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裂的国土：为何伊朗国内的阿塞拜疆人，比阿塞拜疆还要多？

如果你站在伊朗西北部的阿拉斯河岸边向北眺望，河对岸就是阿塞拜疆共和国。两岸的崇山峻岭在地貌上几乎没有任何区别，甚至两岸农民口中念叨的民歌调子都如出一辙。

但在地缘政治的版图上，这条河却是当今世界最吊诡的裂痕之一。

2024年5月，伊朗总统莱希在执行公务途中坠机身亡，失事地点就在东阿塞拜疆省。当时，他刚刚结束与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在边境水坝的会晤。这次外交活动背后的张力，远比新闻稿上的嘘寒问暖要复杂得多。

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事实是：作为主权国家的阿塞拜疆，人口约为1000万；而在其邻国伊朗，生活在境内的阿塞拜疆族人却多达1500万至2000万，甚至有研究机构认为这个数字接近3000万。

这意味着，全球三分之二以上的阿塞拜疆人，实际上是伊朗公民。

这种“主体民族在外，少数民族在内”的奇观，绝非简单的移民迁徙，而是一段关于帝国崩塌、民族重塑与地缘野心的血色往事。要理解这个现象，我们不能只看现在的地图，必须把历史的进度条拉回到那个铁与火的年代。

萨法维的遗产：谁才是伊朗的主人？

很多读者在接触中东史时，容易产生一个误区：认为伊朗就是纯粹的波斯。

实际上，现代伊朗国家的政治底色，很大程度上是由阿塞拜疆人涂抹上去的。

1501年，一个只有14岁的少年在今天伊朗境内的大不里士加冕，自称沙阿（皇帝）。他就是萨法维王朝的开创者伊斯梅尔一世。这个少年及其背后的“红头军”，本身就是讲突厥语的阿塞拜疆部落武装。

正是这群阿塞拜疆人，凭借弯刀和铁蹄统一了四分五裂的波斯高原，并强力推行什叶派作为国教。这一举动，不仅让伊朗在文化上从逊尼派的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中独立出来，更奠定了现代伊朗的国家疆域。

在大约三百年的时间里，伊朗的统治阶级其实是“讲突厥语的精英统治着讲波斯语的平民”。对于当时的大不里士，也就是今天伊朗东阿塞拜疆省首府人来说，他们觉得自己就是伊朗的正统，是帝国的脊梁。

此时的阿塞拜疆人，并没有所谓的“民族独立”意识，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个庞大波斯帝国的主宰者。

然而，大国博弈的阴影，正从寒冷的北方悄然降临。

土库曼恰伊的伤痕：被割裂的肉身

19世纪的罗曼诺夫王朝，正处于疯狂扩张的巅峰。沙皇俄国的南方战略只有一个核心：寻找暖水港，向南高加索和中亚渗透。

当时的伊朗处于恺加王朝统治下，虽然也是由阿塞拜疆族建立的政权，但在近代化改良后的俄军面前，这种老式的帝国武装显得不堪一击。

1813年的《古利斯坦条约》和1828年的《土库曼恰伊条约》，成了伊朗民族史上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根据条约，伊朗被迫割让了阿拉斯河以北的所有领土，包括今天的阿塞拜疆共和国、亚美尼亚以及格鲁吉亚的一部分。

这就是南北阿塞拜疆分裂的起源。

沙俄拿走的，是被称为“北阿塞拜疆”的土地；而伊朗保留下来的，则是“南阿塞拜疆”的核心地带，包括大不里士、阿尔达比勒等繁华的商业中心。

当时的沙皇俄国为了稳固统治，在北方大搞俄化教育，试图切断当地人与德黑兰的联系。而南方的伊朗，由于核心城市和大量人口仍在境内，并未觉得失去了“民族根基”，反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复仇主义情绪，认为北方是被夺走的失地。

这种地理上的分割，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化，最终让同根同源的人民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命运轨迹。

两条进路：苏维埃世俗化与什叶派传统

进入20世纪后，这种分野被意识形态彻底固化。

北方的阿塞拜疆并入苏联。在克里姆林宫的强力改造下，这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苏联在这里推行了彻底的世俗化，关闭清真寺，将阿拉伯字母改为拉丁字母，后来又改为西里尔字母。石油工业在巴库蓬勃发展，让这里成为了苏联最重要的能源基地之一。几十年的苏维埃教育，让北阿塞拜疆人的民族认同逐渐脱离了宗教，转而向现代民族国家靠拢。

而南方的阿塞拜疆人，在伊朗的版图中扮演了完全不同的角色。

他们没有被苏维埃化，而是继续坚守着什叶派传统。在大不里士，传统的巴扎（大集市）依然是经济命脉。这里的阿塞拜疆商人不仅富甲天下，而且在政治上极度保守，是伊朗宪政革命乃至后来伊斯兰革命的中坚力量。

这种差异导致了一个奇特的现状：今天北方的阿塞拜疆共和国，是伊斯兰世界中最世俗的国家之一，大街上随处可见衣着时尚的男女，宗教在公共生活中参与度极低；而南方的伊朗阿塞拜疆人，却是伊朗现政权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最虔诚的信徒。

