨回到1930年代的上海滩。

那会儿的巴金，早就名声在外了。

1929年，才25岁的他甩出一本《灭亡》，立马火遍了大街小巷。

书里的杜大心要把军阀那个烂摊子掀翻，虽说最后结局挺惨，但那股子要把天捅个窟窿的怒气，正好撞上了当时年轻人的心口。

紧接着他又把《断头台上》翻译过来，又是那种让人血脉偾张的革命路子。

照理说，只要顺着这条道儿往下走，既能赚吆喝又没风险，稳赚不赔。

谁知道他非要给自己找不痛快。

抗战那会儿，他在编那个《文学丛刊》。

曹禺把《雷雨》递到了他手上。

那剧本里写的是啥？

是乱伦，是压得人喘不过气的老封建，台词尖得能划破皮。

出版社的头儿一看稿子，冷汗都下来了。

这玩意儿要是印出来，上头能饶得了咱们？

是不是太阴暗了？

要不让他改改？

这时候，巴金站在了岔路口：是保自己的饭碗，还是帮这书搏一把？

要是把它压箱底，谁也挑不出理，毕竟兵荒马乱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可要是印了，雷劈下来全得他顶着。

巴金当场就拍了桌子。

他撂下一句话：“真金不怕火炼，好东西得经得住后人看。”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现在的安稳日子是不值钱的，但要是因为胆小埋没了好作品，那就是对不起历史。

后来的事儿大伙都清楚，《雷雨》成了抗战时期响当当的招牌。

那套《文学丛刊》后来一共出了86位作家的书，沈从文的散文、李健吾的小说…

每一本书的字里行间，都藏着巴金在油灯下熬红的眼睛。

他挑了那条满是荆棘的路，因为他觉得这买卖做得值。

一晃眼到了1957年的春天。

这又是个让人心里打鼓的关口。

上海作协开会，台上正放着样板戏《白毛女》的片段。

演喜儿的演员把红绸子舞得飞起，底下叫好声一片，热闹得跟过年似的。

在这种场面下，最“划算”的套路是啥？

是把巴掌拍烂，是跟着点头，是装出一副感动得不行的样子。

巴金坐在那儿，跟个泥塑似的，一声不吭。

他只是默默翻开笔记本，写了一行字：“硬拿阶级斗争的框框去套艺术，那是给活人穿寿衣。”

写完，他啪地合上本子，那句话也就烂在了肚子里。

看着像是认怂，其实心里亮堂着呢。

他早就警惕上了：当艺术变成了一道填空题，只能往里填政治口号的时候，这艺术也就没气儿了。

他对这种“公式化”的厌恶，根子在于他对“人”咋看的。

1942年在重庆，他听周恩来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事儿。

周恩来说文艺得为人民服务，得写老百姓的大实话。

巴金听进去了，而且琢磨得很透。

但他眼里的“人民”，不是报纸上那个干巴巴的名词，而是一个个有鼻有眼、会哭会笑的人。

这也是为啥到了1967年，哪怕是在扫厕所，他也咬死了那个理儿：人是有七情六欲的。

所以到了1967年，当舞台上的英雄一个个都不食人间烟火的时候，巴金只能去推他的煤车。

因为那个“高大全”的模子，他挤不进去，也不乐意挤。

在锅炉房受罪的日子里，他干了一件掉脑袋的事：写《随想录》。

这不光是身体受罪，精神上更是在走钢丝。

白天累得像头老黄牛，晚上还得像做贼一样，躲着别人的眼光，把那一小片一小片的纸头藏在怀里，偷偷记上几笔。

图个啥？

图发表？

做梦呢。

图稿费？

别逗了。

稍微不留神被翻出来，那就是罪加一等。

让他撑下去的，是1945年他在重庆见毛主席时留下的一个念想。

那回见面，毛主席提起年轻时候大伙都信过无政府主义。

那会儿巴金满脑子都是想把社会改个天翻地覆的热情。

可二十多年一过，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他在那些偷偷藏起来的文字里交了底：“每一回喊‘毛主席万岁’，我这心里都是实打实的。”

这不是为了表忠心还要走个过场。

这是一个读书人在荒唐透顶的世界里，想保住自己最后那点真诚——他不反党，但他死活不肯说假话。

他没用那些难听的词儿去骂样板戏，也没整那些长篇大论的道理。

他就像个记账的一样，把那些批斗会上乱喊口号的丑态记下来，把自己年轻时候追逐自由的样子记下来。

这些文字没啥花哨的修饰，就像把尺子。

一边是舞台上永远正确、永远打鸡血的样板戏英雄；一边是锅炉房里一身黑灰、偷偷记实话的巴金。

你瞅瞅，哪个更像个“人”？

1980年，那场大风暴总算是停了。

巴金到了杭州，开始着手改那本《创作回忆录》。

那天，电视机里正重播着《沙家浜》。

郭建光在里头唱：“等到那云开日出，家家都把红旗挂。”

76岁的老爷子坐在桌子前，手里的笔突然停在半空中。

他扭头跟边上的女儿说了句：“当年在重庆见毛主席，他说咱们以前都信过无政府主义。

现在回头看，真正的革命哪能把人性给革没了呢。”

说完，他又低下头接着改稿子，再没多言语。

这就话，算是给巴金这一辈子的账本画上了个句号。

从25岁写《灭亡》时候的一腔怒火，到中年出《雷雨》时候的一意孤行，再到晚年煤堆里藏着的《随想录》。

他这辈子，其实就忙活了一件事：

当全世界都想把他变成一个冷冰冰的“符号”时，他拼了老命也要保住自己当个“人”的资格。

因为他心里清楚，红旗挂得满街都是确实好看，可要是屋里头住的人都没了人味儿，这红旗挂给谁看呢？

信息来源：

李怡.巴金:“安那其主义”中的家国情怀[J].社会科学辑刊,2024(2):205-211

本文部分生平细节整理自巴金《随想录》及公开传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