在某种意义上，南方的阿塞拜疆人认为北方的同胞“变质了”，而北方的阿塞拜疆人则认为南方的亲属“落后了”。

压舱石：为什么伊朗境内的阿塞拜疆人不造反？

很多西方战略家一直抱有一个幻想：既然伊朗境内有这么大体量的阿塞拜疆族，只要煽动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伊朗就会像苏联一样分崩离析。

但这种想法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原因很简单：伊朗的阿塞拜疆人，从不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

在伊朗的政治结构中，阿塞拜疆人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这位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的老人，本人就有着阿塞拜疆血统，能够流利地使用阿塞拜疆语。在伊朗的权力高层，从教士阶层到革命卫队的将军，从大商人到知识分子，阿塞拜疆族的身影无处不在。

对于他们来说，德黑兰不是压迫者的巢穴，而是他们经营了几百年的家园。

这种“深度嵌入”的模式，让南阿塞拜疆的精英们意识到，维护伊朗的国家统一，就是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一旦搞独立，他们将失去对整个伊朗高原的支配权，缩水成一个小国家的边缘群体。

此外，宗教认同在关键时刻压倒了民族认同。伊朗作为一个什叶派神权国家，通过宗教纽带将波斯人、阿塞拜疆人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共同对抗西方的渗透和逊尼派世界的压力。

这种韧性，是很多单纯从民族视角看问题的观察者无法理解的。

巴库的野心与德黑兰的隐忧

然而，平衡正在被打破。

随着苏联解体，阿塞拜疆共和国实现了独立。在阿利耶夫家族的经营下，巴库凭借里海的石油财富迅速崛起。

尤其是近年来，阿塞拜疆在纳卡战争中大获全胜，不仅收复了失地，更极大激发了民族自信心。这种自信心很快转化为一种极具进攻性的地缘话语——“大阿塞拜疆主义”。

阿利耶夫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谈论“居住在境外的同胞”，虽然没有明指伊朗，但德黑兰听得如坐针毡。

伊朗的担忧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维度。

首先是土耳其的介入。作为阿塞拜疆的坚定盟友，埃尔多安始终梦想着构建一个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直达中亚的“泛突厥走廊”。如果这个梦想实现，意味着伊朗北部的民族情绪将被点燃，伊朗将失去对西北国境线的绝对掌控。

其次是以色列的暗棋。阿塞拜疆是向以色列提供石油的主要来源，而以色列则向阿塞拜疆提供最顶尖的无人机和电子战设备。在德黑兰看来，巴库已经成了以色列侦察和渗透伊朗的前哨基地。

最紧迫的则是所谓的“赞格祖尔走廊”。

阿塞拜疆希望开通一条穿越亚美尼亚领土、连接其本土与飞地纳希切万的走廊。如果这条走廊建成，伊朗与亚美尼亚的边界将被实际切断。这不仅意味着伊朗失去了通往欧洲和俄罗斯的一条重要陆路通道，更意味着伊朗在北方的地缘存在被彻底“合围”。

这种地缘上的窒息感，让伊朗不惜撕下“同宗兄弟”的面具，在纳卡问题上反常地支持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以此来遏制阿塞拜疆的扩张。

两种认同的终极赛跑

那么，这种“南多北少”的格局，未来会发生改变吗？

这里涉及到一个非常核心的命题：身份认同的赛跑。

在德黑兰，政府正在极力推行一种“伊朗民族”的概念。他们试图告诉国民：不论你说波斯语还是阿塞拜疆语，我们首先是什叶派信徒，其次是伊朗文明的传人。这种叙事在过去40年里相当成功。

而在巴库，阿利耶夫政权正在构建一种以“突厥血缘”为核心的现代民族叙事。他们强调语言的同一性，强调历史上被割让的悲剧，试图通过文化输出，影响南方同胞的年轻人。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南方的阿塞拜疆年轻人开始接触到北方的流行音乐、电视剧和民族主义宣传。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是伊朗政府最头疼的事情。

如果有一天，南方的年轻人不再认为“什叶派”是第一身份，转而认为“突厥语”是第一身份，那么伊朗的西北边疆将迎来真正的地震。

当年萨法维王朝的突厥勇士们为了统一波斯，不惜血战沙场。他们可能从未想到，几百年后，他们的子孙会被一条人为的边界线隔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互为对手。

伊朗境内阿塞拜疆人多于共和国，这是帝国扩张与收缩留下的地缘奇观，也是多民族帝国在现代化转型中留下的深刻烙印。

对于伊朗来说，这2000多万人既是财富，也是软肋。

只要伊朗还能维持其什叶派神权与波斯文明融合的叙事魅力，只要大不里士的商人们还能在德黑兰赚到钱，这种“大一统”的格局就不会动摇。

但地缘政治的板块一直在漂移。在土耳其的雄心、以色列的算计以及阿塞拜疆的新兴力量冲击下，阿拉斯河两岸的平静正变得越来越脆弱。

我们不应仅仅把这看作是一个遥远异国的人口比例问题。